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6日，加拿大聯邦總理暨聯邦自由黨黨領杜魯多（Justin Trudeau）冒雪在首都渥太華里多官邸外冒雪發表演講，承諾“一旦產生新黨領，將辭去總理和黨領職務”。

由于杜魯多已征得加拿大總督西蒙（Mary Simon）同意，聯邦議會將休會至3月24日，即便復會后反對黨針對內閣的不信任動議立即獲得通過，照規則也要再等至少36天才能舉行新的聯邦選舉（正常應不遲于10月20日舉行），而聯邦自由黨黨領選舉日期已定在3月9日，因此直至目前，杜魯多仍是總理、黨領。但毋庸諱言，既喪失民意多數支持、又被黨內孤立的他，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跛腳總理”、“跛腳黨領”，因此眾多觀察家和媒體異口同聲下了如下斷語：杜魯多時代結束了。

屬于杜魯多的“陽光”

杜魯多1971年圣誕節當天出生于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總理官邸，原籍則是法語省份魁北克省。杜魯多是加拿大歷史上任職時間第三長（1968-1984年間累及任職15年164天）總理皮埃爾.特魯多（Pierre Trudeau）長子，先后在麥吉爾大學和UBC大學獲得英語及教育方面學士學位后，他成為一名教師，并在較長一段時間遠離父親所屬政黨和大本營魁北克省住在溫哥華，黨內元老更屬意其弟弟米歇爾（Michel Trudeau），而認為杜魯多“對政治不感興趣”。

1998年11月，米歇爾在西部內陸度假時遭遇雪崩墜湖失蹤，迫使父親和黨內元老轉而關注此前對政治表現得模不甘心的長子。2000年特魯多去世，時年已28歲的杜魯多在葬禮上發表基調演講，表現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感染力和口才，黨內元老、前總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隨即力勸他返回故鄉從政。

2002年他回到魁北克省，先后攻讀多個碩士學位（未完成），還一度在電臺找到主播工作（曾參與報道雅典奧運），但實際上他已悄然開始介入政壇，出任了乃父1977年創立的聯邦自由黨青年外圍組織——卡蒂馬維克（Katimavik）的董事會主席。

2008年，飽受黨內上層群龍無首之爭的聯邦自由黨開始動員他參選聯邦下議員，在代議制的加拿大，當選聯邦下議員是出任內閣職位乃至聯邦總理的門檻。作為“官二代”和魁北克省“土著”，杜魯多婉拒了黨內安排的“鐵票倉”，刻意選擇了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郊多民族混居、著名的“墻頭草”選區帕皮諾，以圖證明自己“不用靠父蔭和照顧也可成功”，最終他成功當選，從而正式開啟從政生涯。

2011年，在當時執政的聯邦保守黨和代表左翼工會勢力的聯邦新民主黨上下夾攻下，內外交困的聯邦保守黨遭遇自1867年加拿大建國以來最慘重的失敗，議席降至34個，歷史上首次淪為國徽第三大黨。在此逆境中杜魯多仍然穩穩當選，因此贏得黨內許多元老和廣大青年支持者的青睞，他也刻意塑造清新、陽光、“進步”的人設，先是就任聯邦自由黨發言人，2013年就任黨領。

最初，已執政多年的聯邦保守黨、甚至議席升至第二的聯邦新民主黨均未將他放在眼里，認為他“中看不中用”，無力挑戰國家領導地位。杜魯多在一片不被看好聲中開始承擔領導聯邦自由黨準備2015年選舉的事宜。杜魯多的策略是將原本中間派的聯邦自由黨重新定義為“左翼黨”，巧妙地攘奪了聯邦新民主黨“減排、環保、增加兒童福利”和改變選舉制度（變單一選區制為比例代表制）等在當時較受青年選民歡迎的政策綱領，這種“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策略成功壓縮了聯邦新民主黨的支持空間，此消彼長，“向左轉”的聯邦自由黨很快重新具備了挑戰聯邦保守黨的實力。

