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已經整整20年了。日子越久，思念越深，要說的話卻越不知從何說起…重發舊文，以為紀念。惟愿他在天之靈，一切安好！

我是造二代

看到這個標題，一定有人不解。雖然現在是一個拼爹的時代，但大家知道最多的是“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甚至“工二代”、“農二代”……怎么會有“造二代”?

不錯，我就是造二代!

什么是“造二代”?那得先從第一代說起。說說我爸。

我這一輩子里對我爸最早的印象，是在我五歲那年，親眼看到他被五花大綁站在車上游街示眾。

我記得最清楚的那一幕，是他站在解放卡車的最前頭，微閉著眼，但挺胸昂頭，梗著脖子。他兩旁簇擁著的公安，狠勁按他低頭。按不下去，就用手槍柄往他頭上砸。我撿起地上的小石頭砸向汽車，被我二姐攥住了手。

我二姐比我大幾歲，她拉著我跟著車跑，就是想多看我爸一眼，也想讓我爸看到我們。但人太多我們擠不到車前。記得是一直跟到了看守所的門前。遠遠看到，我爸胸前掛著大牌子，很利落地跳下車，昂頭大步走進去。后來我經常把這個場景，跟《紅巖》里那些革命先烈的形象聯系到一起。不過二姐當時告訴我，我爸掛的牌子上寫的字是“現行反革命”。

這其實是我人生有記憶的第二個鏡頭。

第一個鏡頭，需要再往前回放——1976年9月9日。我也記得很清楚，應該是吃過中午飯。正在家門口和小朋友玩耍，突然廣播喇叭里響起了《國際歌》。然后越來越多的人都圍在那里聽，聽著聽著，大人們痛哭失聲，那種氣氛讓我們目瞪口呆，也有小孩嚇壞了跟著哭起來。然后那天晚上，我媽就做了小白花給我戴在胸前，胳膊上也套上了黑袖章。說，毛主席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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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前的孩子都懂事晚吧，反正在此之前我是沒有什么人生記憶的。到現在還能清楚記著的童年往事就這兩件，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子里，永遠也抹不掉——毛主席逝世了，然后我爸被關進了監獄。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我的父親。已經跟我的命運緊緊地綁在了一塊兒，成為一根剪不斷的“精神臍帶”。

但是嚴格地說來，我爸不算人們通常理解的那種造反派。

他不是學生，也不是工廠里的青年工人。76年，他正好50歲。

他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跟那個時期大部分工農干部一樣，出身窮苦家庭。幼年喪父，不知道我爺爺長得啥樣，是我奶奶守寡把他們兄妹幾個拉扯大的。從小給地主放羊，種地。1947年，我爸21歲，個子長得高，身強力壯，所以被國民黨抓了壯丁。但是他不愿給國民黨當兵，被捆著關在鄉公所還沒送走的時候，就想辦法跑了出去。

我爸給我講過他是怎么跑的。

他說他要上茅房，看守他的保長解開繩子，但怕他跑，就緊跟著他。一進茅房，我爸直接卡著脖子把保長按翻在地，撂進糞坑，然后翻墻就跑。跑出很遠聽見后面放了幾槍也沒打中，他就頭也不回一路跑上山，找到了共產黨的縣大隊。

那個保長是我們老家的一個大地主，后來跟著國民黨去了臺灣。八十年代成為“愛國臺胞”返鄉，被我們縣里的領導高接遠迎奉為上賓。他應該對我爸打他一頓還把他撂進糞坑里耿耿于懷，所以到處打聽我爸，還找熟人捎話要見見面，好像是說很關心我爸跟著共產黨現在過的咋樣。那個時候我爸剛從監獄里刑滿釋放，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靠擺個小攤養家糊口。但虎落平陽也不愿被犬欺，他直接對捎話的人說，他想干啥?別想著共產黨變了天他就能當“還鄉團”反攻倒算，不服氣我再把他撂進糞坑!

