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珂

（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碩士生）

一、田野之謎：隱匿的養老存款

“養兒防老”作為傳統鄉土社會的重要家庭代際契約，深深扎根于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之中。在以血緣為核心的家庭結構里，子女處于最內層的親密關系，天然地承載著贍養老人的責任。農業社會的生產模式相對穩定，家庭內部緊密互助，代際之間在經濟上相互依賴，情感上緊密聯結，形成了穩固的養老閉環。老人憑借對家庭經濟的掌控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能夠換取子女在其晚年提供物質供養和生活照料。然而，在筆者回鄉的調研中，卻發現了一種“養老防兒”現象，這種現象與傳統觀念中的“養兒防老”截然不同，它指的是老人在處理自己的財務時，選擇隱瞞真實的經濟狀況，不讓子女知曉自己的存款，并將這部分存款視為自己的養老和醫療等費用。如今的老人們在處理存款時，往往瞞著子女獨自前往銀行存錢，甚至還會悄悄購買高額的養老保險基金。當子女因經濟困難向他們借錢時，老人們也會選擇隱瞞真實的經濟狀況，聲稱自己沒錢。即使選擇幫助子女，也會采取極為隱蔽的方式。以今年過年時的情況為例，小王打算換一套更大的房子，手頭資金短缺，便向父母尋求支援。老王卻以每月退休金有限，沒有多少積蓄為由拒絕了兒子。但看著兒子失落的樣子，老王最終還是心軟了，他瞞著兒子，將自己的存款打到了小王的賬戶上，還特意叮囑兒子這是從別人那里借來的錢，要打好欠條，等資金周轉過來一定要盡快歸還。

這一戲劇性的互動背后，是老人復雜而微妙的心理。老王在與兒子的互動中，他刻意營造出經濟窘迫的形象，目的是維持自身在家庭經濟結構中的自主性與安全感。他深知，一旦子女對自己的經濟狀況了如指掌，可能會引發一系列潛在的問題，比如過度依賴、因財產分配不均產生矛盾等。而他隨后的隱性資助，又是在遵循家庭倫理規范的前提下，對親子關系的一種情感維系。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深刻體現了家庭關系中工具理性與情感價值的緊密交織。它所反映的是傳統家庭養老模式在現代社會變遷的沖擊下，老人基于社會保障的有限性、孝道文化的變化和代際責任的重新權衡與艱難調適，也讓我們看到家庭養老關系在當代社會轉型中呈現出的復雜面向。

二、制度之困：社會保障體系的有限性分析

老人們之所以如此謹慎地隱匿自己的養老存款，背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障體系存在的諸多有限性。2024年我國企業職工養老金替代率平均為40%左右 ，遠低于 國際勞工組織 建議的55%的最低標準，這意味著退休后職工的生活水平下降。從地區差異來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存在明顯差距。例如，上海、北京等經濟發達城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高、財政收入穩定，養老金替代率相對較高；而一些中西部省份，如甘肅、貴州等地，養老金替代率相對較低，這種地區差異主要源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各地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和財政投入不同。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市老人與農村老人所享受的養老保障差異巨大，城市養老金相對較高，而農村居民參加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待遇則顯著低于城鎮職工的養老金，這一差異促使農民工和農村居民在養老方面更加謹慎，許多人選擇自己存錢，以保障老年生活的基本需求。在醫療支出方面，無論是農村老人還是城市老人，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患病風險日益加劇，醫保基金的支出壓力也持續增大。此外，長期護理的覆蓋率與龐大的老年人口和潛在需求相比，仍然處于較低水平。大量失能老人無法得到制度保障，這也讓老人們對養老院充滿擔憂，進而更加堅定了他們隱藏存款的想法。這些社會保障的有限性，使得許多老人對制度的信任度下降，迫使老人們不得不進行自我保護。養老金的不足促使老人增加儲蓄，對養老儲蓄的需求日益高漲。而醫療費用的不斷攀升和長期護理險覆蓋不足，也讓老人更加注重自身的健康管理，他們會通過加強鍛煉、注重養生等方式，努力減少患病和失能風險，從而降低醫療支出和對長期護理的需求。

醫療支出和養老支出的雙重壓力，老人產生防御性儲蓄的集體心理，在代際財產認知錯位中持續發酵。老人可能會傾向于節省家庭資源，而將更多的資金用于自己的養老儲備，并把這份養老儲備視為自己的救命錢，而子女卻將這份存款視為可繼承財產，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家庭的經濟決策，也可能導致一家人之間的矛盾。

