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總統米萊，來了！

作為特朗普的鐵桿迷弟，阿根廷總統米萊在懂王勝選后的第一時間，就跑到懂王的海湖莊園拜碼頭道賀。

11月14日，作為同屬全球政壇右翼勢力的典型代表，特朗普和米萊再度同框，很可能在未來掀起一場美洲大陸的民粹主義狂潮。

就在兩人見面的前兩天，11月12日米萊在出席阿根廷企業家峰會上表示，10月阿根廷通脹率為2.7%，是三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米萊表示通脹下降速度遠超預期，本屆政府應對有效、舉措合規，并未侵犯私有財產，足以稱之為“阿根廷奇跡”。

但有趣的是，11月25日央視新聞總臺看世界欄目以“財政緊縮疊加通脹高企，阿根廷貧困率創二十年新高”為題，介紹由于阿根廷實行嚴格的財政緊縮措施、大量縮減社會福利開支，加上本國貨幣比索大幅度貶值及通貨膨脹率高企，阿根廷國內的貧困問題有了惡化的跡象。

又是“阿根廷經濟奇跡”、又是貧困問題惡化，阿根廷經濟到底怎么了？

它的今天又會給我們哪些啟示？

一、阿根廷的經濟

在經濟學界有一種說法：“綜觀歷史，世界上只有四種經濟體：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日本以及阿根廷。”

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后兩者。一個屬于絕地重生、一個屬于巔峰墜落。

比如，起始一手好牌，但最終越打越爛的阿根廷。

阿根廷坐落于南美洲東南部，國土面積達278萬平方公里，相當于新疆與西藏的總和。

而阿根廷人口只有4600萬左右，比韓國還少500萬，稱得上地廣人稀。

中北部以亞熱帶氣候為主，年平均氣溫在16至23度，降水豐沛。

出色的地理優勢，讓阿根廷孕育了全球四大黑土區之一的潘帕斯草原。

優越的農業條件，較少的人口，使得阿根廷農業經濟高度發達。

2022年，阿根廷大豆和玉米的出口額總計達到318.31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6%。

憑借農業經濟，20世紀的前三十年，阿根廷的人口、總收入以及人均收入均超越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可好景不長。地理優勢是補藥、也是毒藥，地處美洲大陸的阿根廷，在農業層面，恰恰和當時同為農業出口大國的美國形成了競爭。

20年代末，美國10年大牛市崩盤，進入30年代，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在全球經濟嚴冬之際，各大國普遍開始了搶被子的游戲。

也是在這一時期，阿根廷出現了兩件大事。

第一，為了提振本國經濟，美國開始向阿根廷出口而非進口牛肉和小麥，擠壓阿根廷的經濟命脈；

同期，由于在反殖民斗爭的過程中，革命不夠徹底，最終出現了軍人干政，自此國內政權開始動蕩，并正式進入了軍人和政客輪流當政的時代。

20世紀40年代，軍人出身的胡安·貝隆開始執掌阿根廷政壇。

作為阿根廷的傳奇人物，貝隆主張阿根廷應探索一條既非資本主義也非共產主義的“第三條道路”。

貝隆的經濟主張，屬于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通過政府主導，一方面把經濟的關鍵部門國有化，另一方面加快國內工業化進程、產業上努力擺脫對海外的依賴。

1947年，貝隆宣布了以“工業增長”為核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五計劃期間，阿根廷實施了大量的公共工程，以實現國家基礎設施的現代化。

例如將法國和英國擁有的鐵路國有化，現鐵路網絡得到了擴展。

到1954年，阿根廷鐵路總長度達到了12萬公里，修建了22座水電站，一舉成為當時全球的工業化新興大國。

不過，盡管阿根廷的進口替代政策初見成效。但工業保護主義、工農業剪刀差，讓本國商品價格居高不下，同期大量農民的收入又無法得到保障。

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模式，在短期快速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最終又引發了通貨膨脹。