我爸就是那一次在來人走后，跟我講起了他參加共產黨的前后經歷。

在縣大隊，他們跟國民黨還鄉團打拉鋸戰。雙方勢力犬牙交錯，經常白天是我的地盤，晚上又成了你的。我爸因為作戰勇敢，對黨忠誠，膽大心細，所以有一次首長挑選他單獨完成一個任務。給他一桿三八大蓋，十發子彈，還有一顆手榴彈。讓他把一個打好的背包背到已經成立的縣民主政權去。那地方離部隊駐地五六十里，他一個人走了一天路。夜里走到一看，國民黨還鄉團已經又打回來了。他就趴在寨墻外的蘆葦溝里，一直等到天亮敵人走了，縣政權的人回來了，這才接上頭，留下背包就往回趕。又趕了一天路回去，把收條交給首長，這就算完成了任務。

首長問他，你知道那背包里有啥東西嗎?

他說不知道。

沒打開看?

沒有。

這時才告訴他，背包里是縣民主政府銀行的全部家當，如果把里面的“中州幣”換成大洋，得用一輛牛車拉。

就是在完成這個任務后，我爸被吸收入黨。他小時候沒有過過生日，也從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后來填寫干部履歷表，就一直填的是入黨的那一天。他晚年時候，我們這些子女給他張羅過生日，也只有按這一天算。只不過那個時候，他早就被開除出黨了。

后來陳賡的二野四兵團解放方城，我爸作為縣大隊的骨干并入四兵團警衛團特務連。他個子高，是機槍班長，扛著機槍跟著大部隊用兩條腿走了大半個中國。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大西南，然后在云南邊境剿匪，后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又扛著機槍跨過了鴨綠江。他脖子后面有一個很大的“肉疙瘩”，他說就是扛機槍扛出來的。在朝鮮，他是機槍排長，參加過上甘嶺戰役。回國后，他是15軍44師130團戰炮連連長。這個連就是軍史上很有名的“紅三連”，也叫“劉華清連”。15軍后來全部改成了空降兵。我爸七十多歲的時候還做過一次外科手術，病根兒就是當年跳傘受過的傷。

1964年，他從15軍軍部直屬戰備營教導員的職務上轉業回到家鄉。行政17級，一直到住監獄都沒再提過一級，最大的官也只是當到縣里的一個局長。但當了17年兵，打過仗，受過傷，立過功，各種獎章存了一大盒子，在小縣城里也算是個老革命了，據說縣委書記都沒有他資格老級別高。所以也挺受人尊重。

當時安置我們家住房管所的公房，每月交一兩塊錢的房租。他當外貿局長，自己一手選址蓋房建起了這個單位。本來單位有規劃，是要在大院后面同時蓋三個小院，分給自家沒有房子的一個局長兩個副局長。每家只用掏80塊錢基建成本把房子買下來就是自己的了。但我爸根本沒有過自己要有私房的概念，認為共產黨的干部就該交房租住公房，堅決不要。結果八十年代從監獄里出來后，人家給地富反壞右落實政策，我家住的公房是土改時期沒收地主的，要退還地主后代。于是我們一家被掃地出門，東挪西搬，到處借住親戚朋友的房子。這個事也是發生在前面講的那個臺灣回來的保長要見我爸的那個時候。應該說，這兩件事對他還是很有刺激的。

但我爸從來不后悔他被判刑住監獄。

在文革開始的時候我爸其實屬于當權派，按一般的理解，正好是造反派的對立面。但他堅決支持造反派。為什么?因為他認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確的，反修防修不讓干部搞特權脫離群眾變成走資派是正確的。

