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與游民起義

聞一多先生說：在大部分中國人的靈魂里，斗爭著一個儒家，一個道家和一個土匪。

——《關于儒道匪》

儒家代表著入世，道家代表著出世，而這個土匪就代表著游民。

什么是游民？游離于主流社會之民。；何謂主流社會？宗法社會，編戶齊民。

清人王聘珍說的很明白“游民，不習士農工商之業者。”

在大一統王朝下，一個民逃離朝廷管控范圍成為游民，并不代表他可以加入別的國家，或者像歐洲農奴一樣逃入城市。他能賴以生存的地方，只有所謂的“江湖”。經常看武俠小說的人一看江湖，會說“江湖好理解，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實際這種理解是不對的。

江湖這種社會環境首先要滿足遠離朝廷和官府。如果你生活在官府眼皮底下，你就勢必成為一個編戶齊民，按時繳納賦稅，承擔徭役。一旦作奸犯科，就要人頭落地，何來“游民”一說？所以江湖首先要“遠”，范仲淹詩云“江湖之遠”與“廟堂（朝廷）之高”對立，正是此意。

而“遠”是相對遠而非絕對遠，只要能超出官府的管控范圍，就是足夠遠。因此，官府的管控范圍越小，江湖越大，官府的管控范圍越大，江湖也就越小。

官府的行政區劃有明確分界。在不同區劃的交界地帶，就形成了一個相對最“遠”的江湖，即官府管控的盲區。這種府與府之間，縣與縣之間，俗稱的“三不管地帶”，是最好的江湖載體。而諸如“水泊梁山”這種交通不便地帶，管控力度也相當有限，自然也能成為江湖，所謂“窮山惡水出刁民”，不是指素質低下的順民，而是指抗法的游民。

反映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王朝初立，四海賓服。普天之下都是順民，戶口最多，游民也就最少。每當王朝更迭，天下大亂，那就處處是江湖，人人是游民，死亡和逃亡共同組成了史書上的“戶口減半”。

原因很簡單，王朝末期，游民集團勢可以攻州掠縣。一個州縣被游民攻下，意味著其失去了對該地區所有的管控能力，它不可能再承擔編戶齊民的職能，也自然不能勸課農桑，征收賦稅。在一個游民政權成長為成熟的割據政權或者正統王朝之前，它依靠的不是農桑，而是掠奪。它追求的不是編戶齊民的穩定性而是流竄掠奪的機動性。唐末起義和明末起義都轉戰了10多個省，種糧食有什么用？不等秋收就已經跨越黃河渡過長江了。

王學泰先生的《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開篇有言，游民是“敢于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秘密組織成員、打家劫舍的綠林豪強、闖蕩江湖的各類人士。”具體來講，梁山好漢是游民，黃巢、李自成是游民，就連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也是游民。游民一方面可以像李逵一樣，天天嚷嚷著“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表現出反抗威權的暴民特征。一方面也有“打家劫舍”的土匪特征。是歷史認識中，游民集團也就同時表現出革命性和殘暴性。

李自成起義提出“均田免糧”“割富濟貧”“平買平賣”

傳統教育中，一般把游民起義稱之為“農民起義”，我認為并不合理。可以說游民原本大多是農民，可農民一旦離開管控，它的主業便不是“播殖耕稼”，也就不再是一個農民。實際上，游民的起義，打擊對象不僅是官府，也包括農民。相比有武裝力量保護的官府，手無寸鐵的農民還是游民集團的重點掠奪對象，大西王要朱明王朝的官銀，也要平常百姓的首飾。黃巢能在長安“踏盡公卿骨”，也能殺光陳州周邊的農民。

正如我前文所說，為防止官軍追剿，起義軍往往掠后即遁逃，根本不可能有時間種地，說是農民起義，你見過不種地只放火的農民？游民是亂民，是暴民，但萬萬不會是農民。成為一個農民，就意味順從著官府的管控，忍受著稅吏的盤剝，只要有一口稀粥，不到“等死，死國可乎”的絕望境地，就絕不會放棄自己的農民身份。而游民恰恰相反，他們的目的就是殺官掠民，劫掠府庫，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游民追求的是“大碗喝酒，大塊吃牛肉，大秤分金銀”的風險收益，至于“鳥皇帝”那里有沒有自己的合法身份，哪個在乎？

因此，農民屬于順民，卻不等同于游民。

《顏氏家訓·勉學》：“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

游民社會作為官僚/順民社會之外的第三種共同體，有著不一樣的文化與道德觀念。王學泰先生認為游民重“義氣”，重“平等”，這是因為江湖有著達爾文式的生存規則，“義氣”就是江湖的道德，“平等”就是江湖的法律。游民社會的文化也一小部分繼承了先秦時代的游俠社會文化，顯示出了連綿不絕的文化傳承性。

游俠社會

說完了游民，我們說游俠。大一統王朝之后，老百姓想逃亡，只有遁入深山老林，或者組成游民集團造反。但在先秦時代，老百姓只需換個地方居住就可以了。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在現在看來，是不負責任的逃避主義。但在當時，從上百個邦國中選一個適宜居住的地方，是很正常的趨利避害行為。