期間，為了讓勞工消費得起越來越貴的商品，政府不等不跟著上漲工資和福利。

最終引發了工資和物價的螺旋上升。日后，蘇聯老大哥，也以類似的方式栽了個大跟頭。

屋漏偏逢連夜雨，由于軍政府的烙印，政府體系的腐敗問題也難以根除。

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府大量投資未能獲得預期回報。

在貿易保護主義之下，阿根廷企業未能實現產業升級，反而失去了創新動力、生產效率低下。這也讓阿根廷商品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顯著下降。

直到1962年，阿根廷的人均 GDP仍然高于奧地利、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這些歷經二戰的國家。

但政府開支不斷增長，國有企業生產效率低下，長期通脹高企，讓民眾怨聲載道，貝隆政府也由此垮臺。

此后的60、70年代，阿根廷左右兩派高度分裂，政治、社會、經濟劇烈動蕩。

以左翼貝隆主義者埃克托·坎波拉為例，他于1973年5月25日就職總統。僅一個月內就發生了600多起社會沖突、罷工和占領工廠事件。

就在這劇烈動蕩的大時代里，哈維爾·米萊出生了。

1970年，米萊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生。米萊的父親是一名意大利裔公交車司機，母親是一名克羅地亞裔家庭主婦。

70、80年代，伴隨著東亞日本、韓國工業的相繼崛起，阿根廷的工業化之路，在頻繁的政權動蕩之中最終宣告失敗。

1976年，阿根廷軍政府再次改弦更張，決定降低進口壁壘，放寬對外借款限制，阿根廷自此又開始了去工業化進程。

生長于動蕩年代的米萊，喜歡足球和搖滾，因其脾氣暴躁和言辭激烈而被昵稱為“瘋子”。

但在70、80年代，由于阿根廷的社會動蕩，叛逆、憤世嫉俗，是很多年輕人的共性。

進入90年代，由于政府干預失靈，阿根廷完全轉向了市場萬能主義。

政府通過大規模私有化和放松監管的政策，這導致本土企業大量破產。

90年代初的阿根廷，其工業化程度已降到了與20世紀40年代相似的水平。

這期間，米萊的家族卻開始發生巨變。趁著私有化的浪潮，他的父親從一個公交司機變身老板，收購了一家大型運輸公司，此后一路風生水起。

或許，也是這一因素，讓米萊在此后，開始放松政府監管、對企業私有化推崇倍至。

大學時期的米萊，獲得了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雙碩士學位。他在擔任大學老師的同時，還經常混跡于各類媒體、電視臺以及金融機構，以經濟專家的角色出現在大眾面前。

由于阿根廷的經濟改革一直問題重重，不是大幅通脹、就是大幅通貨緊縮，民眾對于政府的腐敗和無能抱怨也越來越多。

而米萊作為社會學和經濟學的專家，在阿根廷電視節目的各類節目中，依靠富有個性的熒幕形象和激進的改革觀點，而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

2018年的一份排名顯示，他是阿根廷接受電視采訪最多的經濟學家，這一年，他一共接受了235次采訪。

常年游走于媒體和高校的米萊，深知民眾們厭惡什么、想聽什么，也深諳影響輿論之道。

學而優則仕，聲名鵲起的米萊，最終走向了政治。

憑借著民粹主義的激進立場，在急需猛藥的阿根廷，他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就從議員做到了總統。而這時的阿根廷經濟，已經再次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2023年，由于連續三年拉尼娜現象，阿根廷爆發60多年來最嚴重的干旱，糧食產量較上一年大幅下降45%。

作為一個去工業化國家，阿根廷人為了維持現代生活和高效的農業生產，都需要依賴外匯進口。而阿根廷的外匯又主要來源于農牧業出口。

農牧業出口的銳減政府讓財政瀕臨崩潰，年通脹率高達142.7%，外匯儲備為負值，只能憑借借貸維持政府運營。

為了平衡政府預算，2023年11月上任伊始，米萊決定開啟他激進的經濟改革。

米萊在競選之初，就曾提到過阿根廷所面臨的問題。

第一，是貨幣的問題。阿根廷依賴商品進口，但本國貨幣由于經濟乏力而接連貶值，導致通脹的頑疾難以消除。

第二，是產業的問題。工業化失敗之后，國內增長失去重要抓手，單依靠農業，既不穩定、又缺乏彈性。

第三，政府管理的問題。很多部門腐敗、低效，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公平的問題，反而導致貧富進一步拉大。