河南這樣的老干部很多。溯其根源，其實與建國以后河南的干部體系中一直都存在的兩條路線斗爭有關。比如說現在很有名的張欽禮，當年是跟焦裕祿當蘭考縣委書記時搭班子的縣長。焦裕祿這個“縣委書記的好榜樣”就是他力排眾議堅持向新華社記者推薦的。后來所宣傳的，焦裕祿為蘭考人民干的很多好事，其實都離不開張欽禮，其中不少事原本就是張欽禮干的。他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五十年代就因為抵制劉鄧路線搞的浮夸風，曾被打成右派，一直受劉鄧路線在河南的代理人吳芝圃、趙文甫等人的打壓排擠。河南信陽的餓死人事件等等，現在都成了扣到毛主席頭上的“屎盆子”，其實完全是歷史上吳芝圃等人拒不執行毛主席的路線，在河南大力推行劉鄧路線造成的惡果。文革大革命開始了，張欽禮很自然地支持造反派，要造走資派的反。結果文革后被作為蘭考縣的“四人幫骨干分子”判刑13年。

我爸雖然是軍隊轉業干部，以前沒有介入過這種地方上的路線斗爭。但他憑自己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對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毫不猶豫地選擇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對立面，支持造反派。毛主席逝世后，華國鋒“粉碎四人幫”，他又“惡毒攻擊這是反革命軍事政變，是修正主義上臺，是資產階級復辟”。而且在“揭批查”運動中“不檢查”“不揭發”“頑固對抗”，按當時縣委書記在全縣“揭批查”動員大會上所說的，如果不“揪出這個老十七級”，方城縣“階級斗爭的蓋子就揭不開”。所以他自然也被作為“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分子”判刑三年。

其實我爸也完全有機會躲過這次牢獄之災。和大部分造反派一樣，他是1979年12月底，趕在80年《刑法》實施之前，在針對“造反派”的那場“突擊判刑”中被判刑的。在此之前對越自衛反擊戰已經打響了，他的老部隊也受命參戰。我爸在云南邊境剿過匪，熟悉那里的地形，還是老戰炮連連長，據說那種炮就是適合山地作戰的。所以部隊曾征召他回去，條件是要配合地方專案組寫個檢查。但他寧肯住監獄也堅決不答應。

我后來從法院檔案室查閱過我爸的卷宗。他確實夠“死硬”的，從隔離反省到最后逮捕判刑，自始至終不改口不低頭，在判決書上簽的還是三個字“不認罪”。而專案組所有的審訊指控以及所謂“群眾揭發”，也同樣讓人體會到了三個字——“莫須有”。

我爸下臺的時候，我兩個哥哥都是下鄉知青。我大哥學習特別好，恢復高考那一年就考上了，但我爸是“現行反革命”所以政審過不了關，而且連續幾次招工招干都考上不讓去。后來直到南陽油田“大會戰”，急需石油工人。我哥在招工考試中是我們全縣第一名，因為當時都知道油田苦，野外作業危險性大，鉆井工人有所謂“死了沒埋”之說，所以這才沒再卡著不放。

我哥這人很有才華，調動幾個單位都干的很好，領導很看重。但一到入黨提干就卡了殼，后來偶然機會才發現，是檔案里寫著我爸“現行反革命”的問題。他不像我，在我爸住監獄時年齡尚小，從未體會到我爸臺上臺下有什么落差，對家庭有什么影響。他思想壓力很大，整夜整夜的睡不著覺，后來積郁成疾，年紀輕輕得了腦瘤，45歲去世了。

我大哥去世前曾在老家住過一段，都是我爸伺候他。那時他因為腦神經受腫瘤壓迫，就像喝醉酒一樣，有時一糊涂起來會埋怨是我爸的問題讓他弄到了這一步。我從小到大沒見過我爸流淚，但有一次我在家里看到他正給我大哥喂飯時，我哥又這樣說，他扭頭用手擦起了眼。

其實我大哥是子女里面最孝順父母的。那次我安慰我爸，說我哥是有病糊涂了。我爸說，你不用說，我是對不起你哥，但我不后悔。想想毛主席一家做了多大犧牲，我這算啥？毛主席沒有錯，他就是為了老百姓，為了大多數人。我跟著他走到哪一步也是應該的，家破人亡也不后悔。

