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敬文對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

開欄語

20世紀80年代民俗學科重建以來，在一代代民俗學人努力之下，民俗學獲得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無論是民俗學研究深度還是廣度都有顯著提升與拓展，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事業的開展，民俗學人同時成為民俗學研究與非遺保護傳承的學術骨干力量。為了彰顯民俗學人的貢獻，傳承學術精神，我們特別開辟“學人專欄”逐期刊載民俗學人的精品力作，以饗讀者，并致敬各位仍然耕耘在民俗學與非遺研究園地的前輩與同仁。

作者簡介

黃景春，男，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民間文學、民間信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已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10多部。兼任中國民俗學會副會長、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詞審定委員會秘書長、中國俗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等。

摘 要鐘敬文對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主要貢獻包括對學科基本概念、理論框架的確立，對民間文學理論問題的探討，對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規劃，對民間文學師資人才的培養。鐘敬文深刻影響了中國民間文學的學科布局和學術研究現狀，為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順利推進奠定了堅實的專業基礎。但是，民間文學二級學科地位的喪失，也讓相關學人陷入邊緣化困境。這是困擾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展因而需要盡快解決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鐘敬文；民間文學；學科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鐘敬文的百年人生，在文學創作、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貢獻。鐘先生被稱作民俗學家，他的主要學術成果都在民間文學、民俗學方面；而民間文學學科，鐘先生有時也稱其為民間文藝學，是他學術研究的重心所在。當然，他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學術研究，還體現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等方面。今天中國民間文學的基本面貌，無論高校、研究機構，還是文化管理、出版編輯、文旅產業部門，都深深打上了鐘敬文的烙印。本文主要討論鐘敬文在民間文學學科建設方面的成就。在鐘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梳理他在民間文學學科建設上的貢獻，藉此表達對鐘先生的敬仰和懷念。

一、對學科基本概念、理論框架的確立

一個獨立的學科，有其基本的概念、理論框架和問題意識。中國民間文學的這些關鍵要素都是鐘敬文確立的。他有時也用“民間文藝學”這個概念，與1950年成立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簡稱“民研會”，1987年后改名“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相對應。鐘先生的民間文藝學，是民間文學的同義語。他的界定是：“民間文藝，只是文藝（就是普通所謂文學）的一種。”“民間文藝，是純粹地以流動的語言為媒介的文藝，就是所謂的‘口傳的文藝’。”[1]他特別說明了文藝就是文學，“口頭的文藝”其實就是“口頭文學”。在《民間文學概論》中，他給民間文學下了定義：“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作。”[2]民間文學與民間文藝學，這兩個概念的內涵是一致的。從學科研究來說，“民間文藝學是研究人民群眾創作和傳承的口頭文學的科學。它的主要任務是對各類民間文學作品進行理論的探討和闡明，或對這種理論的歷史進行清理和論述”[3]。民間文學學科則是研究口頭文學或口頭創作的科學，當然包括闡釋各類民間文學作品，對其歷史進行梳理和論述。在鐘先生的相關論述中，“民間文藝”與“民間文學”、“民間文藝學”與“民間文學”（學科）這兩對概念是可以互換的。這也影響了其他學者。劉錫誠在《關于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中說：“文中談到‘民間文藝’時，就是指的‘民間文學’或‘口頭文學’。”[4]劉錫誠還解釋了民間文藝也是民間文學的原因：1950年3月29日，在郭沫若、周揚、老舍、鐘敬文等文藝領導人和專家的倡導下，在北京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對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進行采集、整理和研究，理事會是由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美術、曲藝等各方面的專門家組成的，并在理事會里設立民間文學組、音樂組、美術組、舞蹈組等幾個組。由于研究會包羅萬象，該會被稱為“小文聯”。大約1954年前后，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加入中國文聯，成為團體會員，隨后各文藝家協會相繼成立，民間音樂、民間美術、民間舞蹈、傳統曲藝協會等逐漸分離出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宗旨是負責民間文學的搜集和研究。1958年，有記者向時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理事長的郭沫若先生提問：“既然宗旨在研究民間文學，怎么理解‘民間文藝’？”郭沫若答復說：“在中國的古典文論里，‘文藝’指的就是‘文學’。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會名不用改。”因此，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會名一直延用下來。萬建中也說：“民間文藝學是一門研究民間文學的學科，在現行學科目錄中，該學科就被稱為民間文學。”[5]

