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認識同案不同判

先說案例，兩個案件分處兩個不同的省份，一個涉案稅額兩千余萬元，一個涉案稅額四百多萬。一個是企業主，一個被認定為開票介紹方。兩個案件的結果都是五年有期徒刑。在兩個案件中都長期地、充分地跟辦案機關做了很多的交流，同樣印象深刻。其中，在介紹方這個案件中，存在另外一個介紹方因經常居住地原因而移交至另一省份處理，據家屬稱被移交的介紹方最終結果可能是緩刑或者不起訴。

聽了基本情況之后，會不會有一種同類型案件，司法認定差別怎么會如此之大，司法的公正性到底怎么體現的疑問。

誠然，稅額相差巨大，而量刑一樣，難免會讓人有各種揣測，甚至出現當事人久久不能理解司法公正性而打算堅定上訴，但又因為存在擔心抗訴而猶豫不決的矛盾。但無論如何，這個現狀直指司法應當統一，同案應當同判的問題。

很多人疑惑：法律規定統一，為何司法結果不統一？

影響司法的因素很多，同類型案件也不一定結果一樣，有一個原因就是法律規定的區間量刑幅度問題，這也是為了給司法以彈性。

另外還有，每一個案件背景不同，導致司法人員內心確定不一樣。就拿前面兩個案件來看，簡單從外觀上看，幾乎一樣，只是稅額不同。但實際上很多事實并不一樣，比如開票企業是否實際生產經營，有無退稅、自首、從犯和其他影響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以及簽署認罪認罰的階段等等。同時也當然還隱含于卷宗之外的一些其他因素，均可能使辦案人員內心確信并不相同。有人疑問，是不是因為內心確信不同，會導致法律適用的界限被突破。

當然不是。但可能會導致能夠適用的情節被認定與否不同，或者自由裁量的空間有別。這是認識問題，具有一定的主觀性。比如自首情節，究竟減輕20%還是40%，或者同樣在認罪認罰的情況下，如何衡量30%以內的幅度，均會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這些差異就需要結合在案證據以及其他相關事實綜合確定。“簡案依靠規則，繁案倚重方法，疑難雜癥仰仗集體智慧。”越是新型的、復雜的、跨越地域和涉及眾多人員的案件，越可能會發揮集體研究的作用，基于此，辯護就應當是立體綜合的，案內案外有利因素都要充分論證利用。

值得考慮的是，雖然個案中的事實情節不同會導致量刑不能一致，但是如果類案量刑差異太大，確實有損司法權威。為此，精細化量刑要求愈發重要，細化的、精確的司法解釋出臺，以及遴選指導案例等活動，都是縮小該等差異，保證司法一致性的重要工作。

司法權是中央事權，地方不能截留。同案同判才能維護法律的統一性和權威性。個案審判中，除了需要對案件進行概括論證之外，更需要確切論證，揭示法律事實和具體細節，對影響量刑的情節充分論證，以呈現出判決差異的原因所在，這樣的判決才更有底氣，運用自由裁量權才更有說服力，進而息訟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