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藝菲

（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

筆者的家鄉L市，是山東省中部地區的一個縣級市，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旅游資源而聞名。在春節期間的家庭聚餐上，考試成績、擇校升學成為長輩們熱衷討論的焦點話題，大家圍繞著如何為孩子選擇合適的學校、如何規劃孩子的教育路徑以及如何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競爭中脫穎而出，分享著各自的經驗和憂慮。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升學壓力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家長則在“唯名校論”驅動下，通過高額經濟投入參與教育內卷，形成“高投入—低回報—高焦慮”的困局。對縣域普通家庭來說，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負擔為何越來越重？

一、學生：剛性化篩選機制與低齡化競爭

中考與高考被普遍視為人生的兩次重要大考。從中考這一關鍵篩選節點出發，中國的教育體系實施“普職分流”政策，旨在通過約5:5的比例均衡配置普通高中與職業高中的教育資源，以培育高技能職業人才，支持職業教育的發展。然而，社會普遍存在著對職業教育的刻板印象，即將其貼上“低學歷”“低工資”“低社會地位”的標簽，導致家長在子女義務教育階段采取了過度預的策略。。為避免孩子被分流至職業高中，家長在教育競爭的起跑線上便開始層層加碼，將競爭提前至小學乃至幼兒園階段。這種現象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即為了防止被分流機制淘汰，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不斷加劇，教育競爭的時間節點不斷提前，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對職業教育的偏見和歧視。

從社會分層視角審視，高考長期以來被視為促進社會流動的關鍵機制，其“一考定終身”的選拔原則并未發生根本性轉變。這一制度的運作邏輯促使“雙一流高校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中享有一定優勢，從而促使家庭將基礎教育視為通往名校的競爭途徑。山東省夏季高考報名人數從2015年的57.9萬人增長至2024年的72.2萬人，這一趨勢凸顯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競爭態勢。以L市為例，重點高中班級的學生平均每日學習時間超過15小時，每兩周僅有一天的休息日，而在寒暑假期間，學校還會組織各種集訓活動。應對高考的作息模式呈現出下移至義務教育階段的趨勢，C中學作為一所公立初級中學，實施了從6:50至21:00的全天候學習安排，由于晚自習期間還需進行授課，學生回家后通常還需額外分配1至2小時完成家庭作業，從而導致其23:00之后方能入眠。一些學生面臨晚自習后回家寫作業效率低下的問題，以至于他們需要在21:00放學后前往課業托管中心，在專業教師的監督下完成作業，直至23:00才能返回家中。為了適應“普職分流”教育體系的要求，初中生的課業壓力增加，日常作息模式也越來越向高中生靠攏。

就L市而言，實施“二孩政策”及后續的“三孩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使得一些家庭將教育競爭不斷提前。由于L市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數量顯著增加，相較于過去幾年入學的學生群體，2023年入學規模幾乎翻倍。這一現象導致了同輩競爭的加劇，使2023年前后入學的學生家長為了防止子女在愈發激烈的競爭環境中處于劣勢，不約而同地提前啟動了競爭策略。一些家長在幼兒園時期便開始教授小學數學知識，并在一、二年級便引入通常六年級才開始學習的文言文內容。此外，為了進一步提升其能力，家長還為孩子報名了包括編程和球類運動在內的多種興趣班課程。筆者表弟就讀的S小是L市享有盛譽的私立小學之一，其年度學費定為10,000元，除基本學費外，學生還需另行支付餐飲費等額外費用。對于S小的學生而言，每日需在早上7:30左右抵達學校，大多數小學生通常于17:30左右返回家中。然而，S小實施了“晚間輔導計劃”，參與此計劃的學生需在學校內用餐并完成家庭作業，其實際放學時間因此延后至大約19:30。此外，S小在寒暑假期間特設“冬令營”與“夏令營”項目，參與學生需按日支付100元的活動費用。活動內容聚焦于音樂、體育、美術培訓以及課業輔導，每期活動時長10至25天。在義務教育體系內，學科競賽的普及與低齡化趨勢，以及學習內容的超綱現象，已開始影響低齡兒童階段，這一現象違背了兒童教育的基本規律和發展節奏，對兒童的身心健康及全面發展構成了潛在挑戰。

