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也想好好向大眾傳播儒學和國學，但是實在是抱歉，因為年紀大了，身體也差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做得很不夠，只能寄望青年學人來接著做了。

至于出于一種什么樣的情懷呢？還是陸游的那首詩上說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儒家的學問不是紙上的東西，不是書桌上的東西，它要躬行實踐，它是我們內在的修養，自然體現、呈現在我們的日常行為與待人接物當中。

我出身于一個普通小商人的家庭，我父母親文化程度不高。我祖父讀的書稍多一點，他在武昌高級商業學堂（清末叫武昌甲種實業學堂）畢業，學的是商科，后做點小生意，曾被選為武昌商會的會長，也做慈善，辦至善堂，算社會賢達。我父親上高小的時候，參加了童子軍，很活躍，我祖父怕他參加革命就將他帶回家，后來讓他去漢口學做布匹生意。我就是出身于這樣的民間小商家庭。我的不少老師，小學中學大學的老師，給了我很多教誨。

我們要繼承陽明講的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傳統，這是我覺得可以分享給青年朋友們的。我們一方面要好好讀書，讀經史子集的基本經典；另一方面要躬行實踐。我校歷史系有一位石泉先生，他是歷史地理學的專家，他有兩句話我很欣賞，叫“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于心”。我們一生還是“但求無愧于心”為好，真正的做人還是要對得起我們讀的詩書，使自己的一生過得有意義！

對于文史哲專業的學生來說，我們還是要花力氣、下苦功學習經典，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讀經典。一個人要有看家的本領，比方說經史子集各個部類的書，不可能讀多，但一個部類精讀一到兩種是可能的。當然《四書》、《老子》、《莊子》、《壇經》、《近思錄》、《傳習錄》等是基礎之基礎，大家都要學的，要化為自己的行為。這是錢賓四先生開的國人必讀的書。在這個基礎之上，至少還要把此外的，經史子集的每一部類的書，讀一到兩種，連注箋一起讀，深入地一字一句地讀，這是我們看家的本領。

另外，還要讀一點西方的經典，行有余力讀一點印度的經典。我覺得治學要有廣博的胸襟，要有多元文化的陶冶。就怕碎片化地閱讀，所謂“標題黨”，望文生義，只看手機不去讀紙本。

我還是希望人文學子能從認字開始，有古文字的基本訓練，讀紙本，以紙本研讀為主。我們武大國學院的學生讀書都是讀紙本、讀刻本，最好是讀白文，自己句讀。這是治學的基礎。

為人上，我覺得還是一個“誠”字——實實在在，“誠”就是“真實無妄”。人要誠心，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好，這也是王陽明與曾國藩的經驗。王陽明一介書生，他怎么會打仗呢？曾國藩天資并不高，為什么能成為治世之能臣呢？他們只是將所學的，用到生命實踐當中。我當過幾年哲學系（院）的負責人，口碑不錯，那是2000年底至2007年秋之間，據老師們評論說是該系（院）發展最好、人際關系最和諧的時期。最后我在離任時講幾句話，忽然蹦出一句話來，大家都很吃驚，我自己也很吃驚。我說我做院長其實就是按照儒家的精神做的，是“以儒治院”。因為學習了儒家的學問，自然就會按照它去做，以仁心、公心做事，兼善全院師生，調動各種積極性。如果我們真有儒家的修養，我們自然而然就能做好各種事業，所謂內圣和外王是打通的，修己與安百姓是打通的。曾國藩也沒有想到他會成為中興名臣，王陽明也沒有想到他會平定寧王之亂。他們的經驗告訴我們，學習儒家經典與為世所用并不是隔絕的。

我也希望同學們有各種本領，武大的國學班比較小，為什么呢？過去我們還是擔心學生擇業困難，因此人數較少。當然我們也考慮到小班授課，效果較好。同學們除了學習國學，也學了一些現代科學文化知識。

好在從2001級開始，至今二十多年來，我們國學班的本科生，到目前為止還沒聽說過他們畢業后無法就業的。碩、博士生的情況更好。其實國學學好了，在社會上總會有立足的空間，所以我反倒不擔心他們的就業問題。社會上亟須受過正規訓練的國學人才，大中小學的國學師資有較大的缺口，應大力培養。

此外，現在有一些大學生在求學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心理失衡、焦慮，甚至是排解不開等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源自家庭問題，也可能是社會的因素，但我覺得是可以用國學智慧來加以調節的。

中國傳統的價值理想與人生信念，特別是儒釋道三教與宋明道學（或理學）中的智慧，會給我們提供一些心理調節的資源，首先是人生的目的與意義的貞定，乃至宇宙意識的開發。中國文化中充滿著生命與生存的大智大慧，需要我們慢慢咀嚼、體會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