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於建東

從常州青果巷回來，我很自然就想到了位于惠山堰橋的天上村前。不同區域的兩個歷史文化街區，從歷史、文化和街區三個維度，所闡述的背景意義和內涵特質，不僅有著深厚的中華同理基因，也有著各自鮮明的價值取向。這里面，文化倡導、學以致用、著書立說、造福桑梓、報效家國等思想共識是貫穿始終的一條生命主線，也是歷史文化街區穿越時光隧道又大放異彩的先聲力量。

“風物長宜放眼量”。意思是要用更為寬廣長遠的目光去看待世間萬物，丈量歷史人文，開闊視野格局。它的核心思想是拉長焦距去布局，放開眼界去衡量，惠及后代去謀事。那么，所謂的風物，又是如何在古人的胸懷里和心目中放眼長量的呢？

先來看常州的青果巷。青果巷舊稱“千果巷”，是常州著名的一處古街巷。它始建于明萬歷九年（1581年），或有考據在這之前更早，號稱“江南名士第一巷”。而青果巷的魅力和內涵恰恰就在這個家喻戶曉的美譽之中。清代褚邦慶所著《常州賦》曾經這樣描述青果巷，“入千果之巷，桃梅杏李色色俱陳。”可以想見，青果巷在當時確實是果樹果品琳瑯滿目，讓人目不暇接。因常州方言“千”、“青”難辨，運河改道后，保留至今的古巷以訛傳訛，就有了如今的“青果巷”之稱。

青果巷以“唐氏民宅”拉開主體架構，在常州城，素來有“劉半城，莊一角，青果巷唐家半條街”的說法。唐氏，即舊時所稱的毗陵唐氏。毗陵，是常州及附近地區的古稱。唐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從青果巷走出的明代大家唐順之。唐順之號荊川，世人皆稱作“唐荊川”。唐氏民宅建筑年代大致跨度為明弘治至正德年間（1488—1521年），在族譜里可以由上而下追溯到曾可公（唐荊川祖父唐貴）至太常凝庵（荊川之子鶴徵）。唐氏幾代世堂賡續綿延，開宗拓業，引義教范，最終得以在青果巷形成“唐氏八宅”的核心資產和坐落格局。明朝時，唐家所建“唐氏八宅”更是盛極一時，分別名為“八桂、貞和、易書、筠星，四并、復始、松健、禮和”八堂。其中，易書堂就是唐荊川誕生地。后來，唐荊川會試高中會元（第一名）后，回鄉建宅，在宅院里中下八棵桂樹，取“蟾宮折桂”之意，故名“八桂堂”。“青果巷，八桂溢雅”。由此往后，八桂堂幾乎成了青果巷的代名詞。到了青果巷，必指“八桂堂”。

如果說“唐氏八宅”的成形和積淀，僅僅是物理和物質層面的集聚衍生，那么，以唐氏代表人物唐荊川為領袖示范，在其往后長達三四百年的時間里，先后有“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語言學家趙元任，漢語拼音方案制定的秘書人物周有光，革命先驅瞿秋白，“七君子”之一史良，民族工業開創者劉國鈞等名人郡望相繼扎根于此。也著力印證了青果巷是常州名門望族聚居地的這樣一個歷史地位。其中，“八桂堂”更是名噪一時。這八棵桂樹，仿佛真的給八桂堂帶來了靈氣，后來住在此院中的人都頗有建樹，名流雅士不勝枚舉。晚清時還成為瞿秋白叔祖、湖北布政使瞿賡甫府第，1899年1月29日革命志士瞿秋白就誕生于天香樓二層西室。

這里有一個很獨特的文化現象，叫做“群星閃耀”，或者也可以稱之為“唐荊川”現象。這也暗合了坊間對青果巷“江南名士第一巷”的客觀評判。在青果巷漫步其中，每一個珠履之客都會發出發自內心的驚嘆，“這條巷子的街坊鄰居可真是太厲害了，而且還扎堆。”這個現象除了常州文脈昌盛的深層次影響外，明代唐荊川對社會名流的虹吸和引領作用是不可小覷的。這樣一來，就又不得不再次提起唐荊川。文人擇鄰而居。正是因為唐荊川，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因景仰荊川才學，越來越多鄉紳布衣、賢才高士追隨而來，在此安家落戶，青果巷的磁場效應和搖籃作用愈來愈強，竟至科第不斷、名士輩出，先后孕育了百余名進士。“群星閃耀”的落腳點是荊川先生深厚才學和個人魅力的感召和吸引，從數學方法論的角度來講，是一種歸納法的邏輯范疇。

