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啟功（時年90歲）

本文節選自先生2002年寫的《北京師范大學百年紀念私記》

北師大陳垣像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校內教師九十歲的人，只有三位了，互相回憶自己曾經承教的先師，幾乎俱已仙去，即數起同輩的朋友，亦已寥若晨星。

一、陳垣校長與英華先生

陳垣先生是我的世交長輩，由我家的一位老世交傅增湘先生介紹見到陳先生。先生當面教導我如何教學生，說“言教不如身教”，語重心長，使我平生難忘，改我文稿，教導我的思想，怎樣除舊布新。這樣直到一九七一年陳師逝世。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我們的表率。

啟功向陳垣先生請教

我是從輔仁大學長起來的，解放后輔大與師大調整為新師大，在啟功從個人記憶中追述，就不能不從輔大談起。

有一位我們滿洲同民族的老前輩英華先生，滿姓赫舍里氏，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學識淵博，曾主辦《大公報》，又辦“溫泉中學”。西方學者利馬竇在明代來中國，湯若望在明末清初來中國，清康熙時，南懷仁又幫助康熙學外語和西方文化知識，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文化教育始終沒有廣泛的影響。

英老先生因此具書給羅馬教宗，請求派專門人才來中國創辦學校。最初由英老先生集合同仁辦了一個學術團體叫“輔仁社”，后來羅馬派來一個天主教的分會辦起輔仁大學。陳垣先生家世是基督教信徒（路德派），陳先生又好鉆研歷史文化，又好探討各宗教的傳承歷史。

陳垣先生1912年10月參選眾議院議員時留影（廣州）

他在做國會議員和教育部次長時，曾以自己搜羅的元代“也里可溫”（天主教）的歷史記載向英老先生求教，英老先生即高興地把自己研討的材料補充給陳先生。于是這兩位學者就結成師友關系。

及輔仁大學建校時，英老先生即延請陳垣先生任校長。當時天主教同道曾不贊成延請教派不同的人任校長，英老先生深信陳垣先生的人品學問，不是拘泥教派成見的人，力排眾議，聘請陳先生任校長。

從此輔大即成了學術的大學，并不僅是教派的大學。英華老先生字斂之，號“萬松野人”，平生未入仕途，有著述數種，善書法，今西山溫泉中學舊址門外南面山上刻有“水流云在”四個大字，即是英老先生所書的。

英華題“勵耘書屋”

二、陳校長為教育事業的學術研究

陳垣先生任輔仁大學校長以來，曾延許多位學者在輔大任教，使得后起的輔大頓時與避寇四川的西南聯大南北齊名，中間經過淪陷時期，日寇從輔大校中捉去已知的抗日的人士外，竟未敢干涉校政。其中艱苦，可以不言而喻了。日寇投降后又與北京復校的燕京大學并駕齊驅。

直到解放后，院系調整，輔大與師大合并，又成國立的新師大，陳垣校長的蟬聯偉績，是今天應該首先大書特書的。

陳垣校長生于廣東新會的書香門第，在封建的科舉時代，當然以應舉為正途。先生的讀書方法是相當別致的。他少年時在讀了基本古經書、《孝經》《論語》等必讀的古籍之外，自然以八股文為必讀的。

陳先生說，曾把當時流行的種種墨卷拿來閱讀，見哪篇有所會心，用圈點標出，放在一邊，再取一篇去讀，如此積累，把裝訂拆開，再把選出的合訂熟讀，經過縣試、府試，以至學政的院試，獲得廩、膳的資格。可惜我當時年幼，不懂得科舉詳情，今天已無從請益了。

陳先生又發現清朝諭旨中有許多前后矛盾，就通讀《硃批諭旨》和《上諭內閣》，摘其矛盾記成《柱下備忘錄》，一部分刊于“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刊物，后來即用此法通讀《廿四史》，記其種種編輯經過和存在的問題，寫出提綱，為學生講授，后來在前北京師范大學講授，學生即在若干年后再加發揮，便成了學生自己的著作。

又把陳壽的《三國志》和范曄的《后漢書》比較閱讀，教前師大的學生作《陳范異同》（用《班馬異同》的前例），這位學生寫成論文，還刊成專冊。陳先生又曾在前燕京大學研究所中教學生如何編輯古書的索引，自己領著學生去查、去編。

當時還沒有這類工具書，這比后來出版的《叢書子目索引》三厚冊簡略些，但先生這部與學生合編的未刊索引，一直在身邊架上備用。為查歷史的年月，得知日本御府圖書寮編了一種《三正綜覽》，曾用二百銀元托友人在日本抄出副本，自己又逐月逐年編排演算，這種核算的稿子即成了《中西回史日歷》。

編到了清朝的歷史朔閏，先生就到故宮文獻館中查校保存的清朝每年的“皇歷”（乾隆以來改題為“時憲書”，以避乾隆的諱字）。

再后日本印出《三正綜覽》，我買到一本，發現不但編排遠遠不及陳先生所編的醒目，又見清朝每月的大小盡和多處有所不同，就拿去請教。先生說：“清朝的部分是我在文獻館中校對了清朝的每年的＇皇歷＇，自以我的為確。”文人們常說：“某人博覽群書”，說明這位學者讀書的廣度，卻忘了僅有廣度，若無細度、深度，那就是一維的讀法，還卻缺了二維的。

