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浙江江山江郎山景區一條崎嶇蜿蜒山路上,行進著幾位老人,其中一名男子滿頭白發,拄著拐杖,步履蹣跚、老態龍鐘的樣子,此人走到一塊山頂南側的崖坡上的一處石壁前,看著二行刻字,隨后上前撫摸良久,不勝感慨,老淚縱橫,并對身邊的人念叨刻字:“忍令上國衣冠淪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還我河山。”石壁經歷半個多世紀風雨侵蝕,字跡有些模糊,別人一時難以辨認,但他指頭字仍能朗朗上口念來。
中間為毛森、胡德珍夫婦
接著,老人指著字喃喃自語說,這是我自己30歲那一年衣錦返鄉回鄉時刻在老家的豪言壯語,正是那一年,自己由一名熱血青年升任上海行動總隊少將總隊長,軍統局杭州站站長,回到自己的老家江山招兵買馬,拉攏朋友、同學、老鄉等,很快組建一支成員有數百名的特工部隊,稱“軍委會別動軍第二大隊”,又被稱為“江山大隊”,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大俠”,自己的領導下在敵后進行破壞活動,炸日軍倉庫、炸鐵路、狙擊漢奸、收集日軍情報,暗殺日軍軍官,保證電臺暢通,在日軍的心臟地區演繹了一場真正的《潛伏》。
這期間,拿他自己的話說,他率領這支綽號為“大俠”的隊伍,穿著便衣,在外界來說的確高深莫測,基地一些鄉村民眾把他們當作俠客組織,要他們主持公道。由于當地處閩浙贛交界地比較偏僻,民間早婚,常有十一二歲男童,娶十七八歲大姑娘,男童尚不懂人事,女媳不安于室,經常出現公婆來哭求“大俠”“教訓”那不守規矩的大齡兒媳婦的事件,有一次,他手下一名隊員名叫李錦標,竟然教育大兒媳時,被民女勾誘奸宿,他只是把李錦標打了20軍棍,也把民女打了20下手掌了事。還有兩個隊員趙根生、曹福正在“教訓”過程中被誘離開隊伍,自此之后,他再也不涉足這些事情。
其實,他的這支隊伍主要任務就是抗日,那時的口號是“前方殺敵除奸,后方生產建設”。上級對他明確指示:所有日寇,不論軍職、階級,格殺勿論:漢奸必須呈報核準,才能執行,蓋恐錯殺潛伏之人也。特別指示制裁重要漢奸,以期殺一儆百,而收鎮壓作用。然而,大漢奸防衛極嚴,深居簡出,不易制裁,有很多單位,布置經年累月,毫無所獲,經常犧牲不名的人。后來他改變做法,展開全面行動,中下漢奸也殺。我深深體會到,敵探爪牙,對我危害最烈!杭州敵偽情形,我已相當清楚,但行動工作很易失事,為避免牽連,力避與原杭站人員接觸,另新發展關系,搜集漢奸資料,開始撲殺群丑。的確做出了一些成績。
當然他們所用武器,一部分是警察局毛瑟手槍,殺傷力甚小:一部分系雜湊手槍,有時使用不靈,后來向比利時買來一批強力式手槍,殺傷力很強,開始轟轟烈烈殺敵除奸。高級首要沒有殺到,如偽杭州市長何瓚,對其布置正將成熟,被保安處行動員先行下手,對偽省長汪瑞闓也正策劃中,汪見何被殺,驚魂喪膽,重門深鎖,警衛森嚴,難以下手。至于中下漢奸及日軍,則殺得雞飛狗跳,聽到“大俠”二字,額手崇敬,加油添醋,越傳越神,民間傳大俠能飛墻走壁,來去無形,作為飯后酒余談資,敵偽聞風喪膽。每次殺一敵偽,上級頒發獎金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我都召集各出力人員,當面公平分配。
同時,給隊員們明確的任務,一是集中訓練,嚴整紀律,因敵偽部隊經常下鄉掃蕩,奸淫婦女,老幼均受蹂躪,受害村民對日軍恨之入骨,自動組成游擊隊,對這些人給予培訓;二是敵偽軍下鄉擾民時,對其偷襲或伏擊,如大隊來攻,則退避隱伏;三是破壞敵偽搜括,敵偽經常向當地賤價搜括食米物資等,設法予其破壞、焚毀或劫奪。四是偵察敵偽活動。該地并無軍事價值,沒有大軍活動。但敵方為鞏固統治,不斷包圍清鄉;清鄉之后,將地方政權移交偽組織控制。必須偵察其動向,及時破壞。