鐘敬文對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理論貢獻，首先集中在《民間文學概論》一書。這部書是鐘先生在教育部支持下召集全國16所高校18位專業教師共同編寫的。教材編寫前夕（1979年6—7月間），鐘先生“寫出各章簡稿”，在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上試講，學員們（來自全國各高校的民間文學教師）進行了熱烈討論，提出不少意見。然后書稿進入編寫階段，到年終編出30萬字左右的初稿。打印后，初稿送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單位征求意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教材于1980年7月出版。鐘先生說《民間文學概論》是“集體力量的成果”[2]，這是事實，但也是鐘先生的謙遜說法。實際上，這部教材是鐘先生過去五十多年從事民間文學調查、研究、教學的經驗總結，也是他的民間文學思想體系的全面展現。該教材共分十四章，第一至七章屬于總論，討論了民間文學的概念、范圍，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民間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各民族民間文學的交流與影響，民間詩人、歌手與故事家，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問題等；第八到第十四章是分體討論，分別介紹了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歌謠，史詩與民間敘事詩，民間諺語、謎語，民間說唱、民間小戲。全書對民間文學的基本問題做了明確論定，對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區別、相互影響做了分析，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民間文學的交流，特別是漢族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影響，做了精當概述。與這部教材一同出版的還有《民間文學作品選》上下冊，分為神話和傳說、民間故事、民間歌謠、史詩和民間敘事詩、民間諺語和謎語、民間說唱、民間小戲等七類，與概論構成對應和補充。《民間文學概論》一經出版，立即成為全國各高校中文系民間文學課程的指定教材，列入眾多高校民間文學、民俗學專業研究生招生考試的參考書目。它深刻影響了后來汪玢玲《民間文學概論》、李惠芳《中國民間文學》、葉春生《民間文學概論》、萬建中《民間文學導論》《新編民間文學概論》、黃濤《中國民間文學概論》等教材，奠定了中國民間文學課程的基本面貌。

當今民間文學進入網絡時代，民間文學的口頭性弱化，集體性特征依然鮮明。民間文學的內容不斷豐富，創作方式、傳播媒介更加多樣化，但是，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題材范圍沒有大的改變，鐘先生《民間文學概論》的基本架構仍然沒有過時，基本理論通過各種新編教材得到延續和發展。

二、對民間文學相關理論問題的研究

鐘敬文對民間文學的全面理論闡述集中體現在《民間文學概論》一書中。該書歸納的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即集體性、口頭性、變異性、傳承性[2]，是對民間文學特征的高度概括，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再如，關于民間文學與作家創作的關系，該書深入討論了民間文學在題材、思想內容、人物形象、藝術形式、藝術語言等方面對作家文學的影響，以及作家對民間文學的保存、提煉和再創作，作家對民間文學的損害和歪曲等問題[2]。在中國學術史上，這些問題都是第一次得到清晰論述。

出于學科建設的需要，鐘先生注重辨析民間文學的文體特性，比較神話、傳說、故事（狹義）之異同。當其他學者還粗略地把民間口頭敘事區分為神話、童話（趙景深）或神話、故事（羅永麟）時，只有鐘先生將它們嚴格區分為三體。在明辨文體的基礎上，他對羅永麟提出的“四大民間故事”的故事屬性提出質疑，推動了“四大民間傳說”概念的生成[6]。四大民間傳說的廣泛接受，讓鐘先生明辨民間文學文體的努力取得收獲，原本專業研究人員都辨不清的傳說，現在非專業人員也有了一定的辨識力。

《民間文學概論》出版以后，鐘先生又陸續產生了一些新思考、新見解，以論文、講話稿的形式發表出來。他在1935年就提出“民間文藝學”的概念，認為“這種學科的內容，就是關于民間文學一般的特點、起源、發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敘述與說明”，它的特點是口傳性、集團性，還有類同性、樸素性[1]。