在此期間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好事者組織了一場慈善拳擊，一方為公認業余拳擊好手、聯邦保守黨籍上議員布拉索 (Patrick Brazeau)，另一方為看上去文質彬彬的前學校教師杜魯多，賽前人們多看好前者，結果卻是后者以3：！獲勝，獲勝后杜魯多借題發揮自稱“戰士”，暗喻自己有能力帶領聯邦自由黨戰勝對手重奪執政權。

2015年的聯邦選舉，杜魯多帶領聯邦自由黨憑借擠壓左翼票倉和利用選民對聯邦保守黨哈珀執政久而生厭的心態，取得一場意外的大勝，奪得了下院過半的184個下院議席，贏得了單獨組閣權，聯邦自由黨累計得票率高達39.5%，超出聯邦自由黨7.5個、聯邦新民主黨近20個百分點。

杜魯多出任總理后履行承諾，建立了加拿大歷史上首個“性別平衡內閣”，全部30名閣員中女性15人，占比達50%，贏來不少好評，他在被問及“何以如此”時“現在是2015年”的回答和他在當選宣言中開場白“今天以后一路陽光”雙雙成為該年度全球政治名言令其一躍贏得國際聲譽。

他的另一項選舉承諾為自己贏得許多青年選票，卻是極富爭議性的：大麻合法化。面對國內強大質疑和反對聲浪，他別出心裁地用“監管”置換“放開管制”（邏輯是“合法化和官方介入大麻銷售有助于加強大麻管理”），一時間令許多原本反對大麻合法化者誤以為“監管”和自己立場一致，糊里糊涂給大麻合法化開了綠燈。2016年6月，加拿大成為G7國家中第一個在全國實現“醫用和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的國家。

執政初期杜魯多極力推動的政策包括與原住民社區和解和宣稱將增加對其撥款和政策傾斜、增加兒童福利、推動落實全國性碳稅等，2016年12月，加拿大宣布禁止在北極所有海域進行一切石油天然氣鉆探，此后又推出強化版的“限塑令”，這在環保主義盛行的當時，為他和執政黨贏來一片喝彩聲。

2017年1月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次就任總理，隨即威脅撕毀北美自貿協定（NAFTA），并以行政命令禁止、驅逐多個穆斯林及中東國家在美國的難民。杜魯多當時表現出強硬對抗的姿態，在貿易協定問題上不惜“以增稅對增稅”，在難民問題上則發表了著名的“無論你信仰什么加拿大都歡迎你們”聲明，一時間為他贏得了“抗衡特朗普能手”的聲譽。2018年6月，在加拿大夏洛瓦舉行的G7峰會上，“主場作戰”的杜魯多和特朗普針鋒相對，后者一時情急說出“以為我忘了白宮是怎么變白的么（1812年第二次英美戰爭美國入侵加拿大被英國援軍和加拿大民兵包抄后路偷襲華盛頓得手，撤退前焚毀總統府，美方善后時為掩飾熏黑的外墻將之刷成白色）”，成了傳誦一時、膾炙人口的名言。隨著美加墨自貿協定(USMCA)有驚無險地落實，杜魯多似乎在和“特朗普1.0”對抗中表現不錯（至少當時的加拿大人普遍這么認為）。

但不知不覺中“負能量”正在悄然擴張。

為爭取加拿大基數龐大的印度裔選民（這也是他“向左轉”的關鍵環節，因為印度裔許多傳統上支持聯邦新民主黨），他在執政之初大談與印度“共同價值觀”，并推出了一系列對印度移民、留學生和商務訪問者極為有利的傾斜政策，在加拿大印度裔社區慶祝傳統節日“排燈節”時親臨現場并穿著印度服飾。2018年2月，杜魯多偕全家訪問印度8天，發表了多次熱情贊美、迎合東道主的公開講話，還多次全家穿上印度服飾亮相，結果釀成了空前公關危機——加拿大人吐槽“成何體統”，一些“印度通”更指出他們穿的是婚典專用服裝不倫不類，印度政要卻因他的隨員和招待會賓客中有印度政府“不歡迎的人物”而給他“甩臉色”，可以說，“印度小翻車”是后來“印度大翻車”的伏筆，也是杜魯多“人設崩塌”的開始。