（L市2009年至2022年出生率變化趨勢圖）

值得一提的是，高校的入學競爭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學業成績，而是擴展至學科競賽、文體特長、科研成果（如論文、專利）等多維度領域，進而演化為一場涉及資本投入的裝備競賽。這一現象要求普通家庭承擔更高的經濟負擔，以確保其子女能夠參與并競爭這些額外的評價標準，從而在激烈的入學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教育體系借助分數篩選機制與社會經濟地位之間形成了一種雙向強化循環，這揭示了教育再生產機制的本質。然而，盡管多元評價招生體系的改革已逐步展開，分數依然占據主導地位，成為衡量學生能力的關鍵指標，導致學生、教師以及家長普遍難以克服“唯分數論”的思維慣性。

二、學校與教師：公私教育資源分化與升學錦標賽

公立學校的教師群體主要由經過統一選拔并獲得編制的教育工作者組成，這些教師由教育行政部門根據需求分配至各所學校任教。在L市教育體系中，公立學校教師的教學成績被視為其職稱晉升的關鍵指標。這一晉升過程又直接關聯于薪資待遇的調整，從而形成了一個影響教師職業發展和經濟回報的緊密鏈條。在私立學校中，教學團隊主要由學校直接聘用的教師構成。若將私立學校視為一種教育服務型企業，其旨在通過品牌建設提升市場競爭力。為此，企業高層通常采用高薪策略吸引來自公立學校的“學科領軍人物”加盟，以增強其師資力量。同時，私立學校還會借助專業的人力資源外包公司，聘請具有教學資質和教學經驗的無編制教師。私立學校教師的基礎薪酬相較于公立學校教師，通常高出約1000至2000元。除基本薪資外，私立學校還提供豐厚的績效獎金，根據教師的教學成果進行績效評估與薪酬等級劃分，最高級別的教師年收入可達25萬至30萬元。其次，私立學校的管理架構通常更為嚴格。與公立學校相比，其在規章制度、教學管理以及學生評估等方面實施了更為細致和嚴格的控制。L市的一所私立中學在其教師辦公室內安裝了監控攝像頭，旨在監督教師的工作行為，確保其專注于辦公任務。針對教學成績欠佳的教師，學校實施了一系列干預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約談、調整薪酬乃至解聘，其中，非正式編制的教師相較于擁有正式編制的同事，面臨著更為緊迫的就業壓力。因此，一些非正式編制的教師展現了更高的教學參與度，并對學生成績有更高的期望值。

在強調高效教學的背景下，私立學校通過優化教育資源配置與教學策略，升學率得到了提升。在實施“搖號入學”政策之前，L市一所初中的普通高中升學率穩定在98%的水平，其中約40%的畢業生能夠被L市第一中學錄取。私立初中在教學成績上的顯著優勢引發了學校間的激烈橫向競爭，為應對這種競爭，一些公立初中被迫延長教學時間，開設晚修課程，以期提高升學率。然而，這一舉措導致公立初中教師面臨與私立初中教師相似甚至更高的工作量，同時，公立教師的薪酬待遇普遍低于私立初中，這進一步加劇了教師的職業壓力。此外，公立在編教師還不得不承擔額外的非教學任務，如職稱競聘、撰寫學術論文等。與此同時，私立初中憑借升學率的金字招牌吸引了一批優質生源，加劇了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分配，這不僅推高了私立初中的學雜費，還進一步強化了私立教育的經濟門檻，使得優質教育資源的分配更加偏向于那些能夠承擔較高學費的家庭。

三、家長：教育焦慮驅動的高投入困境

歷時千年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在現代社會異化為“唯名校論”，揭示了當代社會對教育的重視與追求。高等教育的廣泛推廣導致學歷價值的相對下降，普通本科學歷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呈現出減弱的趨勢。學歷貶值迫使家庭通過教育分層尋求相對優勢，為確保子女能夠進入諸如“雙一流”高校或海外頂尖學府，家長不斷增加教育投入。此外，在縣域社會中，社會流動性受限，教育被視為社會地位提升的核心機制，這一觀念促使家長與學生將教育視為實現向上流動的核心途徑，從而導致對教育抱有極高的期望。這種過高的期望值加劇了縣域義務教育競爭的前置化。