1950年他出版了《民間文藝新論集》一書，到80年代，他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對這一概念做了全面闡釋。《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是鐘先生倡導創立民間文藝學的綱領性文章。他認為民間文藝學，“應該是這樣的一種人文學科——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從實際出發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系統的民間文藝學”[7]。所謂“系統的”研究包括四個方面：其一，原理研究，即關于民間文學各方面現象的理論探究。其二，歷史的探索和編述，如作品史、科學史（諸如神話學史、歌謠學史等）。其三，評論工作，對于民間文學作品及有關的理論著作應有及時的評論活動。其四，方法論及資料學，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批判地吸取各種方法”；既要梳理歷史文獻，還要通過田野作業獲取當代資料[7]。他認為民間文藝學是一種“特殊的文藝學”。“我國歷史上文學這個對象，依我看，大概應分為三大干流，一是專業作家的文學（書本文學），其次是俗文學（唐宋以來的都市文學），再次是民間口頭文學（主要是勞動人民的文學）。三者彼此自然有交錯的地方，但是，大體上是各有疆界的。”他認為“一般文藝學”是關于古今專業作家創作的文藝學，而且是依照某些外國這方面著作的框架編纂出來的，很少涉及人民的口頭創作。“民間口頭創作，從作者身份、思想、感情、藝術特點、社會聯系、社會功能到傳播方法、藝術傳統等，跟古今專業作家的文學，有著極大的差異性。要研究、闡明這種文學的性質、特點、功用、影響等，決不是只運用作家文學的文藝學所能辦到的。它應該是一種具有自己特點的‘特殊文藝學’——民間文藝學。”[7]他在分析“民間文藝學”時，所涉及的文體是歌謠、神話、民間傳說、民間故事、史詩、民間敘事詩、民間小戲等。1989年完成的《中國民間文藝學的形成與發展》一文，討論了古代民間文學的記錄和搜集，古代作家對民間文學的論述，都落實在民間文學上，討論現代歌謠、傳說、故事用了民間文藝學，但并未涉及其他民間藝術[1]。作為長期開設民間文學、文學理論課程的學者，鐘先生的民間文藝學基本不討論民間音樂、民間美術等問題，而是聚焦于民間文學基本問題的討論。

建設民間文學，就必須做好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改編等問題。1949年9月鐘先生撰寫的《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財產》就討論了忠實記錄的問題。第一次全國民間文學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提出“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研究”的工作方針。針對調查采錄工作，當時提出的要求是“全面搜集、忠實記錄、慎重整理、適當加工”。這個問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過熱烈討論。如何全面搜集？如何忠實紀錄？忠實到什么程度？是否要做到“一字不移”？如何處理好整理、加工及再創作的關系？如何保證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文學性與科學性的統一？這些都是國內首次深入討論的問題。中國民研會組織學者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相關文章收入1962年出版的《民間文學搜集整理問題（第一集）》。

當時鐘先生因被打成“右派”，相關見解沒有收入該書。1980年他發表《關于故事記錄整理的忠實性問題》一文，回應20年前的那場爭鳴。該文討論了記錄、整理民間故事、傳說，“是否應該忠實于原來人民群眾的口頭講述，或忠實到什么程度”，也討論了改寫民間故事、傳說，作家依據民間故事、傳說進行再創作等問題。他認為應“嚴格分開忠實紀錄、謹慎整理或改寫、再創作這三種方法”，對于我們的科研、教育和文藝創作都是必要的[8]。他在指導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時，對民間文學集成的科學性提出要求。搜集民間文學作品應把握文學性和科學性兩個標準。所謂科學性，就是“保存它的原貌”，“要保留它原來的真和美”[9]。開展“三套集成”工作時期，鐘先生年事已高，每天教學、科研、社會活動等事務很多，但作為這項文化工程的發起人之一，他不僅擔任“三套集成”全國總編委會常務副總主編，還擔任《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主編，“利用各種機會、各種場合，反復強調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10]。蕭放回顧了鐘老對這項工作的重視：“1984年，鐘老被推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當時中國民協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編纂民間文學集成。……當年鐘老傾注了很多心血。比如民間故事，每個省都有一卷，最后匯總到北京來審定。評審開會的時候鐘老必到，必定要聽完大家發言，然后自己提意見。”[11]民間文學集成工作是中國民族民間文藝“十套集成”的一部分。這項宏偉工程給1980年代中國民間文學留下一份全面的素描圖，保存了極其豐富的口頭文學資料，這項工程容含了鐘先生的大量心血。

事實上，鐘先生在學科建設方面的貢獻，愈到晚年思考愈多，用力也愈多。當然，中間也遇到一些新問題。

三、對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

鐘敬文的民俗學研究，一直是帶有鮮明文學色彩的民俗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50—70年代，鐘先生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一直在民間文學領域內進行，他致力于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為我國民間文學、民俗學事業打下了堅牢的基礎。