2019年2月，《環球郵報》獨家披露杜魯多向時任司法部長威爾遜-雷布爾德（Jody Wilson-Raybould）施壓，要求后者對與其家族關系密切的魁北克省建筑工程公司“蘭萬靈”（SNC-Lavalin）的腐敗、欺詐指控高抬貴手，后者拒絕后被調職。此事在2019年8月被加拿大利益沖突和道德專員迪翁 (Mario Dion) 長達 58 頁的報告認定為“違反了加拿大關于公職人員利益沖突的法律”，此事連同2017年12月前任專員道森 (Mary Dawson)裁定杜魯多全家接受富豪阿迦汗四世 (Aga Khan IV)招待，在其加勒比海私人島嶼度假卻對公眾隱瞞“違法”相互印證，導致其民調支持率首次“跳水”。

2019年10月21日是新的聯邦選舉日，此前1個月，美國《時代》雜志突然刊出2001年杜魯多在溫哥華任教時在“天方夜譚”主題派對上途黑臉表演的照片，一時間令其遭受左右翼夾攻（右翼嘲諷他“成何體統”，左翼指摘他“種族主義”），杜魯多則以“坦白認錯但強調這是陳年舊事”的姿態應對。選舉結果，聯邦自由黨獲得157個議席，較2015年少27席，較半數少13席，不得不爭取聯邦新民主黨的“內閣外支持”實現少數執政，這令杜魯多內閣的執行力和執政地位變得十分脆弱，也促使他不得不更加“左傾”以拉攏聯邦新民主黨，從而留下危險的隱患。

2020年初，新冠危機爆發，杜魯多內閣的應對策略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爭議，最初是指責管理不善、應對不力、疫苗接種效率低下，隨著社會和公眾對限制措施越來越不耐煩，對應對措施導致經濟和生活水平下滑愈益不滿，杜魯多和聯邦自由黨的支持率再度下滑，并在2021年開始被聯邦保守黨反超。

為挽救危機，2021年9月19日杜魯多提前兩年舉行聯邦選舉，結果卻差強人意;；聯邦自由黨獲得哦159個議席，雖比上屆略多，但仍然只能依靠聯邦新民主黨的內閣外支持維持少數執政地位，未能解決隱患。迫于無奈，2022年2月，杜魯多成為首個在加拿大本土實施《緊急狀態法》的總理，動用警力驅散了因反對疫情應對措施而在首都聚集的卡車車隊，3月，聯邦自由黨和聯邦新民主黨簽署“信任與供給協定”，前者政策進一步“邁向進步”，包括大幅提高最低工資線、落實牙科和處方藥入保、在氣候變化和住房可負擔問題上迎合后者更激進主張，等等，以換取后者承諾支持杜魯多內閣執政至任期滿（2025年10月）。這些措施令杜魯多成為G7現任領導人中任期最長的，卻也埋下了更多隱患。

隨著加拿大經濟下行明顯、通脹扶搖直上，杜魯多政府對此束手無策卻動輒奢談“成就”，公眾不滿情緒繼續扶搖直上。進入2024年，聯邦保守黨在多場補選中虎口拔牙，贏下傳統聯邦自由黨“鐵票倉”的議席，2024年9月，聯邦新民主黨為逼迫杜魯多作更大讓步一度揚言“撤銷支持”，聯邦保守黨隨即在國會發起一系列不信任動議。雖然此事因杜魯多再次向聯邦新民主黨讓步而有驚無險，但杜魯多內閣也因此變得更加搖搖欲墜。

2024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當選后不久即威脅加拿大倘不接受其苛刻要價，將在“上任首日”對加拿大輸美產品追加25%關稅，在杜魯多內閣已不斷放低姿態妥協退讓后仍步步緊逼，甚至一而再、再而三揚言“和平手段吞并加拿大為美國第51州”，調侃杜魯多為“加拿大州長”，對此杜魯多試圖以“這不過是開玩笑”等大事化小，并通過安撫、妥協“搞定”特朗普，而特朗普的變本加厲愈益反襯出杜魯多的屈辱和無能，12月16日，其長期忠實盟友、時任副總理兼財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突然辭職，此后聯邦自由黨內各省國會黨團、高層政要紛紛倒戈，杜魯多雖然直到12月底仍堅持“戰斗”、堅稱“不會后退”，并嘗試通過改組內閣化解危機，最終仍只能黯然謝幕。

