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

我們常說，認罪認罰具結，是要求嫌疑人、被告人對四個要素進行認可：犯罪事實、指控罪名、量刑建議、訴訟程序。這四個要素中，指控罪名、量刑建議最為大家所關注，畢竟這些關乎認罪認罰的本質——對罪（名）的認可及對（刑）罰的認可。

近些年來，我們在實踐中發現，認罪認罰具結本身已經口供化，個別檢察機關利用認罪認罰協商，誘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載有不利且缺乏證明的事實的具結書上簽字，以此變相獲得認罪供述。因此，許多律師同行在輔導認罪認罰具結時，也會關注具結書上的指控事實細節（尤其是在數額犯罪中，若具結書指控事實載明犯罪數額、獲利數額、被害人人數等信息時）。

然而，對于審理程序，很多時候大家反而并不關注。筆者本身并非程序辯護的擁躉，一直以來都堅持“程序辯護正在逐 步被解構”的觀點，但在認罪認罰具結中，卻呼吁大家都關注對審理程序的適用。

何為簡易程序？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符合 “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及“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 三種情形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而對比與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具有 審限短（20日）、法庭調查環節簡略 的特點，對于爭議小的案件，能極大限度的節約司法資源。

但現實中，“簡易程序”并不完全適合所有認罪認罰案件，原因在于， 不是所有認罪認罰案件都在指控事實上全無爭議，不少案件還需在庭審中對具體數額等信息進行法庭調查、核實。因此，相比于簡單、省略、快捷的簡易程序，選擇適用普通程序或許更為妥當，且亦有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年11月27日發布的《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若干問題》中規定“視情形對案件進行程序分流。一方面，檢察機關通過行使起訴裁量權，對符合條件的認罪認罰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訴處理，推動實現實體從寬和審前分流；另一方面，檢察機關要 依法充分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選擇權，就案件適用的速裁、簡易、普通程序與犯罪嫌疑人達成一致 ，由其在具結書中確認，從而推動實現審判程序的繁簡分流”。

上文所提，認罪認罰具結正呈現出口供化的趨勢， 個別檢察官 會 利 用認罪認罰具結填補特定事實上的 證據不足， 而所謂“有政策便有對策”， 辯護律師在應對這種“口供化”趨勢時，便會打一個擦邊球，要求認罪認罰具結書中，對事實認定部分盡可能模糊化，例如在某些數額犯（如稅務犯罪、詐騙犯罪等） ， 在具結書中承認大體的犯罪事實，但 要求在具結書中不具體記載犯罪數額、獲利數額及被害人人數等， 這當然 也為認罪認罰案件在 審判 階 段爭取了部分辯護空間。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指控事實模糊化”，公訴機關仍然可以在提起公訴的起訴書中，詳細記載他們對案件所作出的起訴結論，明確犯罪數額、獲利數額等信息。

而在許多法官眼中，認罪認罰具結書的簽訂，等同于對起訴書指控事實的認可，這種做法使得存在事實爭議的庭審變得簡單，節奏也會加快——當然，這種“混同”對公訴機關當然是利好的，以至于除了辯護律師，不會有認提醒法庭“犯罪嫌疑人只是認可了有這個事情，但并沒有認可有這么多錢/這么多人”。

此外，辯護律師還容易陷入一種被動局面，即一旦提及對起訴書存在事實異議，則公訴人當庭要求撤回認罪認罰具結，法庭也有可能要求審理程序轉為普通程序（俗稱“轉普”），有的律師考慮到庭審排期的問題，以及嫌疑人家屬旁聽的時間安排問題，便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又難言。

那么，有沒有辦法能夠避免這種被動局勢出現？ 我認為，最好的做法，就是如果案情仍然存在爭議，那么就不要在認罪認罰協商過程中默認適用簡易程序——既然事實還存在爭議，那么就不應“貪圖簡易” ，在具體操作上，不僅僅通過“指控事實模糊化”來回避這種爭議，也要關注認罪認罰具結中對審判程序上的適用。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稅務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稅務犯罪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為更好地實現刑事辯護專業化，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刑事辯護服務，自2023年1月1日起，葉東杭律師只承接、承辦刑事犯罪辯護業務、企業刑事合規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