鐘敬文對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建立在他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地位基礎上。他借助于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政治話語建設的需要，利用民間文學參與國家意識形態闡釋和思想教育工作，在國家體制內為民間文學謀取了一席之地，為學科發展開拓出一片天地。

新中國成立初期主要是通過搜集、整理、改編民間口頭作品服務于新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搜集與整理民間文學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民間文學的核心。”[12]由于這些搜集、整理工作都服務于新生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民間文學研究主要圍繞作品鑒賞、作品的思想性與社會歷史價值展開”[12]。為了對接國家政治和意識形態話語，鐘敬文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就強調了民間文藝是勞動人民的創作，“反映出來的生活現象和思想感情趣味等也往往顯得真實，顯得充沛和健康”，他提請人們多研究“真正勞動人民（大多數是農民）的創作”[13]。1950年他在《民間文藝集刊》第一冊發表《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

此文一年后出版了單行本。文中使用了“人民口頭創作”“廣大人民的口頭創作”等概念，跟蘇聯“人民的口頭創作”的理論緊密對接。①他說：“（勞動人民）創出了無量數的物質財富，更創造了無量數的精神財富。口頭文學就是這個財富中的一宗。這宗財富決不是等閑的。其中包含著不少有益的東西，包括著我們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14]他引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把古代文化區分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優秀的民間文化及多少帶有民主性與革命性的東西”，提出把優秀的民間文化吸收起來，發展民族的新文化。具體來說，對民間的口頭創作要“吸取它的精華來建立和豐富新文化”[14]。鐘先生對口頭文學的思想和藝術價值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

人民口頭創作的教化上的潛力，往往不是我們一時腦子能完全測度得盡的。現在我們盟邦蘇聯的教育家，在培養國民的愛國思想、情操上，相當重視民族的口頭創作。我想，這是有充分理由的。廣大人民過去在生活和斗爭中產生的美好文藝作品，是匯集了眾多的體驗、眾多的思索和眾多的才能創造成功的。這種作品比起個別的優秀作家的創作，往往還更深刻、更偉大、更富于藝術的香氣[14]。

《民間文藝集刊》第一至三冊，以及1955年創刊的《民間文學》，都能體現鐘先生的民間文學思想。這些書刊既發表研究文章，也發表民間文學作品。研究文章具有理論導向性，民間文學作品則是所謂優秀的民間的口頭創作。當時，“民間文學被納入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進程，成為文學領域接駁、實踐國家話語的重要場域”[15]。因此，民間文學受到教育部門的高度重視，多所高等學校的中文系相繼開設了這門課程，名稱大多為“人民的口頭文學”。“北京的高等學校，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輔仁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震旦大學，蘭州藝術學院等，自1949年起先后在中文系開設了民間文學課；1952年院系調整后，北京師范大學于1953年率先招收民間文學研究生。”[16]隨著鐘門弟子研究生畢業后到各高校任教，河南大學、遼寧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的中文系也開設了民間文學課程。山東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高校也有人開設出民間文學課。

鐘敬文認為人民的口頭創作“比起個別的優秀作家的創作，往往還更深刻、更偉大”，還有一些其他學者對民間文學做出了過高的評價，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青年學者片面接受了這些評價。“學界有一種把民間文學過度拔高的見解，最典型的是1958年北大五三級的學生寫的文學史和北師大五三級學生寫的中國民間文學史，作者們把民間文學說成是文學史的主流和正宗。”[16]這引起一些著名文史學者的反感和批評。后來鐘先生對這種過度拔高也做了批評。他說：“那時候，當然也有些‘左’的思想的影響，如有的同志提出過文學的主流就是民間文學的主張。”[3]但是，當時推崇民間文學地位的聲勢很大，無形中也改變了一些學者的輕視態度，重新認識民間文學的價值和地位。正因如此，民間文學在中國語言文學學科內取得一席之地。1983年教育部頒布《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民間文學成為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的獨立二級學科。②1990年版的專業目錄，民間文學仍是中國語言文學下的二級學科，學科代碼為050104。

