編者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離世。

《晚年魯迅與民國政治文化》一書參照魯迅的日記、書信、雜文等，講述了他晚年精彩的戰斗歲月。那些魯迅與胡適、邵洵美、施蟄存等人的恩怨，與曾今可、崔萬秋等國民黨爪牙的驚險周旋，與許廣平的溫情，與瞿秋白、陳賡等人的惺惺相惜，都被一一記錄。

下文選自書中正文部分，有刪節。

晚年魯迅與民國政治文化

作者：郝慶軍 著

出版時間：2024年3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魯迅討厭琥珀扇墜、翡翠戒指之類的“小擺設”，對風景秀麗的江南不怎么賞識，這種美學上的傾向性固然與他的審美習慣有關，但主要還是峻急的現實和民族憂患使然。面對風沙撲面、虎狼當道的中國危局，魯迅在提倡戰斗的文章中寫道：“他們即使要悅目，所要的也是聳立于風沙中的大建筑，要堅固而偉大，不必怎樣精；即使要滿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槍，要鋒利而切實，用不著什么雅。

——第一章“北上探母”

王平陵雖然被魯迅痛罵，但也因此“一罵成名”。這里有兩則故事可供參考。

其一是說王平陵遭到魯迅的揭露和回擊之后，久久沒有發聲，卻獲得了國民黨當局的稱贊和表揚，稱他為“文藝斗士”。后來，國民黨政府成立“電影劇本評審委員會”，王平陵因此被任命為評審委員。1936年，陳立夫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中國電影協會”，委派王平陵主編《電影年鑒》。王平陵因此成為中國電影界的實權人物。

另一則故事更耐人尋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王平陵隨國民黨敗軍退入臺灣后，一時找不到固定工作，便以賣文為生。為了便于賣文，王平陵向人聲稱“魯迅曾罵過我”。這一宣傳頗見成效，許多人因此對他刮目相看。1950年5月，王平陵被《半月文藝》看中，擔任專稿撰述委員，獲得了一份體面且收入頗豐的工作。

——第三章“迎擊論客”

1936年與內山完造、山本實彥攝于上海新月亭

前文說內山完造是日本間諜，與魯迅暗中來往密切，魯迅自然與日本脫不了干系；此文則說內山書店是藏匿共產黨的窩點，也是一個偵探機關，經常收留和轉移共產黨，并把共產黨提供的材料轉送到日本去。針對這樣的謠言，魯迅坦白地說：“至于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除了把臆想說成事實之外，他們還善于給魯迅羅列一些無中生有的罪名，以期引起當局的注意。在《魯迅沈雁冰的雄圖》中，作者說，魯迅和茅盾掌控了《自由談》之后，組織人馬，打算組織一個團體，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這些話說得有鼻子有眼，內容生動，細節詳盡，什么王統照、葉紹鈞等文學研究會的舊部響應，創造社的田漢也率眾歸附，什么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不日便在“紅五月”中成立新組織等。這些生造的材料登載在報刊上，不明真相的民眾信以為真，上海的特務組織也循跡找上門來。5月14日，左翼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被秘密逮捕，湖畔派詩人應修人在被捕過程中墜樓而亡。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白色恐怖在上海文化界漫延。于是，《社會新聞》登出署名“道”撰寫的一則消息《左翼作家紛紛離滬》，推波助瀾，形成更加緊張的肅殺氛圍。該消息稱，5月間，上海文藝界似乎被左翼作家包辦了，但是，好景不長，自從6月下旬，上海暗殺之風盛行，非左翼的反共陣線開始形成，而左翼內部發生了分化。在這則消息中，“道”先生諷刺道：“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離開了上海。據確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

——第三章“迎擊論客”

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底的內山書店

1933年2月，曾今可出版了詩集《兩顆星》，其中有一篇署名崔萬秋的“代序”，極盡吹捧之能事。而奇怪的是，在7月2日、3日的《大晚報》和《申報》上刊登了崔萬秋的啟事，說《兩顆星》的“代序”不是本人所寫，乃是曾今可自己杜撰。這無疑是一件十足的丑聞，上海文藝界一時議論紛紛。7月4日，曾今可在《申報》上刊登一則啟事，說“代序”雖然不是崔萬秋特意寫的，卻是摘錄自崔氏的來信，集束而成，竭力為假借他人之手吹捧自己的丑事辯解。曾今可知道崔萬秋是國民黨復興社特務，不是好惹的，于是他在啟事中裝可憐，充當弱者，但又綿里藏針，諷刺崔萬秋以勢壓人，他說：“鄙人既未有黨派作護符，也不借主義為工具，更無集團的背景，向來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無法滿足朋友之要求，遂不免獲罪于知己。……（雖自幸未嘗出賣靈魂，亦足見沒有‘幫口’的人的可憐了！）”這樣的啟事實在是太有意味了。曾今可一面說自己是弱者，沒有背景，沒有黨派，一面說自己能力有限，不能滿足朋友要求，因此獲罪。魯迅在《序的解放》一文中諷刺道：“我們倘不知道這位‘文學家’的性別，就會疑心到有許多有黨派或幫口的人們，向他屢次的借錢，或向她使勁地求婚或什么，‘無法滿足’，遂受了冤枉的報復的。”

——第三章“迎擊論客”

在著名的《憶劉半農君》一文中，魯迅談到他參加《新青年》編輯會的時候，觀察胡適、陳獨秀與劉半農三人的不同風格做派，以凸顯胡適性格的內有“武庫”：“《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

——第四章“批評胡適”

