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不得不起而奮筆疾書。無論儒生如何反華夏天教，如何反西方基督教，最終在他們眼里，西方的上帝（上帝在西方）就是“高大上”，“陽春白雪”；東方的上帝（上帝在東方）就是“狗屎”，“下里巴人”。他們哲學無能，沒有深刻的哲學思維能力去發現上帝，他們只是膚淺的信仰跟屁蟲，跟隨所謂的“高大上”、“陽春白雪”；他們不能正確認知，理解上帝、神教和信仰，由盲目的自大、自尊、排外，因害怕死亡，儒學缺乏臨終關懷，不能使之靈魂不朽，而又必然滑入無以永恒的自薄、自卑、崇外的另一極端境地，尤其在行將就木之時。他們骨子里就是軟骨頭，打心眼里崇洋媚外；他們無能在東土建立“理想國”，只想著奔赴西方的“極樂世界”；他們反華歸西，必然逃儒歸耶；他們不是真正地信仰天或上帝，而是信仰他們打心底里認可的“高大上”和“陽春白雪”；他們不是信仰無名無象的真理，而是信仰有名有象的《圣經》、教會、教堂、西方、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人文歷史、上帝在西方的神跡歷史。他們反對東方和華夏上帝（上帝在東方和華夏），取消祂的神圣性，然后找不到上帝，無以永恒，他們又悄悄地皈依西方上帝（上帝在西方）。別看儒生多么反基督教，遲早都要皈依耶穌上帝。他們打心眼里看不起華夏天教上帝。他們就是這么擰巴！亡華必儒！

“天何言哉？”孔子不經意的一句話，足以暴露以下事實：要么有恩典，但孔子聽不懂上帝語言；要么無恩典，上帝無意啟示孔子。孔子最終不過是個民粹倫理和等級禮儀專家。

逃儒歸耶不齒于儒，儒恥于其逃儒歸耶。從華夏天教上帝信仰來看，逃儒沒錯，歸耶不啻畫蛇添足，舍近求遠。信靠上帝，并非信靠某教文化和歷史。既然信靠上帝，何不皈依華夏天教，認同華夏天教文化和歷史？若如此，不僅神祀宗祠兩全，也不違背儒家慎終追遠，尊祖敬宗之教。臨終歸耶，說明他對華夏文明還沒有真正深入理解，還沒有追根溯源到華夏文明和漢字的源頭。說明，半路殺出的儒家不過是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其一元世界觀無法提供個體生命以臨終關懷和靈魂不朽。人怕死，不愿死亡，拒絕死亡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擔心不能永恒不朽。既然肉體不能成之不朽，就必須借助超越現實世界的靈魂來實現之。這是儒家一元世界觀所不能勝任的。逃儒歸神或類神（佛教）乃是企圖不朽之儒者的必然選擇。

善惡同體當是人性正論，基督教原罪論和儒家性善論都有所偏而片面。二者之間，原罪性惡論又優于性善論。基督教既然承認人有原罪，人人有罪過，沒有義人，一個也沒有，自然就會接納以身戴罪者而不以為有什么不妥。況且，耶穌基督已經為世人贖罪了，待祂再次降臨，作為天國之王，定然會赦免一切世俗罪過。儒家單純假設人性善，姑且不論其道德真偽，至少事先已經為自己、為他人設定了道德高標和要求，所以一旦儒生有過且明顯于世，同門之間瞬間就有了內外之隔。墨家性染論認為人性善惡傾向和人性行為善惡變遷，不完全取決于主體能動性和無差別的自主選擇或自我決定，而是環境和周遭處境也發揮一定作用，是主觀意志之善惡意志互相博弈，以及環境參與博弈的綜合結果。墨家不認為，愛利人者人從而愛利之，賊害人者人從而賊害之，違反人性。墨家不單純地寄希望于人性善端和人自身的道德自律，而是借助神教道德命令之他律，以及命令作為法則內化于心以后所形成的道德自律之軟力量，與來自于國家、政府和法制的外在強制性的硬力量，來共同參與約束人性之惡端，助力主觀意志善惡博弈，使之棄惡從善。

非儒是一場文化革命運動，是對儒家2000多年的反動文化革命運動的撥亂反正的神圣革命。華夏傳統文化盛行天教上帝信仰，體現為漢字的本源意義。上帝為天為神，神而聖，故而神聖。聖者，外王也，耳聽民意，口傳天憲。非儒就是揭示儒家反華，反華夏天教上帝信仰，以宗法等級禮制取代上帝神圣性的本質；已達到徹底清除儒家文化毒素的浸淫危害，恢復華夏文明的原始的傳統的偉大文化根基，即，恢復華夏天教上帝信仰，以為華夏民族之精神家園；建立天教神社，以為天教徒的神教團契生活中心，從而頡頏外來的文化和神教。儒毒橫行中華2000多年，清除之越快越好，但我們當有充分準備，以2000多年的時間來持續清除之，一萬年不算久，在宇宙永恒的時間長河中，不過是眨眼一瞬間。