鐘敬文對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一部分是通過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實現的。“民研會”建會之初，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鐘敬文因專業聲望而“主持該會工作”[3]，成為該會專業工作的實際推動者。“‘民研會’在這一時期工作主導著民間文學的學術轉型以及新的人民文學的建構，同時也關涉民間文學調查這一奠定民間文學資料體系建設的研究工作。”[17]其間，由于被戴上“右派”帽子，鐘先生有幾年時間離開了“民研會”領導崗位，但他的研究和思考并沒有停止，他的影響也從來沒有消失。到20世紀80年代初，鐘先生擔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兼民俗學部主任、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等行政和學術職務，成為中國民俗學、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指導者。1983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舉行第二屆年會，慶祝鐘敬文從事民間文學工作60周年成為會議的重要主題：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二屆年會有多個主題，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兩個主題，一是“加強民間文學的學科建設，開創民間文學工作的新局面”，二是“慶祝鐘敬文同志從事民間文學工作六十周年”。從年會的兩個重要主題來看，這是一次全面奠定鐘敬文在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界領袖地位的一次大會。[18]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隨著鐘先生擔任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他對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關系有了新的思考。他越來越多地把民間文學放在民俗學的框架內加以考量。這在1979年已有前兆，他在暑期民間文學講習班上說：“民間文學作品及民間文學理論，是民俗志和民俗學的重要構成部分。”[1]此后，鐘先生越來越強調民間文學的民俗學屬性。當時教育部專業學科調整，有意拿掉中國語言文學下的民間文學二級學科。經過一系列運作與博弈，民間文學被劃歸到社會學下。這一轉變體現在1997年教育部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民間文學喪失了中國語言文學的二級學科地位，被劃到社會學下的民俗學二級學科之中，在民俗學后的括號里備注“含民間文學”。民間文學成為社會學下的一個類似于三級學科的存在，這給正在中文系執教的專業教師造成極大的困擾：他們的人員編制在中文系，專業卻被劃到了社會學系。問題是，相比于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這些二級學科，民俗學本來就在社會學系處在角落的位置，而民間文學又是民俗學內一個角落。社會學有自己的研究對象、理論、方法和問題，跟文學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強調運用社會學理論研究社會學問題，對研究虛構、想象、抒情作品的文學比較陌生，也不乏排斥。把民間文學放到社會學一級學科里，社會學系不會有人研究民間文學。民間文學處在社會學內角落的角落之中，從學科設置上來說，它被引進了死胡同。

至于為什么出現這種學科歸屬轉變，問題演變的背景比較復雜，已經成為一個說不清楚的公案。問題是，這種學科處境給民間文學研究者造成了極大的職業和學術困境。對于這種困境，近些年劉錫誠、萬建中、江帆等學者先后著文呼吁解決，其他學者也為民間文學二級學科地位的恢復而努力，但迄今無果。

當今中國，民間文學在12所高校以中國語言文學學科下的自主增設二級學科的方式維持存在，③解決了學科合法性問題；其他多數民間文學教師，不是依附于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學，就是依附于社會學下的民俗學，都處在邊緣地帶。有些高校民間文學教師掛靠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也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方式。鐘先生為民間文學學科建設奮斗幾十年，余下的未竟事業，仍需后學繼續努力。

四、對民間文學師資人才的培養

作為一位民間文學研究大師，鐘先生是民間文學研究和教育的高峰的象征。他從1950年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工作，這里一直都是民間文學人才培養的中心。鐘先生在這里培育了大批高級專業人才。這些人才到各地高校執教，推動了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的發展。

鐘先生1941—1947年在中山大學中文系開始教授民間文學[3]，當時似乎沒有培養出多少高水平專業弟子。真正造就高水平專業人才，是執教北京師范大學以后的事情。1953年鐘先生開始招收研究生，第一屆招生5人：張紫晨（張紫臣）、烏丙安、張振犁（張振離）、蔚家麟、李淑華。1955年招收第二屆研究生6人：邵海清、陳子艾、屈育德、潛明茲、巫瑞書、楊秉禮。同年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創立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名曰“人民口頭文學教研室”，教師除了鐘先生，還有張紫晨、許鈺；翌年增加了陳子艾、潛明滋，張紫晨年底轉到“民研會”工作。1964年鐘先生招收第三屆民間文學研究生2人：葉春生、李緒鑒[19]。除了招收這三批研究生，民間文學教研室還接納一大批各地院校的進修教師[20]。這些研究生、進修生返回所在高校和研究機構，轉化為民間文學教學、科研骨干，開設民間文學課程，建立相應的教學點。烏丙安在遼寧大學，張振犁在河南大學，屈育德在北京大學，巫瑞書在湖南師范大學，葉春生在中山大學，都分別建立起民間文學學科點，后來還招收研究生，有的還培養博士生。

