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7日，遵義會議的最后一天，被紅軍戰士用擔架抬進會場的王稼祥舉手投了毛澤東最寶貴的一票。有了這一票，毛澤東被大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成為新的軍事“三人團”成員之一，重新擁有了紅軍指揮權。多年后每當談及此事，毛澤東仍然感慨不已：王稼祥同志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最關鍵的一票。

王稼祥也是留蘇派，最初也是王明左傾主義路線的追隨者，也是反對“奉行山溝溝馬列主義”毛澤東的急先鋒之一。為何后來卻成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呢？本文依據客觀歷史，再現當年王稼祥從反對到支持毛澤東的曲折過程。

1931年4月，王稼祥和任弼時、顧作霖一道從上海輾轉到了瑞金，三人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受到項英、毛澤東、朱德等蘇區中央局委員的熱烈歡迎。

在王稼祥等人到達蘇區前的幾個月，也就是1930年12月到1931年1月期間，蘇區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帶領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共殲敵1.3萬余人，活捉了張輝瓚，繳槍萬余支，蘇區的革命士氣高漲，軍民斗志昂揚。

第一次圍剿失敗，蔣介石十分震驚！于同年2月底組織了18個師共20萬的兵力，采用穩扎穩打、步步推進的戰術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

面對數倍于己敵人的壓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多次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討論退敵之計，卻由于分歧較大始終未能達成共識。

4月中旬，蘇區中央在寧都繼續舉行會議討論。在這次會議上，剛到蘇區的王稼祥三人，堅決反對毛澤東堅持的不分兵、不放棄根據地、繼續實行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戰略戰術。他們根據上海中央的指示，認為敵兵勢大，紅軍主力應分兵突圍到根據地外線，伺機而動。雙方各執一詞，仍然未能達成共識。

好在此時毛澤東仍然是前委書記，蘇區中央局委員，在他的提議下，召開了由紅軍高級將領參加的軍事擴大會議。果不其然，紅軍將領大多數同意毛澤東的戰略方針，會議很快形成決議。

王稼祥對毛澤東把敵人引進根據地深處的戰略戰術深為擔憂。但令他沒想到的是，第二次反圍剿從5月16日到31日僅僅半個月的時間，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地區，橫掃數百公里，連續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5個大勝仗，殲敵3萬余人，繳獲各種武器2萬余件和大量的軍用物資，徹底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

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令王稼祥對毛澤東刮目相看，對毛澤東主張的軍事路線持謹慎態度，不再輕易反對。與此同時，任弼時等人的態度也有了轉變。所以在接下來第三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制定上，大家很快形成了統一。

王稼祥積極參與第三次反圍剿的斗爭，他親自到一線檢查工作，在自己任主編的《戰斗報》上發表了《努力準備第三次革命戰爭》的文章，為紅軍官兵加油助威。

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指揮下，中央紅軍歷經3個月的艱苦戰斗，三戰三捷殲敵3萬余人，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蘇區，將閩西和贛南連成一片，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達到鼎盛時期。

但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也沖昏了共產國際、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絕大部分同志的頭腦，大家都認為國民黨反動派不堪一擊，認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來到。

事實上，早在1931年1月7日，王明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已經竊取了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權，開始在各個根據地、紅軍中推行左傾教條主義和盲動主義路線，毛澤東、朱德領導開創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首當其沖。

1931年5月，以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根據上海臨時中央的決定撤銷了項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但由于六屆四中全會選出的蘇區中央書記周恩來還未到任，所以在周恩來的提議下，由在蘇區和紅軍中有著崇高威望的毛澤東同志暫時代理。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任弼時在蘇區瑞金主持召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尚Φ氖?，毛澤東作為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卻成了這次會議的攻擊對象。任弼時、顧作霖根據臨時中央的意圖，不顧事實對毛澤東進行批判，把他的正確主張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的嚴重程度。

在軍事上，顧作霖頤指氣使，諷刺毛澤東膽小怕事，消極避敵，違背中央主動進攻的方針。

王稼祥也是中央代表團的主要成員，這時候的他內心是極其復雜矛盾的。一方面他贊成臨時中央堅持的轟轟烈烈蘇俄式的革命斗爭，熱切盼望中國革命迅速取得成功；另一方面，經歷了中央蘇區第二、第三反圍剿的勝利，讓王稼祥認識到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指揮能力以及其所倡導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的客觀性。所以在贛南會議上，王稼祥雖然也被迫對毛澤東作了批判的發言，但他的內心是迷惘地，甚至有一點違心后的痛楚。