杜魯多的“雪中謝幕”見證者包括近期備受詬病的幕僚長特爾福德 (Katie Telford)、行政助理普魯克斯(Philip Proulx) 和前通訊和規劃總監普切斯(Kate Purchase)，他的連個孩子澤維爾(Xavier Trudeau) 和艾拉-格雷斯 (Ella-Grace Trudeau )，以及他的專屬攝影師斯科蒂 (Adam Scotti)——這是極富歷史性和戲劇性的一幕：1994年，乃父皮埃爾.特魯多也是在“雪中謝幕”后，結束其漫長政治生涯的。

為什么匆匆謝幕？

渥太華大學財政與民主研究所（Fiscal Studies and Democracy）副所長、前加拿大聯邦議會助理預算官薩希爾.汗（Sahir Khan）認為，杜魯多為奪取和保住執政地位不斷迎合“進步”和“更左”的政綱，雖然一時得計，卻付出了政府和公共開支越來越龐大，財政赤字不斷膨脹的致命后果。右翼智庫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1月11日發布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杜魯多內閣僅2018-2023年支出水平（按人均計算，經通脹調整后）創下加拿大歷史上六次最高紀錄，即使扣除疫情期間的緊急支出也是如此景，“這意味著改多政府在這六年中的人均支出超過了加拿大聯邦政府在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和 2008-09 年全球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的支出”。2015年首次當選時，杜魯多承諾至2019年消滅赤字，但此后連續9年都出現赤字，2023/24財年更創下驚人的619億加元赤字，這是除疫情之外史上最高的赤字水平。不僅如此，從 2020 年到 2023 年，政府的人均聯邦債務總額（經通脹調整后）創下了加拿大歷史上最高的四年。與 2014/15 年（他上臺前最后一年）相比，人均聯邦債務增加了 14,127 美元（截至 2023/24 年）。在杜魯多任職期間，加拿大債務利息成本2024/25 年將達到 537 億加元，即每人 1,301 加元。不僅如此，在其任期內，加拿大的投資記錄非常糟糕。從2014 年到 2022 年（有數據可查的最新年份），經通脹調整后的加拿大總商業投資（用于工廠、機械、設備和新技術，但不包括住宅建筑）下降了 340 億美元。在同一時期，經通脹調整后，每名工人的商業投資下降了 3,748 美元——從 2014 年的每名工人 20,264 美元下降到 2022 年的每名工人 16,515 美元。由于加拿大商業投資的崩潰，近年來收入和生活水平停滯不前。于此同時，為填補“進步措施”所帶來的財政窟窿，杜魯多政府不得不大幅增加中產階級稅負，“事實上，86% 的加拿大中等收入家庭繳納的稅款比2015 年更多”。負擔的加重、物價的飆升，收入及收入預期的下降，令曾是杜魯多“加分因素”和“金字招牌”的一些政策，如全國性“碳稅”成為“票房毒藥”，有民調數據曾指出，“一旦執政將取消碳稅”高居聯邦保守黨最受歡迎政策之首，而對此杜魯多表現得麻木不仁，甚至頑固不化。

國際氣候政治中心（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tics Hub）主任阿布魯（Catherine Abreu,）認為，杜魯多在諸如環保、減排等領域“優柔寡斷，進一步退一步”，如既信誓旦旦“去碳化”，又在地方政府、反對黨和產業利益集團壓力下對加美和阿爾伯特省-太平洋兩條輸油管開放綠燈，結果兩頭不討好，既令環保派和沿線原住民失望，又在后者掣肘下至今不能完工。