實施“雙減”政策后，學生作業負擔減輕、考試排名機制取消，但升學標準并未隨之變化。商業機構放大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觀念，通過營銷策略在市場中傳播教育焦慮。短視頻平臺實施以“教育焦慮——流量變現”為核心的戰略模型，將焦慮情緒轉化為可度量的商業資產，導致家長群體陷入數字化的教育焦慮困境之中。在當前社會背景下，隨著普遍教育投入的增加，個體為維持相對教育優勢而不斷加大投入，形成“高投入—低回報—高焦慮”的困境。

自兒童教育的早期階段，即小學乃至幼兒園時期，家長便面臨著選擇合適學校的決策困境。在選擇學校時，家長通常依據師資力量、生源質量、升學率、校園環境以及學費水平等關鍵指標進行評估。L市的家長在為子女爭取優質教育資源方面，通常面臨兩種策略選擇。

選項之一為私立學校。私立學校實施企業化管理模式，通常采取全市范圍內的招生政策，并通過搖號方式確定入學資格，對學生的戶口所在地并無強制性限制。L市內某些鄉鎮中學每年輸送至L市優質高中的學生數量極為有限，導致部分持有農村戶籍的家長出于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以及對孩子高中入學機會的考量，傾向于將子女送入城市中的私立學校就讀。學費最高的私立學校高達3.2萬元/年，而即便是學費最低的私立學校也需1.2萬元/年。對于人均年收入為3.7萬元的縣級市而言，這樣的學費水平超出了大多數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從而使得許多普通家庭難以承擔私立學校的教育費用。

第二種教育選擇是傾向于師資力量強、升學率高且學習氛圍濃厚的公立學校。這導致部分家長不惜高價購置位于這些學校附近區域的房產，以期實現“就近入學”。義務教育“就近入學”政策與房地產市場的緊密關聯，導致教育機會商品化現象的出現，進而加劇了城鄉之間以及城市內部優質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衡問題。L市最好的公立高中、公立初中、公立小學和幼兒園的集中布局導致學區房市場出現供需緊張現象。疫情之前，房價攀升至每平方米1萬元至1.5萬元的高價。在L市調查過程中發現，社會上存在一種趨勢，即部分縣城中的新婚夫婦在婚前要求男方購置學區房，以確保其子女能夠享有從幼兒園至高中的連續、優質的教育資源。當農村青年進入適婚年齡時，其父母會為其在縣城購置房產，此舉旨在為未來可能在城市定居的子女提供便利，特別是確保子女能夠就讀于縣城的公立學校。

自孩子入學之日起，家長便面臨著如何有效提升其學業成績的挑戰。其解決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把孩子調到一個班主任教學成績好、管理嚴格的班級；購買課外輔導資料“刷題”；課外培訓。L市頒布政策禁止在職教師參與課外輔導活動，這一舉措導致家長轉向市場化課外輔導機構。一些家庭每年課外輔導費動輒幾萬元，但有時卻因機構虛假宣傳、機構老師缺少資質等原因無法使學生成績真正提高。

四、結語

L市的教育競爭圖景折射出縣域社會義務教育的內卷與焦慮：在升學篩選與階層流動的雙重壓力下，學生、家庭與教育系統共同陷入內卷化泥潭。職業教育的社會偏見、公私教育資源的分化、家長對教育投資的高度依賴，三者交織成結構性的困境。當前，僅通過政策的局部調整已不足以解決教育領域的深層次問題，亟需采取更為系統性的策略。這包括但不限于促進評價體系的多元化發展，推動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以及重塑職業教育的價值認同，以從根本上緩解教育競爭的異化現象。未來的教育體系轉型應明確地回應社會的多元化需求，將義務教育的核心目標定位為促進個體的全面發展，構建一個更加包容和可持續的教育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