1924年9月陳垣（前排左二）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全體同仁合影

陳先生研究古代宗教，最先出版的，也是最先著手研究的。后來又接著考證了“開封一賜樂業教”（即以色列教）、“摩尼教”、先曾擬合編為“古教四考”，后覺文章撰寫的時間不同，文章風格也就有異，便擱置起來。先生又曾對基督教的《圣經》作過譯本的考證（原稿未曾發表）。又搜集道家的碑刻成為《道家金石志》（是先生次孫智超同志經手出版的）。有讀者曾提出“道家”應稱“道教”，其實這個問題先生早已考慮過，以為漢末“五斗米道”增益了“五千言”的哲理，北“火祆教”，

魏寇謙之創立的像設、儀軌全襲佛教，又與“五千言”的哲理不同，與后世道士度亡所誦的“皇經”相距更遠。所以寧稱“道家”不稱“道教”。在古宗教中，以佛教創始最古，靜修的哲理最深，經、律、論三藏的典籍最繁，歷代名僧又多通儒學，文筆宏通，闡述宗風之余還多兼通“外典”，所以研究佛家著述，可以兼獲許多資料，先生家佛藏有四部之多，先生曾戲言：“玄奘被稱為三藏，我今已有四藏了。”

先生著有《佛教史籍概論》，薄薄一冊，卻來源于四大藏經。我的一位好友王靖憲同志，讀了《佛教史籍概論》，后見我們一位同門所著史籍論著，對我說：“那位論著的作者文章和考證的方法怎那么像《佛教史籍概論》呀？”我說：“那位作者正是陳老師的高足啊！”

陳先生研究《元史》，寫了《元西域人華化考》。解放后，先生的著作多已重版，只有這一部書久被遲疑擱置，由于怕有“大漢族主義”的論點。我們又重新細讀，不但毫無所疑之點，卻有“民族融合”的許多證據，把意見反映上去，才見重版出書。

《元西域人華化考》書影

先生又因只見沈家本的寄簃刻本《元典章》，后得知故宮藏有元代所刻的古本，即帶了許多位學生天天到故宮去校對，成了《元典章校補釋例》一書，這不但使讀者徹底了解了《元典章》一書，先生在書后還總結出“校勘四例”，綜合清代學者關于校勘的論點，還結合實際校勘工作的范例，最為有益于后學。

后來臺北影印出原刻《元典章》全書，有人即說“陳先生的校勘并非獨得之密”，這正如看見電腦后，即說驛站跑馬、電報傳信是極端落后，不知是恥笑前賢，還是恥笑自己！陳先生研究《舊五代史》，但《舊五代史》早已佚失，《冊府元龜》又不專是五代的事跡資料，要用《冊府元龜》中的材料，就必須理出它每條的內容都是講的什么。

先生認為至少要（一）按其年代；（二）人名；（三）事跡，各分一類，列為索引。然后按五代的歷史中這三項內容加以排列，雖然未必全是《舊五代史》的原文，至少也是五個朝代的有關資料。先生還因避諱皇帝的名字和避諱父母的名字（家諱）是中國歷史中的一種特殊現象，不論是手寫的文字、刊刻的金石和書籍的版本，都可因避諱字的代替字、缺筆字，而知其寫、刻的時代。這也是讀書人，尤其讀史書的人必須知道的一項常識，所以作了這部《史諱舉例》。

還有許多零碎的問題，寫成單篇的論文，現已不能一一羅列。總之，陳老師平生讀書、工作，無一不是為了教育，為研究一個問題讀書萬卷，所得的結論，往往只是一兩卷的篇幅。為研究《元朝秘史》和校勘《元典章》，自己向專家去學蒙文、蒙語，從來沒為某件無關大體的問題去廢筆墨。

陳先生為學生寫好文章、教好書，自己每年教一班大學一年級的普通國文課，認為不管研究什么，最后都要用文章表達，一句能說的就不要多句去說。講課要語言清楚，板書要字跡清楚，古籍中的常識要知道，世俗中的常識也要知道。一篇文章如同一鍋糖水，必須熬成結晶，才既可食用，也可收存。

聽了這番話，才能知道研究多卷古書，寫出一卷結論文章的道理。

三、陳校長與輔仁大學

英華老先生甘冒天主教同道的反對，而請“新教派”的陳垣先生來任輔仁大學的校長，很清楚，他是想把新成立的大學辦成一個有學術新風的大學，而不是要辦成一僅是傳教的大學。這是他在“輔仁社”學會性質的團體時，對社中學者都有所考查。

輔仁舊址

陳先生接任校長以來，聘請的教師首先沒有哪個黨派、哪個大學出身、哪個宗教信仰的區別。物理、化學多請西方專家之外，生物學仍請中國專家為主任教授。所請的文學院長是沈兼士先生，國文系主任是尹石公先生，教授有劉復先生等，都是著名的學者。后來尹石公先生回南方去，由楊樹達先生介紹余嘉錫先生來繼任。歷史系請張星烺先生為主任。