UBC大學政治學教授普雷斯特（Stewart Prest）認為，杜魯多這種“進一步退一步”和朝令夕改表現在很多方面：他曾把推行比例代表制選舉改革當成“頭等大事”加以承諾，但在遭遇阻力后輕易放棄；他打著“改善原住民境遇”、“和原住民和解”的旗號上臺，卻在“原住民寄宿學校”問題發酵成世界性丑聞，原住民社區不滿高漲并獲得廣泛同情后，不惜為了“仨瓜倆棗”靡費公帑和原住民就索賠之類問題對簿公堂糾纏不休；最夸張的是移民政策——2022年12月1日他的政府剛剛宣布了大幅放松移民政策的“三年規劃”，根據該規劃，加拿大2023、2024和2025年分別接收46.5萬、48.5萬和50.0萬新移民，不到兩年他又突然宣布，2025年新增移民上限從2022年他自己宣布的50萬降至39.5萬，不僅如此，2026年和2027年還計劃繼續削減，分別降至38萬和36.5萬。較諸“三年規劃”，削減幅度高達21%。與之相應，加拿大對留學生的政策也在同一周期坐了一次“特大號過山車”。

政治記者、《杜魯多的困境》（Justin Trudeau on the Ropes,）一書坐著韋爾斯（Paul Wells）認為，杜魯多有朝一日可能會被人們回憶起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理，尤其是在土著和解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氣候政策等問題上發揮了真正的領導作用“，但他如今卻被“越來越感到與公眾輿論脫節，越來越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其他許多觀察家也指出，近幾年的杜魯多變得越來越“與公眾脫節、無法感受到公眾真正的訴求”，稱他“難以兌現重大承諾，令人失望”，且“討論流程繁冗雜亂，效率低下”，表示“在執政九年多后，他是加拿大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之一，人們對他的政府普遍感到疲憊和沮喪”，所以他的下臺“是命中注定的\”。

一項民調似乎很能印證這一點：當地時間12月5日，加拿大最著名的獨立民調機構——安古斯雷德研究所（ANGUS REID Institute）發布了以“如何面對特朗普（Donald Trump）重新當選后的美國”為主題的最新民調報告，在這份民調中顯示，54%的加拿大受訪者對加拿大現行毒品政策不滿，認為“過寬”，稍早另一份民調則顯示，“通脹”和“毒品”并列在“加拿大人認為最迫切的關注熱門問題”前列，但杜魯多卻對此充耳不聞，

同樣是安古斯雷德民調顯示，支持特朗普“51州”這一挑釁性“建議”的加拿大人占比僅5%，和1991年持平，且一些分析家認為，之所以有些許上浮，是因為“某些以從加拿大過渡到美國為目標的外來移民和難民當然希望‘一步到位’所致”，按照這一數據，杜魯多政府本應采取更強硬的措辭和姿態回敬特朗普，才能避免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失分，結果他卻采納了幕僚長特爾福德等人關鍵性建議“按兵不動以免中了激將法”，結果“在特朗普面前喪權辱國”成了壓垮駱駝背的最后幾根稻草之一。

《環球郵報》的分析則認為，杜魯多“頂不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朗普因素”只是其中之一。

首先，杜魯多近年來政績乏善可陳，失去了多數選民的支持。

傳統上聯邦自由黨是中間略偏左的政黨，吸引了大量注重經濟和商業，但又同時希望維持加拿大傳統福利社會的選民。但杜魯多上臺后鑒于當時更“左”的反對黨——聯邦新民主黨奪去聯邦自由黨大量“地盤”，推出了一系列比該黨更“左”的政策以爭奪這部分選民的回歸，付出的代價則是失去了商界和中間派選民的青睞，隨著疫情爆發以來經濟下行，就業狀況和收入預期下滑，通脹率居高不下，杜魯多政府對此非但束手無策，還繼續延續其所謂“進步派”政策，在激進環保和增加稅負的道路上一路狂奔，這導致選民對杜魯多及聯邦自由黨的支持率不斷下行。1月3日最權威的安古斯雷德（Angus Reid）民調顯示，杜魯多支持率僅剩13%，同期其它口徑民調支持率甚至還有更低的。在選舉社會里，如此低迷的支持率是注定難以持久的。