儒學是廢學，黑暗學，天亮之際，逃儒是應當的必然；歸耶則是大可不必，畢竟信仰上帝不是信仰各種歷史。舍近求遠，無非崇洋媚外心理作祟。儒家是華夏文明和天教上帝信仰的背叛者，叛教者，叛華者。儒學以其奴隸道德贏得權力垂青，引為統治技術。反之，儒學利用權力行獨尊絕異之能事，排擠，打壓，污蔑，抹黑，毀滅其他諸子百家優秀文化，以其逞能作其無能，騰出華夏思想文化空間，毫無尊嚴地引進各路外來的宗教和思想文化。若百家爭鳴局面不被打破，其外來者豈能有長驅直入之機？于是乎，孔孟荀懂、程朱陸王一干衛道士差論其爪牙之士，攻人無罪之家，東西瀕海臨山之大房，攘殺燔覆，迫其主人隱忍退讓，避居山林。諸衛道士清空房屋，整理庭院，開門遠迎西方哲人，釋迦牟尼、耶穌、默罕默德、馬克思先后入住。其四者皆高鼻深目之徒，反客為主。孔孟程王等衛道士以尊主為榮，每日伺候左右，端茶奉水，照顧四哲飲食起居，不敢怠慢。時有山林隱士，老墨莊惠華夏諸哲，與之談天論道，商科榷哲，諸衛道士不知所云，皆伺奉左右，垂頭怒目，睥睨無禮，不敢造次。

《論語·泰伯》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邦有道或無道跟評價某個人富貴或貧賤沒有必然關系，只有跟個人道德或為人處事有直接關系！哪個世道人間沒有富貴和貧賤？什么樣的邦才算有道或無道？邦有道，就無貧賤？邦無道，固然不宜富貴，但不等于富貴者一定就是可恥之徒！你能舉一個沒有貧賤或富貴的社會出來嗎？這些都是沒有細致理清的東西，空洞地泛泛而談沒有意義和結果。另外，亂邦危邦不入不仕，豈不是逃避士或國民責任？是恥？還是不恥？說出來的話，前后矛盾，不能自洽，說明其學說缺乏系統性的科學的哲學基礎和思維方式與方法論。《大學》：“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若是如此，這就是《大學》作者對孔子觀點——其父攘羊，父子相隱以為直，縱容一人貪戾——的批評。如果儒學能興盛日本，日本的興盛也不會發生于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后了。而且，日本近現代哲學的興起也不是原自儒學。一族一國科學及其技術是否真正發達，由其哲學是否發達為根據。觀其哲學一斑可知全貌。沒有哪個哲學不夠發達的民族或國家，其科學是發達的，至少在目前我還沒有發現。

儒家學說的宗旨是宗法等級禮制，家國同倫同構，上治祖禰以尊尊，下治子孫以親親。孝為仁本，以孝作忠，孝忠無違，是其倫理道德的邏輯原點和原則。試舉幾例以證之：《論語 學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 為政》：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大學》：“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除了民粹倫理和等級禮制，儒家于哲學全然一竅不通。關鍵性錯誤在于，不知道熟人倫理與陌生人倫理區別，不知道治家與治國是兩碼事，混為一談。這是國家理性，政制理性、政治理性的缺如。墨家主張兼以易別，以兼道為宗旨。兼民是墨家天教的教化目標；兼者或兼君是墨家的個人修養目標；兼王是墨家的民主選舉目標。兼政為義政，善政；執兼者為合格的執政代理人。墨家只有曲線非攻救民，沒有直接爭寵，并沒有媚權、廷罵之類的爭寵行為。總之，儒家學派堅守宗法等級禮制，竭力維護那個等級世襲的不平等的社會秩序，和不平等的人際關系；墨家學派則主張廢除舊有的社會秩序和人際關系，建立平等的社會秩序，和平等的人際關系。

以孝悌觀之，唐太宗算不上親親合族，修身齊家，但治國有方；王莽則孝廉謙恭，親親收族，可謂修身齊家，但治國無方。如此看來，修身齊家未必能治國平天下，“內圣”未必善于外王，畢竟治家與治國不是一回事。太宗世民重用道墨思想治世，以無知治己，鏡于人，不自以為是；以無疑治吏，任人唯賢，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無為治民，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三十稅一。貞觀盛世，功成清明，為天下人所敬仰。王莽以儒式空想社會主義治世，名敗身戮，為天下人所恥笑。其人儒式思維，想當然，自以為是；尊孔孟之道為社會理想：崇古復古，均貧富（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制民之產”（孟子語，節制民產）。天下為公，搞平均主義和國有化運動，去市場功能。土地國有，打土豪，均田地；鹽鐵酒業國營專賣，政府制造錢幣，低買高賣，平衡物價；官家統籌，繁稅重斂，無業不課，十利稅一；古言古服，古名古制，繁文縟節。唐太宗與新朝王莽形成鮮明對比，分別從正反兩方面證明：治國與治家不一，中間沒有絲滑過渡；儒家那一套家國同構倫理和修齊治平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完全是不堪為用的胡言亂語。