1979年鐘先生恢復招收研究生，第一批招錄的研究生有程薔、劉鐵梁、李德芳、李稚田等人。1986年開始招收民間文藝學博士生，第一位博士生是董曉萍，人才培養躍上新臺階。“上世紀90年代初，九旬高齡的鐘先生還發誓，要為中國民俗學培養50名博士。直到他去世，指導畢業的博士有30多位，手下在讀的還有15位，也算基本實現了這個宏愿吧。”[11]2002年去世前夕，鐘先生以99歲高齡，仍在指導博士生、博士后及訪問學者，創造了我國高校人才培養的一大奇跡。50年時間，他為我國民間文學、民俗學培養了數以百計的高水平專業人才。他門下早年畢業的研究生都已年邁，有的已經作古；改革開放后畢業的碩士生、博士生大多過了退休年齡，但也有一些仍是民間文學、民俗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堅力量。他的二傳、三傳弟子也已在各高校擔當科研、教學的重任。

除了這些親炙弟子，全國各高校前來北京師范大學進修民間文學的教師，也都深受鐘先生學術思想的影響。1979年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利用暑期開設“高校民間文學骨干講習班”（俗稱“民間文學黃埔一期”），鐘先生發表了關于“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的演講，還試講了自己編寫的《民間文學概論》各章簡稿，讓學員展開深入討論。這些學員（如柯楊、汪玢玲、陳勤建、李惠芳等）也都以鐘先生為導師，蹈循他的學術理路。國內外一些慕名而來的訪問學者（如陳建憲、敖琪、加藤千代等）也大都掛在鐘先生名下，他們也自認為是鐘先生的弟子。蕭放說：“新中國民俗學的學科建設，鐘老搞了近半個世紀，直到他去世，可以說培養了中國民俗學界80%以上的人才。”“現在研究民俗學的學者，基本都是鐘老的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11]蕭放所說的民俗學，是包括民間文學在內的。施愛東也說：“在中國民俗學界，至少60%的從業者都是鐘敬文的弟子或再傳、三傳弟子。”[21]鐘先生培養的眾多弟子，在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界不管占80%還是60%，都是一種估摸的說法，但都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領域內，傳承的主要是鐘敬文的衣缽，流淌的主要是鐘敬文的學術血液。鐘敬文的學科建設成果奠定了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基本格局。

這些弟子不僅分布在各高校民間文學、民俗學學科內，在諸如社科院這樣的研究機構，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這樣的文化指導部門，在出版編輯單位，在文化管理和非遺保護部門，也都分布著鐘先生的弟子和再傳、三傳弟子。一方面，我們可以說鐘老的事業后繼有人；另一方面，我們還需看到，由于這些人相當多畢業于中文系，由于學科歸屬于社會學系，他們畢業后立即面臨無學科可依的困境。已有12所大學通過自主增設二級學科解決了民間文學的合法性，更多的民間文學教師依傍其他學科，在強調學科建設、專業發展的今天，他們都處在尷尬的境地。也正因如此，有學者指出：“學科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策角度和制度層面的扶持與保障，中國民間文藝學應盡快從社會學及民俗學的學科歸類中脫離出來重新回歸文學本位，以走出低迷，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22]

對于民間文學的這種學科困境，劉錫誠先后在《文藝報》發表《向國家學位委員會進一言》，在《社會科學報》上發表《民間文學向何處去》，指出中國近百年來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從來是有聯系而又有區別的，實際是各自分立的兩個學科，把民間文學看作是文學的一部分，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化史實際，而民間文學與民俗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萬建中在《給予民間文學應有的發展空間》一文中指出：“高校民間文學學科點的不足，學界對民間文學學科認識的偏差，尤其是學科體制將這一學科排斥于學科目錄之外，嚴重制約了這一學科的繼續發展。”他建議將民間文學重新納入中國語言文學，恢復二級學科地位；或者建立和發展民間藝術學一級學科，民間文學“作為其中一個相對獨立的二級學科，在民間藝術學的學科框架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和發展空間”[23]。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潘魯生接續萬建中的建議，試圖為民間文學在藝術學門類下找到出路。他認為：“民間文藝不只是民間文學、美術、工藝等橫向類別的構成，更是‘藝術學’意義上一種縱向的、基礎性的存在。”他建議在“藝術學”門類下，設立民間文藝學一級學科，下設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學、民間文藝學理論等3個二級學科[24]。他擬議中的民間文藝學，回到了這一概念的原始意涵。從學科建設的邏輯來說，這也是解決民間文學生存與發展的一條道路。但是，離開文學而強調其藝術學特征，似乎又偏離了它的基本屬性。

