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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 述策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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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軍有一定的門檻，而且有幾道門檻：第一道門檻，英文要好，這是最起碼的要求；第二道門檻，能實時查閱一手英文資料，這是必要條件；第三道門檻，研究美軍至少要有10年以上的積淀和功力，這是底氣；第四道門檻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門檻——對資料進行比較和分析并做出準確的研判，這是核心能力。

研究美軍有正確的“姿勢”，也有錯誤的案例，今天就介紹一對一錯兩個典型案例。

海灣戰爭讓美軍揚眉吐氣，走出了越戰陰影。作為這場戰爭的總司令、美國的民族英雄，施瓦茨科普夫（下文簡稱“施氏”）前途看起來十分光明。他作為大區正級別的“封疆大吏”（中央司令部司令），又有指揮海灣戰爭的光環，按理肯定得升官。陸軍部長斯通有意讓施氏出任陸軍參謀長（陸軍的武職1號，相當于中國的陸軍司令）[1]，不料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施氏不僅沒升官，反而在當年就退役了，而且是沒到退休年齡就“提前”走人[2]。

美國人就這樣對待自己的戰爭英雄？

陸軍部是國防部的二級部，部長的話很有分量，但還得上報國防部長，施氏何去何從，時任國防部長切尼有很大的話語權。關于施氏為什么沒有高升而是脫軍裝走人，有一種說法非常流行——因為一泡尿[3]：

圖注：施瓦茨科普夫在海灣戰爭后退役

海灣戰爭總指揮施瓦茨科普夫為什么沒能升官？

最流行的說法但也是錯誤的說法如下——

在飛往沙特首都歷時15小時的航班上，乘客們排隊上洗手間，切尼看見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隊，快到時喊一聲：“將軍！”施瓦茨科普夫才大腹便便地站起來，插到隊伍里面。不止如此，切尼在飛機上還注意到，一名上校雙膝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幫他整理制服。

這兩件事，在很多人看來可能不足掛齒，但切尼認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陸軍參謀長。所以，盡管施瓦茨科普夫海灣戰爭打得不錯，打完卻很快退役，失去了出任陸軍參謀長的機會。可以說，這是他們對權力的監督、規范和制約。

上述結論給人印象很深，筆者也引用過，但后來發現這個解讀簡單了，這個結論草率了。

切尼認為施氏人品不行所以不能出任陸軍參謀長，這說法有問題。美國歷任陸軍參謀長也有人品差的，人品問題并非出任參謀長的障礙。實際上，美軍不少高官去職的真正的原因常常不是因為官方公開的小事（比如貪錢或玩女人），而是另有隱情。

到底是什么深層原因導致施瓦茨科普夫的仕途戛然而止？

西點軍校一年級的施瓦茨科普夫

5個字——政治幼稚病。僅在海灣戰爭前后，至少有三件事暴露了其政治智商低下。

1，第一件事兒，不會籌劃，讓上司的上司即國防部長切尼難堪

1991年2月8-10日，切尼在參聯會主席鮑威爾陪同下到中央戰區視察。施氏見兩位首長來了，自然要表決心：我們將于2月21日前做好地面戰爭的準備！[4]切尼很高興，回到華盛頓后馬上告訴了總統布什——后者已經“等得不耐煩”[5]。

2月13日，總統正等著地面部隊開打的消息，施氏卻報告說海軍陸戰隊沒準備好，21日來不及，得推遲到24日。切尼深知老布什“希望盡快展開行動”[6]，接到報告十分無奈，本來堅持按原計劃于21日進攻，在鮑威爾勸說下才勉強接受施氏的建議，“違心地前去總統那里（報告）”。[7]

2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8]通過鮑威爾（參聯會主席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常規成員之一）要求施氏提前兩天于2月22日發動地面進攻。然而，施氏說那樣會造成不必要的傷亡，不贊同。鮑威爾急了，一天之內打了四次電話，就問同一個問題——為啥不能馬上展開全面或局部的地面攻勢？切尼也急了，召開三人視頻會議，催促施氏抓緊。

2月20日，施氏不僅不愿按照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的指示準備好（2月22日發動地面進攻），甚至他自己保證的24日也做不到，而建議進一步推遲到26日。其理由是“天氣狀況的問題（氣象預報說24日那天會有風暴）”。鮑威爾忍無可忍，怒道：“我已經告訴總統24日發動進攻。現在你要我怎么又回去找總統推延到26日？總統要求盡快動手，部長（指切尼 筆者注）要求盡快動手……”[9]兩人大吵了一架，施氏作為下級嗓門兒比鮑威爾還大。最后，鮑威爾總算同意再次推遲地面進攻。

