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犁，本名李玉生，遼寧人。詩人、評論家。出版詩集《大風》《黑罌粟》《一座村莊的二十四首歌》，文學評論集《烹詩》《拒絕永恒》，詩人研究集《天堂無門——世界自殺詩人的心理分析》；其中詩論集《烹詩》獲第三屆劉章詩歌獎和第十屆遼寧文學獎文學評論獎，《中國詩人》和《深圳詩歌》執行主編。

代序: 堅守并踐行本土詩學的精神和特質

——香港詩歌寫作述評

作者/李犁

當我被很多詩歌尤其是那些炫技的作品弄得暈頭轉向的時候，再讀香港詩人的作品，仿佛一股清泉從山澗流來，伴著清風，腦中的陰霾散去，給人一種心透神明之感。這不是說香港的詩歌多么的神奇，而是他們這些詩歌不隔不繞更不裝神弄鬼，就是我手寫我心，直接明了，一讀就懂，載情載道。又都是直接與生活碰撞時刮帶出的實時感受，是真正的觸景生情有感而發——這本來是詩歌寫作的常識，現在卻成為一種奢望，因為很多人寫詩就像制造，沒觸景而裝情，無感而瞎編。寫詩成了比拼誰的造句更驚奇和詭異，情感和意義被迫退場了。

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詩人這些及時及情及物的作品，就有了對我們漢語本土詩學堅守和實踐的價值，尤其在香港這個商業氣息濃重的國際都市，這種抒情意味的漢語詩歌寫作更為珍貴，并有詩化并為緊張的生活透析通風的作用。

也可能正是商業化壓迫的個人空間極其逼仄，人們更愿意也更容易直接吐露心聲，因為他們沒有大量的時間和悠閑的心態去專研中西方的詩歌流派和技藝。他們寫詩就是本能的傾訴，把內心堆積的風暴、雷霆、潮水和珍重的愛傾瀉出來，而且他們也沒想通過詩歌改變命運和得獎發財。

他們的寫作完全是個人的主旨，抒發自己的情志，即使有對公共事件的發言，那也是對世界談自己的看法，沒有必須的規定和目的。這種完全是以我為主的無功利的寫作，讓香港的詩人們很少在煉金術上嘔心瀝血。

對他們來說，寫詩就是用另一種方式說話，說心里話，說情感被感動被刺疼被喚醒的感覺和感慨，當然也有對高潔理想的憧憬，以及對不幸者的同情和對不公平的憤慨。而有話要說且真實真誠，就是最靠譜的技術，比如甄池安的《打工仔》，看似像日記，但每一句都是從心靈上刮血肉，最后這段：“一個月的薪水，二十四元，昨晚忘記塞進信封里/啊！應該捎回家了，媽媽還等著呢/媽媽請收，兒子想念你啦，一封由廣州郵遞到開平鄉下的信件/里面夾著十元錢，和融化在信箋上的淚痕”。這是打工者的命運書，不用任何雕飾，非常有感染力。

還有用歌詞的節律寫詩的陳如琴，她的幾首直接感嘆情感的詩，不僅句句走心，而且直接讓我們也跟著破口而出：“……月兒不歸：白了發，無所謂/月兒未歸，我也一直不回/孤獨萬年/今夜，又為了你買醉/誰先動心誰先犯了罪/風催我歸去依然買醉/月兒不歸我不回”。她用詩買醉，我們卻被她的詩陶醉了。其中“誰先動心誰先犯了罪”，是經驗，更是發現，說明情感疾馳時能急中生智，而且更能催逼出高超的技藝和靈慧。

再比如冼冰燕《與石頭對話》：“與石頭對話/說出你所有的柔軟和堅硬/說出我與歲月對峙的所有過程/說吧！在這漫長的時光里如何一點點褪去棱角/說吧！在這具血肉的軀體內如何嵌入粒粒頑石……而我體內依舊攜帶著不規則六角形的痛/或許終生都將給予若有若無的折磨/只能逐漸學會與之共存，彼此擁有，互相寄居/說吧！你多么尖刻，而我這一生惟有隱忍”。詩中有深度的思，像從雜亂的石頭中提取金子，但沒有經過漫長苦思冥想的過程，而是因有了情感的沖擊力，讓其中的意義瞬間形成并被說破，而且很神妙，顯示出詩人成熟的技術和超人的感悟能力和天分。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這種審美就是：澄澈，即清徹見底。不是膚淺，而是語與義零距離。且恢復了詩歌的誦讀功能，隨著字詞在口唇間跳躍，詩意入心入味。切中了本土漢語詩學的核心，即王國維說的有境界的詩都是書寫真感情真景物。

另一方面，本土詩學最本質的思想內核是情與義，歷代漢語文學中也一直把有情有義的人和文學作品作為一種理想人格來弘揚和贊美。情與義彌漫在詩歌里，能讓文本紅潤、豐盈、清潔、溫暖。對于香港詩人來說，情與義就是他們作品的中愛，而且在每位詩人的作品中，愛都像一種熱流撲面而來。當然他們詩歌中的愛不只是暴曬的光，有時也低沉、曲折，甚至一時被烏云遮蔽。這樣的形態反而讓他們詩中的愛有了多重審美，并更深沉和真實。

比如寫鄉愁的詩，有的欣喜歡暢，有的九曲回腸。詩人喬凈雪《四年后，再回故鄉》有這樣一段：“獨自/徘徊在家門前/壩子上/貪婪地貪婪地/一步又一步/河畔，誰溜黑了我、發絲，誰吻亂了我、是誰？弄亂了我的仲夏”，激動興奮中有點恍惚，是自己的感情被故鄉的景物掀翻，但卻感覺是有人在搗亂——愛中有點酸，但更多的是回到故鄉的滿足和甜。