最后，我們必須認識到，鐘先生為民間文學開辟的一片天地，是我們學術耕耘的沃土，也是我們教書育人、傳承中華文明的職業崗位所在。今年我們紀念鐘老誕辰120周年，緬懷他的學術人生，敬仰他的非凡人格，同時也應凝聚我們恢復和建設民間文學學科的信心。學科建設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民間文學是最本色、最美妙的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我們正迎來民間文學發展的新機遇。只要學科同仁勠力同心，不懈奮斗，我們的民間文學學科一定能夠回歸本位，重新成為獨立的二級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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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與參考文獻

（一）注釋

①該單行本附錄了鐘先生的“民間文藝論”片段。

②筆者還沒查到1983年的學科專業目錄，此處的依據是潘魯生的說法：“‘民間文學’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成為大學課程并開始招收研究生，八十年代成為‘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參見《民俗研究》2021年第４期，第10頁。

③截至2019年5月31日，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山西大學、河南大學、廣西民族大學、閩南師范大學、重慶三峽學院等11所大學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自主增設了民間文學二級學科；中山大學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自主增設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二級學科，民間文學包含其中。

（二）參考文獻

[1]鐘敬文：《鐘敬文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鐘敬文主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3]《鐘敬文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4]劉錫誠：《21世紀：民間文學研究的當代使命——關于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民間文化論壇》2013年第1期。

[5]萬建中：《給予民間文學應有的發展空間》，《北京觀察》2016年第9期。

[6]施愛東：《“四大傳說”的經典生成》，《文藝研究》2020年第6期。

[7]鐘敬文：《建立新民間文藝學的一些設想——四月十一日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的講話（摘要）》，《民間文學論壇》1983年第3期。

[8]鐘敬文：《關于故事記錄的忠實性問題》，《山茶》1980年第2期。

[9]鐘敬文：《關于民間文學集成的科學性等問題——在第二次“集成”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民間文學論壇》1986年第3期。

[10]賀嘉：《鐘敬文與民間文學集成》，《民間文化論壇》2009年第5期。

[11]武云溥：《憶中國“民俗學之父”鐘敬文：他說自己是一粒麥子》，《新京報》2009年10月21日。

[12]毛巧暉：《〈民間文學〉與新中國民間文藝學——基于1955年至1966年〈民間文學〉的考察》，《民族文學研究》2013年第4期。

[13]鐘敬文：《請多多地注意民間文藝》，《文藝報》1949年7月28日。

[14]鐘敬文：《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產》，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51年版。

[15]毛巧暉：《文本與理論：民間文藝學的雙重建構（1949—1966）——以〈民間文學參考資料〉為中心的考察》，《民俗研究》2020年第1期。

[16]劉錫誠：《關于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17]毛巧暉：《民研會：1949—1966年民間文藝學重構的導引與規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18]馮莉、施愛東：《〈民間文學論壇〉創辦時期的編輯工作及其特點》，《民俗研究》2021年第3期。

[19]董曉萍、連樹聲等編：《鐘敬文全集》（第28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230頁。

[20]許鈺：《北師大民間文學教研室的昨天與今天》，《口承故事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頁。

[21]施愛東：《學術生態五談》，

http：//www.hnsk.gov.cn/content/2014/04/15/9598092.html。

[22]江帆：《困惑與憂慮：民間文藝學歸屬何處》，《民間文化論壇》2011年第6期。

[23]萬建中：《給予民間文學應有的發展空間》，《北京觀察》2016年第9期。

[24]潘魯生：《關于“文化遺產學”與“民間文藝學”的學科建設思考》，《民俗研究》2021年第4期。

原載于《學習與探索》二〇二三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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