半小時后，施氏又打來電話。鮑威爾還以為要進一步推遲，小心臟快受不了，還好這次是好消息：地面進攻可以在24日開始，因為最新預報顯示那天天氣不錯。

1991年1月21日發動地面進攻是施氏承諾的，24日進攻也是他承諾的，結果他在七天內（13-20日）三次要求推遲。試想，如果你是一級領導B（切尼），下級C（鮑威爾）的下級D（施氏）對交辦的事兒一拖再拖，讓大老板A（老布什）不高興，你對D還有信心嗎，還會重用D嗎？

2，第二件事兒，不懂政治，執行上級命令講價錢打折扣

施氏指揮多國部隊（包括阿拉伯國家的軍隊）打響海灣戰爭的第二天（1991年1月18日）凌晨，薩達姆下令對未參戰的以色列發射導彈。他這么干是想激怒以色列參戰，把海灣戰爭變成“阿拉伯-以色列戰爭”，讓參加多國部隊的阿拉伯國家退出美國領導的多國部隊。然而，施氏完全沒意識到這一點，覺得薩達姆打以色列和自己沒半毛錢關系。

國防部長切尼要施氏安排空軍對伊拉克境內的飛毛腿導彈基地進行轟炸，從源頭上清除其對以色列的威脅。施氏居然拒絕落實部長大人的指示，理由是：（1）伊拉克的飛毛腿導彈數量少威力小，沒啥威脅，“在戰爭大結構上，它就像蚊子咬人一口一樣不能算回事”[10]；（2）保護以色列是歐洲司令部的事兒，我這個中央司令部司令（主管中東、東非、中亞地區）管不著[11]；（3）F-15E燃料不夠。[12]

海灣戰爭中，切尼不懂軍事，一般通過鮑威爾指揮，但這一次他直接打電話給施氏表達憤怒：“（你）干得糟透了。”[13]值得玩味的是，施氏的回憶錄沒提到這個細節。

施瓦茨科普夫與切尼（中間著便裝者）、鮑威爾

關于這件事，切尼在回憶錄中對施氏有兩段評價：（1）“施瓦茨科普夫將軍似乎也沒有充分理解找出資源來打擊飛毛腿導彈的重要性。”[14]（2）“施瓦茨科普夫不愿意抽調轟炸巴格達的空中資源，將它們轉用于在他看來沒有多大軍事價值的使命。這是他基于自己立場做出的誤判。”[15]

克勞塞維茨早就說過，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軍事服從和服務于政治。但施氏只懂軍事不懂政治，還不聽上級命令，這為他仕途受挫埋下了伏筆。

3，第三件事兒，不會談判，導致美國倒薩計劃功虧一簣

1991年3月3日，施氏與伊拉克代表進行和談。對方提出一個請求——允許伊拉克直升機在自己國土上空飛行，理由是大部分橋梁和道路被炸毀造成了交通堵塞。施氏表示：“只要直升機不在我們部隊所在地區的上空飛，那絕無問題。我們會讓直升機飛，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我要確使這一點記錄下來：軍用直升機可以在伊拉克上空飛，不過戰斗機不行，轟炸機不行。”[16]

注意，伊拉克方面并未提出“軍用直升機”，施氏主動給對方提供了這一選項。美國的如意算盤本來是：薩達姆受到美軍重擊之后，遭到伊拉克境內反對力量圍攻而倒臺。如今，薩達姆雖然不敢對美軍怎么樣，卻使用軍用直升機大肆打擊境內的叛亂者。很顯然，施氏只是從自身出發，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導致美國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施瓦茨科普夫與伊拉克代表談判

打贏了還談成這個樣子，華盛頓的政客怎么看施氏？切尼的評價是：“施瓦茨科普夫坐下來與對手談停火條件時，他過于遷就伊拉克人。”[17]

再回到1990年8月從美國飛往沙特的那架飛機上的“一泡尿事件”。當時飛機上除了施氏和切尼，還有不少高級官員，包括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五角大樓公共事務主任、中央情報局的人等。施氏當著這么多人的面坦然接受校官的奴仆式服務，也真是醉了。后來，這事兒在華盛頓官場傳開了，如果切尼還要升施氏的官，其他人怎么看？不過，這件事只是表面誘因，不是根本原因。