說實話，因為我爸的緣故，我從小認識很多身邊的造反派，尤其是這些年全國各地接觸的更多，包括當年一些響遍全國的領袖人物。有些人比我大哥無非就是大幾歲，但在我面前都是長輩。他們中間很多人不管在文革后經歷了多少苦難，但都堅持信仰毫不動搖，令我尊敬。但也有一些人從言談中就能感覺到，認為跟著毛主席吃虧了，受苦了，上當了。

遇到這種時候，我常不由自主地拿這些人跟我爸作比較。我爸從小沒上過學，在部隊里掃的盲，沒什么文化。以前我不懂事的時候，曾經認為，他懂什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那個共產黨員無非就是毛主席的“信徒”對毛主席“愚忠”而已。但后來我越來越感覺到，我爸對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其實比很多當年文革中的風云人物都深刻——雖然他確實沒讀過多少馬列毛的書。

其實我內心中也曾有過對毛主席的怨恨，就像那些少數曾經的造反派的認識一樣，雖然嘴上不說，但心里感覺毛主席利用了這些人，犧牲了這些人。但通過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再結合看書學習，我慢慢理解了我爸，并且因此對毛主席的認識，從只有那種樸素的感情，經歷了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這樣一個過程，最終上升到接受了他的繼續革命的思想，并愿意當作自己的信仰去終生追求。即便也像我爸那樣被關進監獄，甚至犧牲自己的一切，也在所不惜。我爸之所以能坦然面對所謂“命運不公”，無非是看破了一個“私”字。只要不以個人得失來看待這一切，自然會跟著毛主席雖九死而無悔。我從我爸身上體會到了，信仰是最強大的力量。一個有信仰的人，承受再多的苦難也是幸福的。

所以在送別我爸那天，我對他說，您放心走吧，我會沿著您的路永遠走下去。

今天又是他去世的忌日。每年的這一天，不管我身在何地，都要按老家的風俗，趕回來給他上墳。在墳前灑上一杯酒，告訴他，我沒變，還在這條路上走。

今年也不例外。早幾天就回到家，要在今天去山上看他。

但是今天暴雪。雖然已經預料到路不好走，提前找了朋友的越野車幫忙，但仍沒想到，車一到往山前拐彎的路口，竟然就陷在了雪窩里，“雪擁藍關車不前”。

幸虧車上帶了一把鐵鍬，折騰了快半個小時才把車開出來。但看看遠處被風雪彌漫的山路，我還是知難而退了。

有多少年沒見過這么大的雪了?

——很巧，上一場大雪，恰是13年前我爸去世的時候。

那天中午，天很冷。我站在他的床前，握著他的手，摸著他的脈搏不再跳動，感覺他的體溫一點點消失。

然后我走到院子里，臉上涼涼的。抬起頭看天，有雪花悄無聲息地飄落下來。

那天倒是沒有風，雪就那樣飄飄灑灑的越下越大，雪花也變得越來越大。不一會兒，天地皆白。

13年后又是一場這樣的大雪。擋住了我的路，讓我第一次沒能在這一天站在他的墳前，告訴他，我現在干什么。

幾年前，我曾經跟我的同志和朋友張耀祖講過我對我爸的理解，以及我是怎么走上這條路的。他感嘆，紅色基因不會遺傳，但紅色精神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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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在這個拼爹的時代，很多人都說什么“紅二代”。其實我一直認為，什么叫“紅二代”?只有那些上一代跟著毛主席干革命，文革中不當走資派繼續革命，然后下一代人仍然堅持毛主席繼續革命思想的才能稱為“紅二代”!這些人里面，當然包括一切父輩是革命戰爭時期的普通士兵、土改時期的普通農民、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普通工人的第二代——就是那些堅持毛主席繼續革命思想并愿意以實際行動參與反復辟斗爭、重建社會主義的第二代!除此之外，哪有什么“紅二代”！

此刻，窗外風雪依舊。我看著我爸的照片，點上一支煙，敬上一杯酒。想在這里給他說，我選定的路，還在走，而且不會因再大的風雪而退縮。

我是造二代！

——謹以此文祭奠他

陳洪濤

2018年1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