陳校長自己也講些專門問題的課程，是包括文史兩系的學生都可聽講的。有比較特別的一門課，即一年級的國文，又稱“普通國文”“大一國文”，今稱“寫作實習”。

1945年6月陳垣與輔仁大學選修《史源學實習》課同學合影

陳校長自己教史學系一班，當然班次太少，就又招了一些年輕的力量。表面看似是校長自己減些負擔，實際上是自己招了許多新學生，隨時加以輔導，怎么備課，怎么講授，怎樣為人，以至怎么寫黑板。更有一項重要的教導，我（啟功）即在這一班中。

這一“班”的情況，下文再行詳述。

這里先從校長聘請的老輩學者說起：沈兼士先生是章炳麟（太炎）先生的弟子，精通文字聲韻之學，宋代人提出了“右文說”，沈先生更加發揮，在為蔡元培先生祝壽的《論文集》中第一篇登載著這篇著作，名聲極大，又講“聲訓”，是一門語言學中的新見解。

雖然清代學者王念孫諸家也曾重視聲與義的重要關系，但還有未全透徹處。沈先生這一理論，可以成為世界語言學中占一席的中國著作。

沈先生還有一項較大的科研工程，是《廣韻聲系》，由沈先生帶著幾位學生研究編排，后來抗日戰爭起來，先生離開北京，即由門生葛信益按原來規定的原則繼續編排，日寇投降之后，才得出版，可惜先生已去世，不及親見了。

前排右二沈兼士

余嘉錫先生字季豫，是一位博覽群書、扎扎實實的學者，清末做過七品小京官。辛亥后，在趙爾巽家教家館，也在北京大學兼課。由楊樹達先生介紹給陳垣校長，被請到輔仁大學接尹石公先生的主任職務。余先生的先人即是一位老學者，教先生讀《四書》《五經》等“必讀”諸書外，要細閱《四庫全書總目》，讀其“提要”，可以知道學術的古今流別。

余先生在熟讀目錄之學后，有兩方面的巨大收獲：一是了解了自漢代劉向、劉歆以下各代目錄的編訂優缺點，古書的存佚情況，后來著為《目錄學發微》，近代研究目錄之學的人沒有不參考這部著作的，引用多了，未免即有抄錄之嫌。余老先生未免感慨，說這部書被一些讀者“屢抄不一抄”，也足見其影響之大。二是發現《四庫提要》中的錯誤，隨閱讀，隨批注，后來合成《四庫提要辨證》，這僅辨證了《提要》中的一部分。

老先生臨終前，我到北京大學去探視，先生還從抽屜內取出續作的《辨證》底稿，字跡雖然不太端嚴了，但依然甚少涂改，行款甚直，不久就得見訃告了。

右五老者為余嘉錫、右四啟功

先前邊說到陳校長自己教一班大一國文課，還用許多青年的后輩，我們回憶才理解校長并非為自己減少些力量，而是為培養一班青年人隨時隨地加以教導，我自己就聽過陳老師剴切地多次教導，寫過一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的紀念文章，也曾多次聽朋友轉述先師的遺訓，這里無法多述了。

此時同到輔大的年輕教師中，計有余遜、柴德賡、牟潤孫、許詩英、張鴻翔、劉厚滋、吳豐培、啟功、周祖謨。后來抗戰起來，中間許多位分散了，只剩下余、柴、啟、周四人，有人諧稱校長身邊有“四翰林”，即指這四人。如今只剩下啟功一人“馬齒加長”了。

陳老師在講一課“史源學實習”時，把《日知錄》和《廿二史札記》令學生逐條與書中所引古書校對，得知所引的有無差誤。或者遇到什么問題，作者論斷的是非，都由學生自寫一篇“習作”，老師也寫出一篇“程文”，然后把師生所寫都裝在墻上所掛的玻璃框中，以供全校師生閱讀。同時也令大一國文班的教師選出學生的優秀篇章，連同這班教師的批語一齊展出，這是一種“大檢閱”，我們都戰戰兢兢地注意批改。

四、新師范大學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輔大中文系也隨之改組，余嘉錫主任退居，系主任由蕭璋先生擔任，其他教師未變。

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輔仁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合并為新師范大學，陳垣先生仍任校長。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被調到中華書局標點《二十四史》，我和其他四位共同標點《清史稿》。

改革開放以后，祖國復蘇，在一段整頓、建設之后，到現在的萬紫千紅時代，又自恨筆短事豐，寫不勝寫。敢望賢達賜予指教、補充和糾正！

二0O二年

附一：啟功撰《陳垣校長遺像傳贊》

啟功手稿

北師大啟功像

清季生員，志存革命。

學法學醫、教育為重。

面向標桿，史學居前。

億萬青年，品學當先。

夙興夜寐，苦其心志。

身處洪流，不顛不躓。

世紀新天，師大百年。

勵耘教澤，永世綿延。

北師大攝影 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