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備受社會關注的余華英拐賣兒童案在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迎來了重審二審的開庭審理。這起案件不僅牽動了無數人的心，更引發了關于法律公正、人權保障以及拐賣兒童犯罪打擊力度的深刻討論。

余華英因拐賣兒童罪一審被判處死刑，但她當庭提出了上訴。二審法院在審理過程中發現原判存在漏罪等情形，因此裁定將案件發回重審。在重審一審中，被拐兒童的數量從原來的11人增加到了17人，這一變化無疑讓案件的嚴重程度和社會危害性進一步凸顯。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重審一審中再次認定余華英犯罪情節特別嚴重，依法判處她死刑。然而，余華英再次當庭表示上訴，這無疑讓案件的最終結果充滿了懸念。

面對余華英的再次上訴，我們不禁要問：她會維持死刑判決嗎？這個問題不僅關乎法律的公正和權威，更關乎社會對拐賣兒童犯罪的零容忍態度。余華英的行為已經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她讓多個家庭骨肉分離，親情斷裂，有的父母甚至抑郁而終。這樣的犯罪行為，如果不受到嚴厲的懲罰，將如何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在庭審過程中，余華英聲稱自己是被蠱惑的，將過錯都轉移到情夫和丈夫身上。她表示，是情夫龔顯良打她，讓她偷孩子，或是丈夫王加文偷的孩子，然后讓其轉賣。然而，這種狡辯并不能改變她犯罪的事實。法律是公正的，它不會因為被告人的狡辯而改變判決。那么，余華英的這種說法會改變一審判決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除了刑事判決外，被害人及家屬還提出了附帶民事賠償要求。然而，法院在裁決時面臨了諸多困難。一方面，很多受害人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尋親過程，涉及的支出往往難以具體統計；另一方面，我國刑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支持較為有限。這使得像楊妞花這樣的受害人難以獲得應有的賠償。最終，楊妞花提出的920萬賠償請求，實際上只得到了3萬的象征性賠償。這無疑是對受害人的一種巨大打擊。

在辯護過程中，余華英的辯護人提出了她有坦白情節，認為這可以作為從輕處罰的依據。然而，坦白情節在量刑上能否產生實質影響，需要法院綜合考慮其犯罪性質、情節、社會危害性及悔罪表現等因素。從余華英的行為來看，她的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因此坦白情節可能并不足以改變她的判決結果。

余華英案的重審不僅是對該案的再度審理，更是對我國法律體系中拐賣兒童罪嚴厲制裁的一次重要實踐。這起案件再次凸顯了拐賣兒童犯罪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提醒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對這類犯罪的打擊力度。同時，這起案件也引發了關于審判程序公正性和效率的討論，讓我們更加關注法律的公正和人權保障。

綜上所述，余華英拐賣兒童案的重審二審不僅關乎一個具體案件的審理結果，更關乎法律的公正和權威、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拐賣兒童犯罪的打擊力度。我們相信，在法律的指引下，我們一定能夠戰勝邪惡，守護正義，讓每一個兒童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茁壯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