儒家化法律，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和私有財產權，宗族或家族中的財產歸宗族或家族集體所有，一切財產由宗長或族長支配，子女沒有財產支配權。即便分家另立門戶也是由長輩決定財產如何分配撥付。這也體現了儒家文化的親親尊尊原則。在集體所有制中，沒有財產支配權就等于沒有財產權。在宗法等級社會下，子女基本沒有婚姻自由和財務自由。

儒家去孔孟原論，去孝忠，去親親尊尊為原則的仁義禮智信，還是儒家嗎？為什么儒生不讀儒書，卻都成了儒生？不學而儒也！因為儒家膚淺的現象思維方式，儒學的庸眾民粹倫理，乃是一個人生來就具有的，沒有什么哲學奧義。為什么天生具有？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從前人類的動物（知性）那里直接遺傳繼承下來的，沒有經過理性的揚棄和超越。一個人除非經過哲學訓練，就不可能擺脫儒的身份。這就是為什么，凡動物沒有的東西，儒家都沒有，諸如哲學、科學、神教、道德、民主、邏輯、兼愛平等和反思自由，等等。這就是為什么，西方也有儒學，諸如古希臘自然哲學、智者學派、尼采學說、海德格爾學說，等等。它們結構理論依賴現象思維，反思感性即知性層面的有限的抽象、歸納、辯證法，基本不依靠演繹推理和無限抽象的理性思維，特別是理性的演繹推理。它們的最高思維方式依舊停留在知性階段，即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先秦易經階段。

儒家和墨家都認可禪讓制，但二者有區別。儒家基本是無條件推崇，但又面對家天下和血緣世襲制現實，看到它無可奈何花落去。墨家是就歷史實然敘事，承認它在否定家天下、血緣限度和世及制方面的意義，但并非沒有看到它的歷史局限性：禪讓制是先王以個人考察為主，綜合多方面意見之后得出結果。盡管經歷相當長的考察時期，聽取了多方面意見和民意，但畢竟沒有法制約束力，最終取決于先王個人審度裁量。既無明確的方法論例如志功相從，也無法排除先王個人認知和價值觀的局限性，甚至錯誤。墨家提出一套更為先進的政制理論以易之：“君乃臣萌（天之臣民）通約“（《墨經》）；“選天下賢可者”（《尚同上》）；“能上能下”（《尚賢上》），等等。

六經非孔子創制，宋明以前，世人皆以六經為宗旨。孔子也只是繼承了六經宗法等級禮制而已。墨子批判性地繼承了六經，繼承華夏天教上帝信仰，敬天愛民禮祖，祭祀神社宗廟，將天教上帝系統性地道德化，兼以易別，剔除了周禮中的宗法等級禮制糟粕。同時，墨子也不待見易經的現象思維方式，從不引用《易經》。

文明尚同，文化尚賢。文明表現為內在的思想，日益接近真理或客觀思想的趨勢，最終達到主客觀思想一致同一。文化乃是思想的外在表現形式，代代相傳。文化為思想所規定，野蠻思想表象為野蠻的低俗文化，文明思想表象為高尚文化。野蠻思想是純粹主觀性，主觀性，主觀精神；文明思想是純粹客觀性，客觀性，客觀精神。擺脫野蠻思想，步入文明世界，是一個螺旋上升的漸進過程。主客觀思想重合面積越大，擺脫野蠻步入文明的程度就越高。

墨經是墨家教材，是墨學的哲學基礎，一切實用理論以墨經為本。讀墨論和墨守務必要讀墨經和墨辯，后二者為墨學提供基本概念定義，哲科思維方式、邏輯方法、哲學基礎知識。否則，難以系統性閱讀和理解墨學體系。如果沒有墨經對一些倫理概念予以明確定義，諸如仁義禮智信孝忠任廉，等等，我們就有可能混淆儒墨，沒辦法區分二者倫理之間的截然不同和對立。沒有墨經對一些心學概念的明確界定，諸如“察”、“辨”、“貌”、“論”、“慮”，等等，我們就很難清晰明白地讀懂墨論修養。沒有對墨學哲學概念界定的理解，諸如“實”、“名”、“同”、“異”，等等，我們就無法理解“實體”概念、“名實之辯”、“同異之變”、“本末之變”，等等。沒有對墨學七大律和道德律與道德判斷原則的理解，我們就無法理解墨學及其墨論的思辨。沒有對墨學辯學的理解，就不知道墨家的邏輯方法及其原理；特別是“效”式演繹推理的概念集合論原理。沒有對墨學概念和命題的思辨理解，諸如“以形貌命者”、“不可以形貌命者”、“離堅白”和“盜人非人”，等等，我們就不能理解后墨名家之所出和命題，諸如“白馬非馬”等名實之辯。當然，墨學像其他哲學家著作一樣，有些概念定義直接出現在論文里，諸如“攻”和“誅”等等，它們不是通過普遍定義為人所熟知，而是通過指事定義法被人理解。不懂“攻”和“誅”的含義區別，就不可能理解《非攻》諸篇奧義。墨學是中國哲學的真正代表，是中華文明的巔峰之作，足以頡頏世界各大哲學派別和體系。除了亞里士多德以外，沒人能媲美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