這種感情在李筱蓉那里《記憶中的上海》延續，她回憶在上海的普通生活的細節：“那一聲聲“囡囡”，/甜蜜溫柔，/如晚風輕拂枝頭/歲月倏忽，百轉千回，/故鄉仍在心尖。”這幸福雖然甜蜜，但永遠的失去了，所以甜里更多的是酸。

到了陳利平的“一葉一花，惹霾添塵/然，那「再見」兩個字/根本/不舍得說”，轉化成封口——用不說出再見的方式來保衛愛，表達不舍之情。類似的還有王廣田，他知道愛不能變現了，就把“鄉愁藏在記憶錦盒里/魂牽夢縈一生”。平靜中鄉愁被壓成結石，永遠地收藏在肝膽里。而劉祖榮將鄉愁轉化成對具體人的思念，在《悼念張詩劍老師》里，情感被鍛造成不動聲色又沉甸甸的劍，漫不經心中被感動被擊中，這就是深沉的愛。

與之相比，愛香港的詩就明亮多了，因為香港就在眼前，鄉愁隱蔽在熱鬧的生活中。而且幾乎所有的香港本土詩人都寫了香港，其中寶詩貝把香港的中秋月比喻成“香港的明眸”，那是皎潔的愛；而青之與香港互相映照：“朋友們/請多來探望我/我是/美麗的香港”，詩人與香港融于一體，這就是愛進骨髓了，是無我之愛；還有一種愛超越了地域和種族，比如章志文把《地球的眼淚》看成我們的眼淚，并希望“每顆心渴望被尊重被愛”，最美好最真實的愛就是：“父親回家，母親無淚/孩子笑顏如花”。這是大愛，是詩人給世界和平心靈相攜提供的方案和實體物。

相同質量的還有大力熊、春華、方心雨、鄭建軍，他們或以古韻今用，或以歌詞的節拍來為生活按上韻腳，用真誠和熱忱凈化人生，并把萬物鍍亮，讀來確有和風送爽，草綠花紅之感，這就是博愛，讓世界溫暖。所有這些表明，香港詩人們在用他們的詩為香港為大地和世界寫情書。

情與義構成了本土詩歌的倫理，其中義是真情的升級，有舍己為人的意味。顯現在詩歌中就是正義和真誠，坦蕩和犧牲，比如恒虹在《逝者已逝》中，對大眾對無名無緣無故死者的漠視發出怒吼：“逝者不知何亡/生命不及豬狗/有人偷笑/有人難得糊涂/奴性，令人類一夜變蠢”。憤怒出大詩，這是愛的極致。

我把這看成是香港詩歌的重型炮彈，是擔道義的鐵肩和俠義之作。證明恒虹有俠骨柔腸，前者讓他對非人道不合理的事物揭竿而起，后者讓他對卑微者投以關懷并予以拯救。同時說明詩歌有良知，技藝就顯得微不足道，詩人用行動寫詩并主動參與社會生活，詩歌就不再虛弱，而有用有效了。這也是本土詩學的精髓和特質。

但詩歌畢竟不是實際的武器，它的有用性就是用其中的情感和思想來啟發、哺育和柔化人的心靈，古人稱文以載道，西方哲學家叫“運思”。香港詩人們對真理和道的追索，以及思的運作方式，就是從狀物和抒情中淬煉出能喚醒和提升人心智的真理和思想。

比如向云在一首詩最后說：“銀河沒有歲月/有我的單行詩/永存不朽無情的愛/時間不覆存在也”，無情的愛才能永存不朽——這是他獨特的發現，又是對人類情感的總認識，很新奇，是頓悟，也是異思；陶陶用“傷口為傷口療傷”來揭示青花瓷美麗背后的本質，并作為世間一切清音的韻律，是深悟，也是喻思；慧行曄《徘徊》通過誕生與死亡交替，但四周的風景不變，抽象出“你我充其一生想去駕馭的/竟是我們所不能駕馭”的普世之道，是恍悟，也是真思；融如的《無題》，通篇都是用哲思來透視一種命運和真相，高潮處是：“疼痛和歡愉/形成一輪滿月/它正在竭盡全力/祭現天空的倒影”，是漂移的隱喻，是漸悟，也是反思；王伯泉《脫俗之美》：“紅塵一個‘淡’字/讓多少修行者怯步/比如黎明：不只是天亮了更是心亮了!”用可視之物來喻抽象之理，是互為喻體，是巧悟，也是透思；而秀實《甲辰春節》：“那人在小鎮忙碌著，蓋建大樓/購置三百多坪的別墅/然擁擠的文字有著孤單的命……/一個稻草人倒立于南方的水稻田上/無日也無雨，負手而行/撿拾擱淺的貝殼，遺忘了大海”。雖然沒有格言警句，但幾組意象傳達出的心情和意境，顯示出詩中有思：物質在擠壓著精神，而人只有走進大自然，并與之相融，才能獲得解放。這是流動的現代性的現狀和走向。秀實會寫詩，而且先詩后思，是大悟，也是詩思。

所有這些，說明寫詩就是妙悟。用海格德爾的意思來解釋就是詩把思帶到了人的身邊，而詩中的思一旦飛升，就猶如孤星照耀著大地和人類精神的隧道。我把這看作香港詩人寫作的特征和意義，也是所有漢語詩人的必由之路。

由于出版要求，未及談論更多的香港詩人，并非他們寫得不好，實在是篇幅所限，但我肯定他們的審美在我列出的框架里。在這里說一聲道歉，來日方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