同樣，作為靈魂核心的唐順之唐荊川也是一個頗有意思，值得研究的人物。唐荊川在歷史上被廣泛譽為儒學大師、軍事家、散文家、數學家，他是明清兩代常州學術的開山祖師及精神領袖，名列“嘉靖八才子”，同時，他也是明代“唐宋派”的實力宿將。他纂有《文編》一書，收錄唐宋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作品，并綴有評語，為同代后期茅坤輯成《唐宋八大家文鈔》奠定了基礎。而在這個人物的背面，竟然還是一位令人崇拜的抗倭英雄。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率軍奪得御寇大捷，迎來嘉靖朝難得的海晏河清的局面。這個成就倒是遠遠超越了南宋將領，文學家，豪放派詞人辛棄疾。辛棄疾一生果敢善戰，少年得志，常念王師北還，最終是郁郁寡歡，落得個英雄氣短，淹沒于豪詞絕唱之間。從這個角度講，唐荊川堪稱潛心治學和沙場功成的典范了。后世高度評價荊川先生，“終以懷仁造世之心殉義于疆場家國”。透過歷史的窗格，我們不難看到，作為南中王門的代表性人物，唐荊川深受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影響，并用一生去踐行，幾乎達到了王陽明一樣的不朽功績，可謂“文武雙全”。這種價值標準和道德高地的雙重實踐，正是風物長量的現實體現和文化穿透，它是人文關懷在現實意象下的不輟傳承。

回頭再來說說我們無錫惠山堰橋的天上村前。追溯以往的歷史痕跡，我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天上村前形成的時序脈絡。文獻資料顯示，村前村最早形成于明代初中期，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延續。到了清初至民國年間，無錫設十七市、鄉，村前村劃歸其中的天上市所轄。民間俚語約定俗成把天上市村前村叫成“天上村前”，最終成了一個里巷皆知的雅名。與青果巷“江南名士第一巷”相對應，天上村前還帶著“中國近代科教第一村”的美麗光環。

村前村，代表性宗族為胡姓氏族。史料里這樣記載，胡氏先祖、安定先生胡瑗第三代胡守權自如皋講學，轉遷至無錫。這個時期，由如皋遷居而來的胡氏家族就和無錫結下了不解之緣。往后，我們在《胡氏宗譜（村前版）》還能找到這樣的記述：“祖義生子二，九傳至思道，思道次子三省公始居鄒圻”。這里提到的“三省公”即胡愷，胡愷為北宋理學先驅“安定先生”胡瑗的十五代裔孫。而關于村前村的最終成形，和遷居無錫后胡氏家族人口劇增密切相關。正是由于胡氏家族人丁興旺，拓居增田，人才輩出，直接導致了胡氏子弟在鄒圻村之前又另筑新屋分而居之，并題名“村前”，取鄒圻村前之意，以示區分。再后來，以胡氏家族為代表的村前村更是比屋云連，人煙湊集，日益盛壯，反而是最初的鄒圻村日漸衰敗和冷落，慢慢的成就了村前胡氏這個響當當的家族群落。胡潛的《胡氏譜略》記載當時的村前村“莊田四百頃，基屋千間，”至今鐘樓和積谷倉等百年歷史遺存還保存完好。這樣分析起來不難看出，整個村前胡氏的精神鼻祖無疑就是兩齋遺范（指其主管的學校中，分“經義”和“治事”兩齋）的胡氏先祖胡瑗了。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他和北宋名臣范仲淹同處一個時代。歷史上有范仲淹延聘胡瑗教授郡學的一段佳話。這讓胡瑗得以離開家鄉走出海陵，由從事私塾教學到主持公辦郡學教育。之后，范仲淹將胡瑗推薦給宋仁宗，雖然胡瑗當時是“白衣”，沒有一官半職，但是因范仲淹極力推薦，皇帝還是在祟政廳召見胡瑗。所以，后來胡瑗秉持“明體達用”的治學報國理念，推崇“致天下之治”，從一介布衣做到太子老師，終身矢志教育,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在村前村建村六百多年的歷史長河里,居住的胡姓達到了85%之多，而這一脈宗族,按照其族譜的記載和推演，都可以歸納為北宋偉大的教育家、理學先驅胡瑗的后代。也正是由于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廣普及先祖胡瑗的教育實踐精神，隨著胡氏后代的不斷壯大和恪守祖訓，“讀書種子”成為家族傳揚的基因密碼，被發揚廣大，被頂禮膜拜，被永久書寫，成為行走在江南大地上一道亮麗風景線。

相較于常州的青果巷，天上村前胡氏家族在自主踐行先輩治家處世研學中心思想的前提下，宗族不論是人口數量，還是占地規模，都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這個變化，恰恰給天上村前打上義莊文化的深刻烙印，而胡氏義莊文化最終帶來兩個方面的深遠影響。影響的一方面是“教”，影響的另一方面則是“養”。