1931年12月，周恩來來到蘇區瑞金，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同時帶來了以王明為首的臨時中央對蘇區革命的指導意見，上海臨時中央的指導意見無視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斗爭中作出的巨大功績，反而加大了對他的指責和批判。

好在周恩來比王稼祥更加客觀理智，更加欣賞認同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所以在周恩來的極力維護下，毛澤東暫時保住了對紅軍隊伍的指揮權，還擔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對此任命，中央代表團中，王稼祥是唯一沒有意見的人。

讓王稼祥從思想上徹底轉變對毛澤東看法的贛州戰役。1932年1月，陽歷新年剛過，蘇區中央局便在瑞金開會討論臨時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務實的周恩來征求了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南昌作為國民黨在江西的軍事政治中心，有重兵把守，紅軍又缺乏攻堅武器，因此萬不能打。

雖然毛澤東的意見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但周恩來卻極為重視，將毛的意見上報了臨時中央，表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

臨時中央很不耐煩，回復如果南昌不能打，至少要在吉安、撫州、贛州中選擇一個打，并反復強調進攻城市的重要性。到了這種地步，再要強調客觀原因就說不過去了，很容易被扣上違抗中央的帽子。何況蘇區中央局、紅軍高級將領大多數人都贊同中央的進攻路線。

會議一番爭論下來，大家都認為贛州可打，因為贛州比較孤立，守軍最少。但在進一步討論如何攻打贛州時，一直沉默不語的毛澤東罕見地發了火，他認為現場所有人都不理智，接著便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不能攻打贛州的三個理由：贛州是贛南中心，交通閩粵咽喉之地，如攻之敵必重兵相救；贛州守軍雖少但城墻堅固，紅軍不具備破城的火力；贛州三面環水，易守難攻，且退路容易被切斷，即使攻下也會陷入敵人的反包圍。

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反對，有人譏諷他這也不能打那也不能打干脆回家種地去。對于毛澤東反對攻打贛州，王稼祥也不能理解，他認為中央的決定是英明的，大家的意見是正確的，既然要革命，如果連一座城市都不敢打，何時才能成功？

1月10日，周恩來正式簽署了進攻贛州的軍事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率領紅三軍團并紅七軍紅四軍1萬6千人向贛州發起攻擊。

但贛州戰役歷經33天，最終以3千多人傷亡的慘痛代價而狼狽收場，如果不是毛澤東大膽起用紅五軍團救援，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就有遭遇全軍覆沒的危險！

贛州戰敗也許沒有打醒其他人，但卻真正打醒了王稼祥！之前內心深處的兩種激烈沖突的矛盾此時冰消瓦解。王稼祥終于認識到了王明左傾主義的危害；終于意識到只有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革命路線才能挽救革命，才能讓紅軍立于不敗之地！

自從贛州戰役后，王稼祥開始主動接近毛主席，向毛主席請教中國革命的各種具體問題，互相深入探討國際國內形勢、軍事、經濟、、文化、民生等各種問題。隨著了解的加深，王稼祥對毛澤東更加佩服，更加堅持了自己對毛澤東的正確認識。

1932年10月3日召開的寧都會議上，面對臨時中央對毛澤東的指責，王稼祥極力辯駁，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堅決反對取消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上г谧髢A主義思想占據上風的情況下，王稼祥正義的聲音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毛澤東自寧都會議后便離開了軍隊。

毛澤東離開了軍隊，雖然中央紅軍仍然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但那是周恩來、朱德仍然運用毛澤東戰略戰術的結果。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洋顧問李德掌握了軍事指揮權，紅軍開始執行冒險進攻、節節抵抗的左傾軍事路線。從此敗戰連連，丟城失去，最后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王稼祥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到血戰湘江的全部過程，內心更加堅定了只有毛澤東才能挽救中國革命的信念。還在蘇區瑞金時，王稼祥便積極聯絡志同道合的同志，宣傳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毛澤東的復出奔走呼號，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張聞天便是經過王稼祥的說服，最終成為毛澤東的支持者。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王稼祥從一名擁護左傾主義的留蘇派，到最后成為毛澤東的支持與追隨者，彰顯了他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堅持實事求是、追求客觀真理的黨性原則。王稼祥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杰出的領導者，他為中國革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他的歷史功績永遠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