盡管在競選期間，作為“脫口秀”風格的總統，不斷的通過各種夸張的政治話術，鼓吹民粹主義，吸引選票，比如，揚言要廢除阿根廷比索，直接使用美元。

但等他上臺后，其政治手腕和實際推行的經濟政策，要比他暴露在聚光燈下的風格成熟許多。

對于改革，既然政府腐敗、低效，那就裁撤政府部門、人員，縮減各類工程項目、政府補貼，節約國家開支；

既然國有企業沒有競爭力，那就進行私有化，同時放開本國貿易限制，允許廉價商品進入，既降低通脹、又倒逼國內企業改革。

在這個過程中，把政府節約出來的開支，拿來降低國內的各種稅費，增加市場活力。

二、帶給我們的啟示

如今，從米萊上任至今已經一年了，他的改革成果又如何呢？

開頭我們提到，米萊提到今年10月，阿根廷的通脹數據，減少到了2021年11月以來的最低水平。然而，真相卻是米萊玩了個數字游戲。

今年10月，阿根廷通脹數據同比增長193%！但環比上漲2.7%。舉個例子，一袋大米去年10月是100元，到了今年10月，已經漲價到了193元。

只不過，在剛剛過去的9月份，這袋大米就已經漲到了188元，10月相比9月，漲價幅度是2.7%。

難道這就能說明阿根廷通脹真的低了么？

真實情況是，米萊上任后，將本幣大幅貶值。官方匯率去年一次性對美元貶值50%，今年繼續貶值25%到1美元兌1000比索。

通過本幣貶值抑制進口需求、促進出口，平衡本國貿易逆差。

但由于比索貶值，阿根廷在今年上半年經歷了巨大的輸入型通脹，今年的物價水平相比去年，整整翻了一倍。

2024年上半年，米萊執政的前兩個季度，阿根廷的貧困率從近42%躍升至52.9%，創下200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國內民眾的怨聲載道，或許才是米萊急于抱特朗普大腿的關鍵原因。

當然，改革都有陣痛，僅從一年的維度來判斷米萊的成敗，似乎為時尚早。

但從貝隆時代的大政府、絕對保護主義，到米萊的小政府、絕對放任主義，這種政策的割裂對一個國家而言無疑災難性的。

而在貝隆和米萊之間，在60、70年的時間里，阿根廷的經濟政策，可以說，就是在兩個極端中不斷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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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從全球范圍內來看，類似阿根廷這樣的國家才是大多數。

我們甚至可以總結一套，失敗國家的標準動作。

政府腐敗、國企低效、貨幣貶值、通脹高企、民怨沸騰，為了應對，經濟政策的鐘擺，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政府放松監管、大量產業私有化、貧富分化進一步拉大，民不聊生導致政壇動蕩，從而再讓政策的鐘擺再次回擺到另一個極端。

一個國家就在這種負向螺旋之中，最終墜入無底深淵。

斯里蘭卡的崩盤尚有余溫、蘇聯的記憶也未曾走遠，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一眾第二、第三梯隊的國家，只能在社會劇烈的撕扯中茍延殘喘。

成功者固然可敬，失敗者才更能給我們敲響警鐘。

今天，在全球大國再次進入激烈博弈的十字路口的時候，阿根廷的慘痛教訓無疑值得我們借鑒和反思。

不過，從個人角度而言，米萊和他的家族是成功的。

從小司機到大富豪，從搖滾少年到國家總統，米萊家族的發跡史，在不斷墜落的阿根廷，本身就是一部少見的勵志故事。

而從他的經歷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深刻理解國家命運與時代走向，并從中找到合適的契機與切入點，對普通人而言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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