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長征可以稱為人類革命史上的一大奇跡，三萬紅軍在前有狼后有虎、缺衣少食，藥彈貧乏的情況下翻雪山、過草地輾轉二萬五千里后，絕地逢生。這肯定是一大壯舉，其艱辛也是顯而易見的。

可是，紅軍主力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過后，實際上更大的困難是留給了在各革命根據地堅持不懈打游擊的隊伍，這一點，從陳元帥當初的一首“絕筆詩”中可以清清楚楚的感受到。

那時候，三萬守留軍隊在20多萬國民黨中央軍的圍殲下分別突圍，后來僅存1400多人來到粵贛交界處的油山地區會師，又慘遭伏擊與重兵包圍，陳元帥與項英相當于在荊棘叢中藏身了二十多日，，饑寒交迫，加上沒法與遷移出去的主要紅軍取得聯系。孤軍懸后，強敵環伺，慮不得脫，遂有《梅嶺三章》三首留于衣底以為明志。陳元帥革命的情懷與舍生忘死的革命意志都展露無遺，但那時候的艱辛也一覽無余。

嚴寒、挨餓、就醫難，彈少兵弱，對眾多的留守戰士來講是常態化，可最煎熬的是漫山遍野的失落絕望——打不掉對手的不斷圍殲，又聯絡不到主力部隊，加上“肅返”時很多革命根據地的負責人殘酷屠戮留在人們心里的陰影，讓很多人看不見希望，接連不斷的開始“溜號”，甚至投靠到國民政府，邁向改革的對立面面。

尤其是那些崗位很高的叛逃者對游擊隊帶來的傷害是巨大的——他們不但要承受走狗帶來的摧毀與屠戮，還要承擔心理上巨大的工作壓力。

就在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打得熱火朝天的時候，看不到希望的湘鄂贛軍分區總指揮長、第十六軍師長孔荷寵背叛投敵。主力部隊長征，孔荷寵的這一行為引起了一大批紅軍高級將領外逃。

不僅以前的老屬下一個接一個的投靠蔣介石，蔣介石還親自任命他們為剿撫大員，并且許多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也下山“投誠”。中間軍分區副司令龔楚、閩贛軍區司令員宋山泉、贛湘省委副書記兼贛湘軍分區司令員陳洪時、閩浙贛省委副書記兼閩浙贛軍區司令員曾洪易、閩贛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紅十軍副師長倪寶樹等依次背叛。

這種外逃“大員”對各革命根據地的影響是毀滅性的，他們中許多人搖身一變成了“剿撫”總司令，親身領著國民黨搜山、圍攻，殘害自己以前的戰友。陳洪時一手導演的“北山惡性事件”讓贛湘革命根據地的眾多地域基本上徹底變成了白區，許多縣的基層黨組織被連根拔，中央紅軍游擊隊之后十多年間都沒法在本地立足。

一邊是國民黨的趁火打劫，殘忍屠戮，一邊是國民政府政府對革命根據地推行的“攻心”戰略，“三分國防七分政冶”，籠絡施壓一齊上陣，還有一邊是叛逃者針對革命根據地致命性的毀壞，恪守南方地區三年陣地的項英、陳總、張鼎丞等遭遇的艱難、艱辛顯而易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