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這是因為胡適很早就有做“帝王師”的情結。1922年5月，這位新文化領袖“拜見”了遜位的宣統帝。這件事在胡適的日記有詳細的記錄：“即日因與宣統帝約了見他，故未上課。”為了見皇帝，胡適不惜翹班，可見他對此極為重視。日記中繼續寫道：“十二時前，他（宣統帝）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到了神武門前下車，先在門外一所護兵督察處小坐，他們通電話給里面，說某人到了。……他們電話完了，我們進宮門，經春華門進養心殿。清帝在殿的東廂，外面裝大玻璃，門口掛著厚簾子；太監們掀開簾子，我進去，清帝已起立，我對他行鞠躬禮，他坐在前面放了一張藍段墊子的大方凳子上，請我坐，我就坐了。我稱他‘皇上’，他稱我‘先生’。”

胡適稱遜位的清帝為“皇上”，執禮甚恭，作為一位愛談民主和自由，極力反對集權和暴政的新文化人，這樣的行為做派，確實匪夷所思。

——第四章“批評胡適”

魯迅未記完的最后的日記

長尾與魯迅的相識是很偶然的。他在四川北路閑逛的時候，遇見一個日本婦女向他問路，因為他對上海的街道不熟，便無從回答，而此時，在他身后走來一個中年男人，用很流利的日語回答了那個婦女的問題。長尾于是記住了這個很親切的中國男人。

次日，他們再次在花園莊旅館偶遇。長尾遞上名片，自我介紹，中年男人說：“我沒帶名片，我叫周豫山。”因為住在同一樓上，長尾與周豫山很快親密地交談起來。第一次談話，周豫山談了很多美術方面的事情，從哥赫、郭剛、米勒的畫，談到羅丹的雕塑，又從日本的水墨畫談到廣重、歌磨的版畫。這時，長尾揣測這位周豫山是個美術家。

第二次談話，他們說起了醫學，從維生素、荷爾蒙、達爾文的進化論談起，一直談到天文學、愛因斯坦相對論、靈魂不滅等，長尾景和越來越覺得這個周豫山了不起。他們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長尾景和感受到了周豫山獨特的人格魅力，后來他才知道，周豫山就是大名鼎鼎的魯迅。為此，他寫下了著名的《在上海“花園莊”我認識了魯迅》一文，詳細記錄了魯迅怎樣一步步吸引他，給他教益和思想上的幫助，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魯迅對日本青年的態度和影響。

——第五章“隱蔽戰斗”

魯迅葬儀，胡風、巴金等十六位作家扶靈柩上車

兒島亨回憶魯迅給他印象深刻的一個場景，就是他對一個日本文學家狂妄地聲稱要替中國管理國家的無恥之言的堅決態度。

那個文學家對魯迅說：“貴國的政治、經濟都很混亂，國民非常痛苦。如將中國全部交給日本來管，豈不倒可使他們幸福嗎？”

魯迅聽到這話，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那可不行。這在日本看來即使很有利，但對中國卻是絕無好處的。我們的事，要由我們自己來做！”

面對日本侵略中國的企圖和做法，兒島亨曾回憶魯迅說日本人缺少幽默感，想法單純而好發火。性子急不好，日本人今后想要做的事情，中國人是早已經經驗過了的，他們不僅經歷過饑餓、疾病、政變等所有情況，并懂得如何應對。魯迅常常在日本朋友面前自豪地說：“日本人是聰明的，并善于模仿別人，對比之下，中國人好像愚笨似的，但中國人卻具有創造精神。”

——第五章“隱蔽戰斗”

“魯迅先生之墓”由魯迅年僅7歲的兒子海嬰題寫

魯迅在《自由談》上化名發表文章的事情被“文探”們偵知，主編黎烈文迫于壓力，不得不在欄目上登出告示：“吁情海內外文豪，多談些風月，少談論風云。”魯迅便更換了更多筆名。這時候用的筆名大概有40余種，著名的有隋洛文、豐之余、孺牛、葦索、旅隼、桃椎、游光、越客等，都有極深的含義。比如，“隋洛文”是反諷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取其諧音；“豐之余”是反諷論敵罵魯迅“封建余孽”，也是取其諧音；“孺牛”取自他的著名詩句“俯首甘為孺子牛”；“葦索”則是一種草繩，有以正壓邪之意；“旅隼”既是“魯迅”的諧音，又取經常遷居的飛鷹之義，表達憤世嫉俗、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的決心；“桃椎”是辟邪之物；“游光”為月光；“越客”指來自越地的旅客。

——第十章“打壕塹戰”

晚年魯迅與民國政治文化

作者：郝慶軍 著

出版時間：2024年3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郝慶軍，1968年生，山東肥城人。現任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魯迅研究、文藝理論和當代文化傳媒。出版專著有：《詩學與政治：魯迅晚期雜文研究（1933—1936）》《民國初年的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等。迄今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

內容簡介：

魯迅晚年的創作極為精彩，也因其深刻復雜的政治議題、愛憎分明的立場而引發了很多論戰和爭議，影響延續至今。《晚年魯迅與民國政治文化》重點敘述魯迅在1933年與胡適、邵洵美、施蟄存等人的論爭，以他進入《申報》隱身在上海租界進行文化活動為主線，勾勒出1930年代左翼文學、自由派和其他各種文化派別之間的交鋒與協商的文化圖景，進而從細處刻畫魯迅的文化形象。

作者深入論戰的歷史語境，爬梳史料，分析文本，描摹出魯迅晚年鮮活的樣貌，揭示魯迅論戰背后依據的深厚文化資源、文明自信力和現實根基，充分展現魯迅犀利的思想和他所領導的文化運動對當時社會的巨大影響。

- End -

成為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