其次，反對黨壓力大增。

自2021年選舉以來，聯邦自由黨就處于少數執政地位：聯邦下院總共338個議席中，聯邦自由黨占據153席，距簡單多數（170席）差17席，依靠新民主黨（25席）提供的有條件“內閣外支持”（支持聯邦自由黨組閣，但自己不入閣）才勉強保住執政地位。正因聯邦新民主黨這種“待價而沽”的策略，促使杜魯多在執政后期罔顧民意一路向“左”，而看到杜魯多內閣已喪失民意支持后，聯邦新民主黨不斷抬高要價，2024年內兩次以“撤銷支持”相要挾。2024年圣誕假期前該黨黨領駔勉誠（Jagmeet Singh）再次“逼宮”，并揚言一待聯邦下院復會（原定于2025年1月27日），就將聯合其它反對黨共同在下院提出針對杜魯多內閣的不信任動議，并由該黨領銜。除聯邦新民主黨外，加拿大另兩個下院大黨——聯邦保守黨和魁北克人集團早已擺明了反對杜魯多內閣繼續執政的立場，三黨相加擁有下院過半的177個議席，不信任動議必定通過，如果杜魯多繼續戀棧，一旦下院重開，不信任安通過，自己照樣會下臺，且幾個月來杜魯多和聯邦自由黨一直飽受多年來最低支持率困擾，截止6日，公開民調平均參數顯示，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領導的聯邦保守黨民調支持率領先執政黨24個百分點，如果任由反對黨通過不信任動議推翻政府并立即提前觸發選舉，后果更加不堪設想。

其次，執政黨內“逼宮”。

如前所述，杜魯多的低迷已累及整個執政黨的支持率和政治處境，在這種形勢下，執政黨內部希望借“逼宮”與杜魯多切割，以圖力挽狂瀾丟車保帥者大幅增加。

去年12月上旬，多位內閣成員流露出辭職意愿，感受到危機的杜魯多試圖改組內閣，卻觸動了曾經的鐵桿重量級盟友、時任副總理兼財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的利益，后者12月16日突然辭職，并隨即公開發表了抨擊杜魯多政策的聲明，甚至隨后一言不發地出現在加拿大人口及下院議席第一大省安大略省執政黨國會黨團旨在“倒杜魯多”的緊急會議現場。

盡管杜魯多緊急改組了內閣，但隨后不到一個月里，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大西洋四省”的執政黨國會黨團發言人或負責人相繼公開發表了希望杜魯多早日辭職的言論，這七個省的聯邦自由黨在聯邦下院中議席合計超過140席，而如前所述，該黨在聯邦下院中一共僅153個議席。盡管仍有一些重量級黨內高層，如接替方慧蘭職務的黨內元老勒布朗（Dominic LeBlanc）和現任外長喬美蘭（Mélanie Joly）在公開場合仍保留對杜魯多的支持，但明眼人已知其大勢已去。1月4日，《環球郵報》和路透社加拿大分社率先援引多達4位“可靠線人”曝料，稱杜魯多“最快6日，最晚8日”宣布辭職。線人稱若杜魯多6日不辭職，聯邦自由黨國會黨團8日將召開全國緊急會議，屆時“逼宮”注定成為唯一主旋律。時勢如此，政治世家的杜魯多已別無選擇，自己提前“鞠躬謝幕”，還能多少給自己留一些臉面。

杜魯多時代的政治遺產

加拿大資深政治記者，《王子：杜魯多的動蕩統治》（The Prince, The Turbulent Reign of Justin Trudeau）一書作者馬赫（Stephen Maher）認為，杜魯多從“素人”崛起，一度為加拿大政壇帶來清新之風，他的執政重新確立了一度被淡忘的加拿大多元文化特色，在男女平權等問題上也令人印象深刻。但“他的執政也讓加拿大陷入危險，這意味著盡管確實也坐了一些事，但此時此刻加拿大人沒有心情慶祝這個總理所取得的成就”。

