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石友信召集軍官開會，要替哥哥石友三報仇，討伐高樹勛。正當石友信氣勢洶洶的講話時，一個軍官走來，對著他腦袋就是一槍。

在出身西北軍的將領中，石友三是名聲最差的那一個，他因為反復無常，像走馬燈一樣換主子，而被稱為“多姓家奴”。

1931年7月，石友三在東北軍、蔣軍、晉軍的夾擊之下大敗，開始了四處逃難的日子。

輾轉多地之后，石友三終于在天津租界落下了腳跟。在日本特務的支持下，他利用影響力，廣招舊部，沒有多久又湊齊了一支幾千人的隊伍。

生逢亂世，石友三深諳“大樹底下好乘涼”的道理。因此1935年，在老上司宋哲元被任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后，石友三二話不說前去投奔。

即使手底下的人磨破了嘴皮子進諫反對，可是宋哲元還是念在舊情，收留了石友三，并讓其擔任冀北保安司令這一要職。

不過，心野慣了的石友三，怎么肯長期仰人鼻息。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就找機會帶領部隊南下，以“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名義，想著趁機脫離宋哲元的節制。

對分化雜牌軍頗有一套的蔣介石，怎么肯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大筆一揮，將石友三的181師進行人員和編制的擴充，并將181師和新6師合編為69軍，以石友三為軍長，新6師師長高樹勛兼任副軍長。

本來高樹勛對這個安排也很滿意，有什么比給自己的拜把子兄長（石友三生于1891年，高樹勛生于1898年）當副手更順手的呢？可是他漸漸地發現，事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樣。

對于石友三來說，蔣介石的這個安排簡直就是“及時雨”。一者他借此脫離了宋哲元，二者他和高樹勛之前多次共事，是拜把子兄弟，三者他的實力成倍增長，成為威震一方的大諸侯。

石友三自恃發展壯大、羽翼豐滿了，更加飛揚跋扈、口大氣粗，對下級頤指氣使，始終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對于副軍長，自己的拜把子兄弟高樹勛，石友三也同樣如此，有好幾次當著其他人的面讓高下不了臺，這讓后者非常不快。

1939年底，石友三升任39集團軍總司令，轄69軍（石友三兼任軍長）、新八軍（高樹勛任軍長）。肥水不流外人田，石友三將自己的弟弟石友信提拔為師長。這也令高樹勛非常不滿。

對于高樹勛來說，“官大一級壓死人”的道理他是明白的，且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可是后來石友三的所作所為，徹底突破了他的底線和紅線。

蔣介石為了抗日，提拔重用的石友三。后者卻反其道而行之，玩起了在多只雞蛋上跳舞，借以保存實力那一套，竟然和駐地日本鬼子的最高長官土肥原賢二打的火熱。

正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土肥原賢二派出得力干將，對石友三進行策反拉攏，后者很快便淪陷了，與日本鬼子達成了“合作”的初步協議。

石友三與土肥原賢二勾勾搭搭的事情，盡管做得很機密，可是天底下沒有不透風的墻，更何況高樹勛身為副軍長，眼線眾多，他知道后怒不可遏，在心底深處與石友三徹底劃清了界限。

除了高樹勛之外，還有一雙眼睛也死死盯著石友三，他就是黃埔四期的臧伯風，蔣介石派到石友三旁邊的自己人。

很快，臧伯風與高樹勛搭上了線。說起石友三與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兩人扯開了嗓子痛罵，儼然找到了真心知己。

高樹勛向第一戰區長官衛立煌反映了石友三的問題，衛立煌一方面讓高加緊監視，一方面向重慶一五一十做了匯報。

蔣介石早就得到了臧伯信兒，這下做實了石友三的叛國投敵，很快對其“制裁”的命令下來了。

高樹勛與臧伯風密謀，要用最小的代價處決石友三。新八軍肯定沒有問題，關鍵是石友三兼任軍長的69軍。

不過很快高樹勛與臧伯風的擔憂消失了，畢廣垣(石部總參議）、王清翰（69軍副軍長）等人早就對石友三賣國的行為極度不滿，他們親自找了過來，主動要求“除掉石友三”。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高樹勛請來了德高望重的西北軍元老孫良誠，讓其主持調解自己與石友三的關系，騙后者來到了新八軍軍部。

殺伐決斷的高樹勛沒有給石友三任何機會，石友三一來到立即被逮捕。

高樹勛、臧伯風、畢廣垣、王清翰等人同時參加了行動，將石友三活埋于黃河邊。活埋人，正是石友三生前最喜歡做的事情。這么做，也算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了。

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聽到哥哥慘死消息的石友信哪里咽的下這口氣，他召集親信軍官，開會商討討伐高樹勛的事情，發誓報仇雪恨。

長期以來，石友三對下級非常殘暴，又傳出其要投敵的消息，下屬必欲除之而后快，心中對石友信的決定非常不滿。

正在石友信高談闊論的時候，畢廣垣的副官拔出手槍，一槍爆頭。石友信倒在了血泊之中，報仇的計劃也因此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