言而總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天下那么大，處處是我家”，游俠的心靈是自由的，他們不是因為快餓死了，被迫逃離主流社會。“游”對于游俠來說只是一種選擇，一種人生態度，而非是一種無奈的逃亡。先秦時代背景的不同，造成了游俠在整體上與游民的不同。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游俠文化最為燦爛的時代。用張宏杰先生的話說，此時的中國是“俠客遍地，武士橫行。俠人義士們救危扶困，濟人不贍；知恩必報，一諾千金。”

太史公評價游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

游俠社會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社會尚武，風氣質樸。《詩經·秦風》記載“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淮安子·主術訓》記載“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尚武精神的流行，使勇敢成美德，怯懦為人不恥。除此之外，“義”不僅是儒家所提倡的社會美德，更成為不少游俠的人生信條。

二是養士之風盛行，以戰國四君子為典型，“招天下任俠”，以為賓客。“這些貴族不僅為游俠提供衣食住處。也給了他們一展才能的機會。

游俠受社會尊重，不愁吃喝，所以更在乎人格平等與道義。“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

孟嘗君養客三千，待遇不分貴賤一律與自己相同。一次他和門客們吃飯。有一個人在暗處，看不清自己盤子里是什么，以為自己吃的跟別人不一樣。結果一怒之下起身就走。孟嘗君只能親自過去，端著自己的盤子給食客看。這位游俠看完，頓感羞愧，就直接拔出寶劍自殺了。

晉國的豫讓，他最早給范氏做家臣，后來又給中行氏做家臣，都默默無聞。直到投奔智伯門下，才受到重用。后來三家分晉，智伯為趙襄子所殺，頭骨被做成酒杯。豫讓發誓要為智伯報仇，他不惜用漆涂抹全身，讓皮膚潰爛以易容，也不惜吞碳讓聲音沙啞。最終他刺殺趙襄子未遂自殺，留下了“士為知己者”的千古名言。

游俠們性格直率，有恩必報，有仇必還。荊軻為太子丹刺秦，聶政為嚴仲子殺俠累，專諸、要離等等例子數不勝數，他們為報知遇之恩，付出生命代價也在所不辭。所謂“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魯迅先生說，春秋時的俠客是以“死”為終極目的的，他們不怕死，慷慨赴死，正因為他們看中的是比生死更加重要的道義。

晉國君荒淫無道，相國趙盾屢屢勸諫不聽，反而遭到了厭惡。屠岸賈派出鉏鸒刺殺趙盾。這個刺客卻不忍心刺殺忠臣，他認為“刺殺忠臣，則為不義；受君命而棄之，則為不信。不信不義，何以立于天地之間哉？”于是拍了趙府的門說：“我，鉏鸒也，寧違君命，不忍殺忠臣，我今自殺！恐有后來者，相國謹防之！”游俠不僅講究人與人之間的“義氣”，也在乎更高層面的正義與道義。

秦滅六國后，為貫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的法家理念。“隳名城，殺豪杰”，破壞了俠客可以寄托的社會環境。“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沒收了游俠賴以生存的武器。

出身游俠的劉邦代秦建漢后，開啟郡國并行，使得游俠社會有所恢復。但到了漢武帝時期，游俠社會卻徹底消亡，反不如秦。

這是為什么呢？還要從張良與酈食其的一場辯論說起。公元前204年，這兩位元老在建國思路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酈食其認為：“秦朝無道，伐滅六國，如果陛下（劉邦）能夠恢復六國，他們必然感念陛下的仁義，誓死效命。”

張良聽后不以為然，說“天下的游士拋妻棄子，背井離鄉，無不期盼勝利后獲得尺寸的分封，陛下恢復六國，游士們自然一哄而散，各歸其主，陛下還靠誰取得天下？”

湛旭彬先生對此分析很精辟。“張良的話既點明了漢立國的基礎是游士（游俠），也道出了以游士為立國基礎的嚴重弊端：游士是依附于諸侯的流動資源，其流動性與自主性，與君主集權體制天然對立。”

因此，熱衷于加強集權的漢武帝自然容不下游俠。大俠郭解被殺就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終結。皇權的一大障礙被掃除，中國的游俠文化也開始發生畸變，后來無論是《三俠五義》中畏官如鼠的“俠”，還是《水滸傳》里濫殺無辜的“好漢”，其本質都不再是游俠，而是游民。原因很簡單，先秦的俠是求死，“舍生取義”，連死都不怕，還怕朝廷嗎？后來的游民是求生，揭竿而起無非是因為活不下去了才“逼上梁山”。

兩千年秦制，在基因層面把高貴驕傲的人群清除的干干凈凈，一代代的篩選培養，只留下溫和的順民，至于游民，不過是“兔子急了還咬人”的生物本能。秦制像人類培育良種家畜，經濟效益最好的品種得到了最大規模的繁殖。

最后我們說《征服》，這是一部很值得分析的電視劇。劇中的主人公劉華強是一個典型的流民形象。他來無影去無蹤，脫離主流社會，數次作案成功。縱觀劇情，他是在求生，而非求死。劉華強講的是游民的“義氣”，而不是俠客的正義。

劇中真正帶有一點游俠氣質反而是金寶（這個演員正好還演過劉邦）

其實，《征服》已經借主角之口表達了千百年來游民的心聲，“在這種社會里面，像我們這種沒權沒勢的人家，靠什么？能靠什么呢？只能靠拳頭和刀！”。決定天下有多少游民的不是李自成，不是黃巢，而是社會是否公平，百姓能否安居樂業。如果真的生活美滿，鬼才愿意亡命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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