鮑威爾從切尼口中知道“一泡尿事件”后，極力維護施氏。如果不是鮑威爾一直護著施氏，切尼有可能換帥指揮海灣戰爭。戰前，切尼多次向鮑威爾了解施氏的情況，特別強調：“你是否絕對信任施瓦茨科普夫？”鮑威爾知道切尼依賴自己的判斷，于是回答道：“我對施瓦茨科普夫絕對信任。”[18]注意，鮑威爾向切尼做出這樣的保證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這說明什么？說明施氏不是切尼挑的人[19]，對其不夠了解，缺乏信心。

鮑威爾有一段話不是為施氏總結的，看上去卻簡直是為施氏抵制切尼“搞定薩達姆的飛毛腿導彈”一事量身定做[20]：

美軍前參聯會主席鮑威爾自述為官之道

“有些軍官的能力顯然很強，但他們的軍旅生涯卻并不順利，前進的航船經常觸礁。我發現他們的工作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待上面要做的事情過于固執己見。他們抵制那些他們認為是愚蠢的和自己不相干的事，結果他們自己也未能生存下來，去完成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事。”

那么，這個問題就無解嗎？

那倒不是，鮑威爾想出了解決之道：“把國王要求做的事給他做好，別讓他再找你的麻煩，然后你就可以抓你認為重要的工作了。”他還很得意地補充道：“很久以前我就學會了應付陸軍的管理方式。”[21]

可惜，施氏是個武夫，不懂這個道理。看鮑威爾的回憶錄，類似上述總結隨處可見，反觀施氏的回憶錄，這樣的反思幾乎沒有。所以，施氏最高只能做到大區司令，而鮑威爾則能做到軍頭，而且在軍政兩界都吃得開。

再能打的將軍，如果不聽話，仗打完了都可能是解甲歸田的命運。美國軍官好不容易才能當上將軍，他們肩膀上每增加一顆星星，政治上就得成熟一分，否則很難走得更遠。

最后，順便提一下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為其整理制服的上校，這種當眾阿諛奉承的人后來怎么樣了呢？

不僅沒有被處分，最后還混到了駐韓美軍司令，上將。

駐韓美軍前司令貝爾上將 曾任施瓦茨科普夫的執行官

此人叫貝爾[22]，是施氏喜歡的執行官、陸軍騎兵軍官、裝甲兵軍官。施氏給他的任務是：“在這段危機期間負責我的個人紀事——完整地記錄下這場危機所有有關的行動與決策，結果這本紀事厚達三千頁。”[23]施氏回憶錄中關于海灣戰爭那些章節是按照哪一天發生了哪些事來寫的，精確到分鐘，像戰報那樣詳細，顯然就是摘自這3000頁的記事本。

“這也是美軍：美軍的50個弱點”

總結

通過“施瓦茨科普夫的一泡尿”這個案例，至少可以說明以下兩點：第一，講故事容易吸引人，但如果想當然發揮，可能會得出錯誤的結論誤導受眾。第二，要做出正確的研判，需要掌握足夠多的信息而不是單一信息。海灣戰爭是美軍在越南戰爭之后打的一場漂亮的翻身仗，作為這場戰爭的總指揮，施瓦茨科普夫為什么未能升官？除了查閱關于海灣戰爭的大量資料，最起碼還需要看三個人的回憶錄，一是施瓦茨科普夫本人，二是參聯會主席鮑威爾，三是國防部長切尼，如果只看鮑威爾的回憶錄并隨意發揮，就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第三，研判一件事一個點，還需要對美軍有整體的了解，然后利用自己的分析能力進行研判。比如，美軍高級將領被不正常解職，往往不是因為一件小事或表面原因，而往往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需要深挖一鍬。總之，要弄清一件事的來龍去脈和前因后果，不是那么簡單和容易的事。

