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旭

新年第一天，鄭州市中級法院即發布了《關于加強刑事審判中律師權利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一石激起千層浪”，律師界普遍的點贊和叫好聲。在法律規定不盡完善，對刑辯律師權利保障不足的情況下，一個地方的中級法院通過發布帶有指導性的“通知”形式，旨在本市兩級法院加強律師權利保障，這無疑走在全國前列，具有進步意義。筆者也為該“通知”的發布叫好！“好”在哪里呢？我認為以下四個方面是值得稱道的。

一是要求不打斷律師庭審中的發言。該“通知”第4條規定：“復雜案件、爭議較大案件，庭審要至少進行二輪辯論。第一輪辯論一般不應打斷律師發言；第一輪辯論結束后要歸納爭議焦點，控辯雙方可以對爭議焦點進行補充;第二輪辯論應針對法庭總結的焦點進行。”長期以來，一些地方的法庭上，法官不尊重律師的發言權，動輒打斷律師發言的情形并不鮮見。例如，2019年2月，廣東省高級法院某法官三次打斷律師發言，并批律師“水平不夠，抓不住重點”。雖然《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第31條第2款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法官可以對律師的發問、辯論進行引導，除發言過于重復、相關問題已在庭前會議達成一致、與案件無關或者侮辱、誹謗、威脅他人，故意擾亂法庭秩序的情況外，法官不得隨意打斷或者制止律師按程序進行的發言。”但實施效果不佳。鄭州中院以“通知”形式要求兩級法院刑庭法官遵照執行，是對辯護律師發言權的保障，有助于律師在法庭上充分發表意見，是貫徹直接言詞原則的體現。

二是對認罪認罰案件中辯護沖突的認同和重視。該“通知”第5條規定：“被告人認罪認罰但辯護人做無罪、輕罪、變更罪名辯護的案件，要引起足夠重視，充分聽取辯方意見；不得以打斷律師發言、倒逼被告人表態等方式，影響律師獨立行使辯護權。”該條規定的進步之處有三點：第一，承認了辯護律師獨立的辯護地位，可以發表不同于被告人的辯護意見，明確刑事辯護不同于民事代理，辯護律師不是被告人的“傳聲筒”。第二，對于發生辯護沖突的案件高度重視，體現了對律師意見的尊重。第三，禁止“倒逼被告人表態”而使被告人陷于兩難境地。近年來，在認罪認罰案件審理中，一旦辯護律師發表無罪或者量刑辯護意見，不少法官隨即追問被告人是否同意律師的意見，置其于尷尬境地。如果同意辯護人意見，擔心法院不會適用認罪認罰制度予以從寬；如果不同意辯護人意見，辯護律師要么辭去委托，要么“改弦易轍”，回到被告人意見一邊，與被告人在辯護立場上保持一致。這一問題，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施后比較突出。鄭州中院這一做法，表明了法院的立場和態度，有助于律師在認罪認罰案件中辯護權保障。

三是建立二審案件聽取律師意見制度。該“通知”第6條規定：“二審不開庭審理的案件，要會見律師聽取意見并制作筆錄，但律師認為沒有必要的除外。會見地點應當在法庭或接待室，會見過程可以錄音錄像。經協商一致，也可采用線上方式會見。”雖然該條規定距離所有刑事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尚有一定距離，但是這是二審案件未能實現全面審理情況下的一種務實做法，比之前的二審案件基本采用“書面審理”方式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實，也有助于辯護律師在二審程序中作用發揮，一定程度上貫徹了直接言詞原則這也體現了“漸進式”司法改革的技術路徑。對此，我們不能過分苛求，應看到其進步之處。

四是要求裁判文書進行較為充分的說理。該“通知”第8條規定：“裁判文書要對律師提交的證據及辯護意見全面總結概括，不能遺漏證據及觀點，并對是否采納逐一進行充分說理，堅決杜絕“辯護意見一大堆，回應說理沒幾句”。院、庭長要認真‘閱核’文書，把好案件質量關:對沒有回應辯護意見或者回應辯護意見不充分的文書，要提出修改意見。”裁判文書是法官理性和良知的一面鏡子。長期以來，我國的裁判文書“千人一面”，對辯護律師的意見較少回應。 法國1810 年法律規定: “不包括理由的判決無效”，西方有法諺:“法律是“理性”與“良知”的結合，有“理”無“力”乃 道德，有“力“無”理“乃強權政治，判決不僅體現國家意志，更反映了社會理念。裁判應兼顧法理情，“要將案件置于國法、天理、人情中綜合考量，遵循國之常法、世之常理、人之常情，把國法作為裁判的底線不可逾越，把天理作為裁判的精神予以彰顯，把人情作為裁判的溫度可觸可感，做到既恪守法律，又通達情理，回應人民群眾新期待新要求，不斷提升裁判的法律認同、社會認同和情理認同。”雖然早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印發了《關于加強和規范裁判文書釋法說理的指導意見》，但是裁判文書不說理或者說理不充分的問題依然存在。無論是會見權、閱卷權、調查取證權，還是發問權、質證權和辯論權，均是服務于辯護意見的，對辯護意見尤其是不采納辯護律師意見的回應，既是對律師執業權利的尊重，也有助于限制法官之恣意，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在裁判說理時應當注意指導性案例的運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2018年修訂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8條第2款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發布指導性案例”。根據《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7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各級人民法院審判類似案例時應當參照。”據此，指導性案例構成裁判理由的一部分。按照德國法學家Kriele的觀點，之所以賦予判決先例以推定的拘束力，是基于下列主要理由的考慮:(1)統一法律適用；(2)保持法律見解之連續性；(3)提高裁判結果之可預見性；(4)平等權的要求；(5)訴訟經濟的要求；(6)減輕法院在說理上的業務負擔；(7)尊重經驗，以比較溫和而保守地求取進步。鄭州中院此舉，可以有效解決“辯護意見一大堆，回應說理沒幾句”的司法亂象。（完）

（盛學友，民革黨員，資深法治媒體人。從事法治記者30多年，采訪全國兩會10多年。作品曾獲中央省市級獎項。事跡被央視、經濟日報等全國多家媒體報道。）

韓旭教授

韓旭教授簡介

法學博士、博士后，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基地主任。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首屆四川省十大優秀中青年法學家、四川省十大法治人物、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兼任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律師法學研究會理事、四川省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被聘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四川省人民政府學科評議專家、首屆四川省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委員、中共四川省委宣講團成員、四川省反恐領導小組反恐法律專家、四川省監獄管理局特邀執法監督員、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等社會職務。

出版《檢察官客觀義務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等學術著作 11 部（獨著 7 部、合著 5 部），在《法學研究》、《法學家》、《清華法學》、《法商研究》、《法學》、《現代法學》、《當代法學》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100 余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刑事法學》全文轉載 8 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法學會部級研究課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等省部級及其以上課題 6 項，參與國家重大課題、重點課題 5 項；獲得“第三屆中國法學優秀成果獎”、“中國犯罪學十年優秀科研獎”、第十五、十六次、十八次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省部級以上政府獎勵7 項。

多次為四川省省政府常務會議、省委政法委“書記辦公會”會前學法進行專題講座；常為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國內高等學校等進行習近平法治思想解讀、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依法行政與法治政府建設、刑事訴訟法與監察法的銜接、刑事辯護制度與技術、司法改革等專題進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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