“教”的方面首要提及的是胡雨人。胡雨人是當時胡氏宗族中第一個東渡日本求學的家族精英分子。回國后同父親胡和梅，兄長胡壹修共同創辦“胡氏公學”，秉承先祖“明體達用”的遺訓，并首創了單級獨教的復式教學模式，同時以兩齋分部的形式開始女子教學，成為無錫女學的鼻祖。而兄長胡壹修一脈更是有“一門三博士”的天下美談。其中，胡壹修三個兒子中胡敦復是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首任教務長，胡明復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數學博士，胡剛復是哈佛第一個獲得物理學博士的中國學生。換個角度講，從胡雨人、胡壹修一代開始，村前胡氏宗族沿襲教育世家的淳厚家風，注重融合東西方教育理念，后人又先后留學歐美知名學府，學成歸過后紛紛投身科教事業，致力于謀求華夏學術自立和振興，均成長為各自領域的扛鼎之才。這個文化現象不同于青果巷薈聚名士名流的形態，它完全是憑借一個家族在自律自強自發的狀態下成長壯大起來的。我們也比照數學方法論的觀點，它是一種演繹的邏輯模式。這個模式下，村前胡氏日益根深葉茂，家族的觸角也不斷延伸拓展，基業長青，蔭庇后世。

“養”的方面更多的體現在胡氏家族對地方發展和桑梓鄉民的關愛和提攜上。村前村的積谷倉，就是昔日的胡家義倉。倉內沉香稻米成山，專以周濟鯀寡孤獨和賑濟災歉，恤老憐貧，潤澤鄉土。此倉，不只儲糧，更儲未來；不獨贈人以魚，亦授人以漁。積谷倉，成就了“藏糧于民，育才于國”的美譽，于時光的長河中，愈發顯得璀璨。“不獨贈人以魚，亦授人以漁。”是村前文化現象的獨到之處。魚即“養”，漁乃“教”。所以后來胡雨人先生將這方倉土，化為求知的樂土，天授鄉公學倏忽而生，即是古村近代新學的芳華初啟。而在胡雨人兄長胡壹修身上，還體現了他興筑水利，修浚防洪的智慧和壯舉。胡敦復在他的《壹修贊》文中這樣描述，“先嚴之盡瘁公益數十年如一日，……自光宣以迄民國，集同志合股荒田數處，其地類多低蕩，遇水即災。先嚴筑閘壩圍岸，開池植林，招而墾種。不數年，盡成可耕之田，至今養人無數。……”因此，胡壹修在抗災修田養人方面另辟蹊徑，成為無錫地區建圩史上的創舉。用胡敦復的話來說，“回憶吾家祖產，本可自足而有余，自先嚴興學舉債，歷年虧累，祖產蕩然無存，……”這種風范又是青果巷唐氏無可比擬的，村前胡氏在恩澤感化鄉里方面可謂獨樹一幟，可歌可泣，可圈可點。從這個意義上講，“村前”之名，其間隱含的“村前村前，樣樣在前”的激勵之意，還是有據可依的。

“天下大同史無前，一軸雙城盡嫣然”。縱觀青果巷和天上村前兩個具有代表意義的歷史文化街區，青果巷在名流虹吸效應方面表現的淋漓盡致，而天上村前則在沉積擴散歸化方面略勝一籌。從文化傳播的視角來看，青果巷達到的是一種兼收并蓄的境界，而天上村前更多的是一種澤披天下的現實效果。但有一點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有名望有品質有抱負的豪門大族對于一方水土的養育和托舉是明清時期社會中堅力量引領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窗口和切入點，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它的現實意義在于，歷經數百年，這種進步基因已經在江南地區作為一種文化淵源和濟世情懷，被刻上了深深的江南印記。他們在各自的理想高地上，不斷的參與、扎根、重構、再現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歷史光影，成為人們共同向往和尊崇的道德標桿。

雖然，我們都時常會詬病不同地域文化街區的同質化命題。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換個眼光，換個思維去投射它、挖掘它、包容它。也許，街區這個傳統而生硬，爛熟于胸有如空氣般的存在，在植入不同的文化理念后，也都在煥發著自己獨特的生命性和感召力。我們焦慮于各色文化街區布局的同質化，其實背后是我們內心對文化吸納的單一和孤陋。在談到對文化的感悟時，費孝通先生有言，他倡導對文化的欣賞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最終走向“天下大同”。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眼光里的街區同質化，其實是我們對文化理解的惰性造成的。當我們從偏于青果巷一隅的那條叫做勝利巷的小巷回望史良女士的英姿，當我們在天上村前的“蒙學課堂”追溯重現宋朝書院博學的布局，當我們在豆叁章的小吃里，看見芋圓豆花在傳統與創新中碰撞，也當我們在常州蘿卜干青脆香甜的嚼勁里，執著不改我們兒時的味道的時候，我們都會由衷的慨嘆，生活，就是這么簡單而妙趣橫生。

此為風物，悠遠綿長。

作者簡介

於建東，江蘇無錫東港人，經濟師。中國散文學會會員，無錫市錫山區作協理事。作品散見于《科技日報》《青春》《山月》《大連日報》《江南論壇》《無錫日報》等報刊和網絡自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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