三、倫理之變：孝道文化的解構與重構

在現代社會的大背景下，孝道文化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在傳統社會中，家庭結構相對穩定，養老模式以家庭養老為主，“養兒防老”的觀念深入人心。子女在父母的悉心養育下成長，成年后贍養父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這種模式依托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家族聚居的生活方式，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相互扶持，共同應對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然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現代風險社會的到來徹底打破了這種傳統模式。就業機會的廣泛流動，使得子女們紛紛離開家鄉，前往城市尋求更好的發展機遇。例如，大量的農村年輕人涌入城市打工，他們在城市中面臨著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職場競爭，為了保住工作和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他們不得不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導致無法經常回家看望父母，對父母的贍養和照顧也有心無力。家庭結構逐漸朝著小型化和核心化的方向轉變，在這種小型化的家庭結構中，子女數量減少，贍養老人的負擔相對加重，父母與子女在空間上的分離越來越普遍，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和情感聯系也相對減弱，這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面臨著諸多難以克服的困難。

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強調的是子女對父母養老的責任，這是基于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一種典型表達。在這種模式下，子女是父母晚年生活的主要依靠，家庭則是養老的核心場所。但如今，“養老防兒”卻反映出了孝道文化的新變化。一方面，它暗示著部分老年人對子女養老能力或意愿的擔憂。在現代社會的巨大風險和壓力之下，子女們可能會因為自身的經濟困境、工作過于繁忙等原因，無法完全承擔起傳統意義上的養老責任。甚至在當代社會中，還有部分子女因背負著各種貸款壓力如房貸、車貸等，而拒絕為父母提供贍養費。另一方面，“養老防兒”也反映出老年人在養老觀念上的一種覺醒。他們開始意識到，不能僅僅依賴子女來養老，需要積極尋求更多元化的養老方式，如社會養老服務、社區養老、互助養老等。這種觀念的轉變，不僅體現了老年人對自身養老問題的主動思考，也推動了社會養老模式的多元化發展。同時，代際互惠的關系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傳統上，子女在成年后向父母回報養育之恩是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義務，但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革，這種關系正逐漸演變為逆向依賴。越來越多的父母在經濟上反過來支援子女，例如幫助他們支付住房貸款、教育費用等，形成了以父母資助子女為主的新模式。

四、策略之智：解碼老人財務智慧

在現代社會復雜的家庭經濟互動中，老人的財務策略展現出了獨特的智慧。這些策略不僅旨在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還巧妙地融合了工具理性與情感因素，以應對家庭代際關系中出現的各種復雜情況。在布迪厄的實踐理論框架下，這些策略既是生存慣習的延續，也是場域博弈的產物。

（一）分散財產

居住在城市的老張，育有三個子女。為了避免因財產分配問題引發家庭矛盾，同時保障自己晚年生活的獨立性，他精心規劃了自己的財產存儲方式。老張沒有將所有積蓄都存放在同一家銀行，而是分別存放在幾家不同的銀行，并且每個銀行的存款金額也各不相同。他還會將一部分現金存放在家中不同的隱秘位置。此外，老張在日常生活中偏好使用現金進行交易，盡量避免電子支付留下痕跡。女兒裝修房子需要裝修費，為避免子女的矛盾，他也選擇給予現金。老張通過合理規劃資金，分散和隱匿處理財產，有效降低了因單一金融機構風險或子女知曉全部財產狀況而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從情感層面來看，他這樣做也是為了維護家庭的和諧穩定，避免因財產問題引發子女之間的紛爭。

（二）信息控制

信息控制也是老人常見的一種財務策略。老李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經濟條件較好，小兒子則相對拮據。老李在處理自己的財務信息時格外謹慎。她經常通過第三方傳遞信息，比如和鄰居聊天時，有意無意地透露自己的一些經濟情況，讓鄰居不經意間傳達給兒子們。有一回，小兒子想向老李借錢做生意，老李不想直接拒絕傷了兒子的心，便通過鄰居傳達自己近期要看病吃藥，沒有多余的錢可以出借的信息。這種信息傳遞方式既避免了直接沖突，又巧妙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老李通過這種間接的方式，既維護了自己的財務，又避免了與兒子之間可能產生的矛盾。

五、結語

從“養兒防老”到“養老防兒”的轉換，既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產物，也是老年自身養老的智慧結晶。未來的代際關系在制度保障與情感聯結之間，在風險防范與代際支持之間，尋找動態的均衡點。這要求政策設計既需完善社會保障網絡，更要重視代際關系的文化重建，在現代化進程中守護家庭的人性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