本文摘自許述2024年新書《這也是美軍：美軍的50個弱點》。許述是“述策”團隊的創建人，寫過關于美軍的兩本普及性著作，但他在美軍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分析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并非本團隊的“天花板”。研究美軍有不少具體領域，“述策”團隊的核心骨干成員在某些具體領域比許述要專業甚至強得多，并且我們一直在吸納研究美軍的優秀人才，不斷壯大隊伍，這是“述策”團隊將向上向好的資本和底氣。比如，“述策”團隊有一位在武器裝備領域有幾十年研究經驗的專業人士，他的一個研究領域就是美軍無人武器裝備系統，這位老師用2年時間完成了一份14萬字的成果《美軍無人及于反無人機研究報告》（腳注400多個），之后又用1年時間完成了一份4萬多字成果《美軍無人水面艦艇和無人潛航器調研報告》（腳注170多處），后一個報告擬于明天推出，敬請有興趣的讀者關注。

參考資料：

[1]（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629頁。

[2] 美軍上將的法定退役條件是：（1）服役滿40年；（2）年齡滿64歲；（3）現軍銜滿5年。施瓦茨科普夫生于1934年8月22日，1956年從西點軍校畢業，1988年11月晉升上將。對比來看，1991年8月時，他服役35年（軍校的幾年不算），年齡57歲，上將軍銜滿3年，沒有一條符合上將的法定退役條件。

[3] 金一南：《心勝2——靈魂與血性 關乎命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5頁。這事兒最早記錄在鮑威爾的自傳《我的美國之路》，第550頁。

[4]（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574頁。

[5]（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574頁。

[6]（美）施瓦茨科普夫、譚天譯：《身先士卒：施瓦茨科普夫自傳》（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559頁。

[7]（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575頁。

[8]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一般由14人組成，依次是：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能源部長、財政部長（以上6人為“法定成員”）、參聯會主席、國家情報總監、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國土安全顧問、白宮幕僚長（亦譯為白宮辦公廳主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國土安全部部長（以上8人為“常規成員”）。

[9]（美）施瓦茨科普夫、譚天譯：《身先士卒：施瓦茨科普夫自傳》（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569頁。

[10]（美）施瓦茨科普夫、譚天譯：《身先士卒：施瓦茨科普夫自傳》（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536頁。

[11] 類似的矛盾和問題不只發生在中央司令部和歐洲司令部，也發生在其他司令部之間，如中央司令部和印太司令部。例言之，巴基斯坦屬于中央司令部轄區，印度屬于印太司令部轄區，阿富汗戰爭期間，印巴發生嚴重沖突，到了要兵戎相見的地步，都向各自的美軍司令部請求支持。美國當然不希望在阿富汗戰爭之外分身去處理印巴沖突，但由于印巴分別屬于美國兩個司令部管轄，難以由其中一個司令部統一調解，這事兒還鬧到了白宮。

[12]（美）迪克?切尼著、任東來等譯：《我的歲月：切尼回憶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74頁。

[13]（美）迪克?切尼著、任東來等譯：《我的歲月：切尼回憶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74頁。

[14]（美）迪克?切尼著、任東來等譯：《我的歲月：切尼回憶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74頁。

[15]（美）迪克?切尼著、任東來等譯：《我的歲月：切尼回憶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74頁。

[16]（美）施瓦茨科普夫、譚天譯：《身先士卒：施瓦茨科普夫自傳》（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623頁。

[17]（美）迪克?切尼著、任東來等譯：《我的歲月：切尼回憶錄》，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年，第181頁。

[18]（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550頁。

[19] 施瓦茨科普夫是在切尼的前任即盧卡奇任國防部長時當上中央司令部司令，但實際起作用的并非盧卡奇（施氏在回憶錄中說：“我永遠無法知道盧卡奇為什么決定選我”），而是鮑威爾，這也是鮑威爾極力維護施氏的重要原因。

[20]（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244頁。

[21]（美）科林?鮑威爾著、王振西主譯：《我的美國之路》，北京：昆侖出版社，1996年，第243頁。

[22] 巴克斯特?貝爾：1947年生，是個軍二代（父親畢業于西點軍校），“國防生”出身，1969年入伍，曾在駐德美軍服役。海灣戰爭后，他轉任駐歐美軍前線司令部（駐匈牙利）參謀長，1995年晉升準將，步入將軍行列，2006年調任駐韓美軍司令。

[23]（美）施瓦茨科普夫、譚天譯：《身先士卒：施瓦茨科普夫自傳》（前言），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第393頁。

“述策”團隊創始人簡介

許述，軍事學博士，出版《這才是美軍》《兵道》《這也是美軍：美軍的50個弱點》；從軍約20年，曾在戰區級機關工作；退役后立“述策”團隊，專門研究美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