他指出，杜魯多“享受了一段漫長的蜜月期，一度成為全球媒體的寵兒，并贏得了減少兒童貧困、增加富人稅收和削減中產階級稅收的支持。他將大麻合法化，引入碳稅以減少排放，并努力改善加拿大原住民的生活——這些如今都飽受爭議，但在當時的確有其社會基礎”。然而“如果說特魯多管理危機的方式相當好，那么他也經常制造危機”，如對印度的態度前后大相徑庭，在“蘭萬靈事件”和“島嶼度假事件”中自踏險地，把對印度的例行訪問搞成一出鬧劇……，都讓人難以對杜魯多時代產生好感。不過他指出，“一丑遮百俊”，真正讓他的時代徹底陷入“差評”的是經濟下行、公眾對生活和物價不滿突破臨界，“這個危機幾乎所有同期西方領導人，如拜登（Joe Biden）、蘇納克（Rishi Sunak,）、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都不同成都遭遇了，所以他們的結局也驚人相似”。

許多分析家指出，過去2年間加拿大人對大量移民和難民涌入的不滿翻了4倍（安古斯雷德2024年9月數據），杜魯多卻麻木不仁，反倒在最敏感時刻讓創紀錄數量的臨時外國工人和國際學生進入加拿大，這加劇了原本已經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住房危機之一，盡管已緊急“剎車掉頭”，但由其“反向政策”造成的后遺癥恐怕將深遠影響加拿大社會和政治。一些評論家表示，如今在加拿大愈演愈烈針對印度裔的排斥，原因固然多方面，但杜魯多短短兩年間“先開閘引水、再突然關閘排水”所造成的混亂也難辭其咎。

對此康考狄亞大學移民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Society）所長帕奎特 (Mireille Paquet)認為，杜魯多粗放和前后矛盾的移民政策“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了加拿大，因為它質疑了我們理所當然的加拿大移民共識”。根據 CBC 新聞委托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超過 80% 的加拿大新移民認為該國通過移民系統引進了太多人，而沒有適當的規劃“，”因此在杜魯多時代結束之際，越來越多的人對接納的移民數量以及他們認為移民對該國的影響感到焦慮，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因為作為傳統移民國家，加拿大人對移民的看法在過去 15 到 20 年里一直呈積極趨勢”。

馬赫認為，杜魯多時代最大的政治遺產之一，可能是加拿大一系列重大轉變的概率增加，如“進步”色彩的淡化和右傾化的重新開始，以及高福利、環保地攤優先等杜魯多時代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的褪色，等等。

前聯邦自由黨全國委員會委員梅納 (David Merner)認為，杜魯多時代最大的成就，是讓原本四分五裂瀕臨崩盤的聯邦自由黨重新崛起，阻止了加拿大的進一步右傾，最大的國內成功是實施了加拿大兒童福利金計劃，大幅增加了對家庭的資助，幫助數十萬加拿大兒童擺脫了貧困，最大的國際成功則是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成功塑造了自己和加拿大“能對抗特朗普的欺凌行為”公關形象，在疫情應對之初也做得不錯，沒有像美英那樣混亂。最大的失誤則是一系列重大政執承諾大多不能兌現，許多無謂丑聞和低級錯誤消耗了公眾的信任和耐心，且隨著任職時間延長，內閣和幕僚中有能力但有個性者越來越少，最終被黨內高層“暗算”而不自知。他擔心聯邦自由黨一旦選舉失利，可能重蹈杜魯多時代開始之前四分五裂的覆轍。

渥太華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朱諾認為，杜魯多時代結束之際并未兌現杜魯多提升加拿大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承諾，“他承諾‘加拿大回來’，但毫無疑問，加拿大并未回來——不管含義是什么”，因為他言論“從未付諸行動或投資”，包括為加拿大的軍事和外交服務提供更多資金。他認為，杜魯多“未能讓加拿大做好應對日益危險、不穩定和不可預測的世界的準備，其外交政策缺乏戰略、缺乏遠見和資源”。

卡爾加里大學政治秀教授麗莎.楊(Lisa Young)認為，杜魯多辭職會稍微緩和一些公眾對聯邦自由黨長期政策的不滿，但“對他的憤怒可能遷怒于聯邦自由黨的接班人，特別是如果他們推行一些相同的政策”。她表示“不認為左右兩極分化這一杜魯多時代政治遺產會隨著他的離任而消失，但時間或許能讓癥狀有所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