五是帶路。抗日隊伍進出敵區城市,因人地生疏,道路不熟,故無論乘船或搭汽車、火車,都需本地人帶路,讓他們發揮作用;六是協助建立地方政權,在淪陷地區,需要建立縣、鄉地下政權,保證抗戰的順利進行;七是廣布眼線,援救我方工作人員及受難人民。迨至抗戰后期,美國飛機被擊落,飛行員跳傘逃生,令予救護,送來后方。這些行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也正是這一年,由于他的地位越來越牢固,他利用自己少將總隊長的特殊身份,向自己的上級戴笠明確提出,必須派一個機智、干練的女性作他的助手,其實他垂涎特訓班學員胡德珍的美色,并給出了具體人選,一口咬定非一個海鹽的美女特務胡德珍不要,戴笠看他有些成績,無奈只好同意,此時的他假公濟私,順勢弄假成真,這樣,他利用工作之便,占有和俘獲了大美女胡德珍。胡德珍之兄胡樸人是個新聞記者,在他幫助下,他開設火腿行、米店,儼然是一副商人模樣。接著,他便向胡德珍求婚,也如愿以償。按軍統家法,抗戰時期軍統人員一律不得結婚。他提出的理由是組成家庭更有利于潛伏工作。戴笠又破例同意,還批特支費500元作為賀禮。
在江山江郎山景區游玩的這撥人,便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軍統特務頭目、殺人魔王,慘害多名仁人志士,綽號“毛骨森森”,后來授予國軍中將的毛森,與他相渝以沫五十多年的妻子胡德珍、長子毛建光回老家探親,他的祖居江山界牌和仁村,該村正處在江郎山下4公里丘陵之地,開門便對著雄偉壯觀的江郎山,抬頭便見挺拔峻峭的三爿石,天天照面,形影不離。抗日戰爭期間,毛森曾化名江石生,以念念不忘自己是江郎山三爿石的日月精華而撫養成人的,已經85歲他不顧年邁,攜一家人重登江郎山。由此發出了一番感慨。
毛森劇照
也正是這一年,自以為功成名就的毛森,自己回鄉把老家的地名也給改了,當年,他老家的這個村子門前高大的山崗蘊育了二條小溪,逶迤如帶,環繞村前向東流出,日積月累沖積成一個小小的盆地,建了一些房子,小溪上面的那個村子的名字叫上陳村,所以這個村的名字叫下陳村。自從毛森成名之后,衣錦返鄉,第一件事情就覺得自己老家村子的名字不好聽不雅,而且下陳這個村名鄰近一些鄉鎮到處都是,容易相混淆,所以,要改名為和仁,意為和睦友仁,并且在當時上海媒體《申報》上公告。村里人至今還在談論這個村名。
毛森老宅
毛森,原名叫毛鴻猷,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石門琚家崗下陳自然村,哥仨個,他是老三。毛森家世代務農,家境貧寒,他從小就下地干活,就在他15歲那一年家境有所好轉,父親便找了個地方讓他讀小學,因他成績不錯,連續跳級,小學還沒有畢業,尋思能沖上去的他就借了同鄉毛善森的文憑試著去考試,竟然真的考入衢州第八師范,幾年之后畢竟就謀了一個小學教師當,且沿用毛善森這個名字。
這時戴笠在杭州辦了個警官學校,不甘寂寞,又想憑自己的學識去考大學,還是借毛“毛善森”的名字考進浙江警官學校正科二期,當年擔任特派員的毛人鳳聽說31屆新生中,有個學生叫“毛善森”,也是江山人。毛人鳳本名毛善馀,這毛善森不僅同是“善”字輩,細細一排還是自家的同族兄弟,毛人鳳感到奇怪,為何“毛善森”不來找自己,就親自去看他,一看才知道這個“毛善森”是個冒牌貨,竟是借著本家兄弟的畢業證考上來的。當毛森戰戰兢兢地向毛人鳳說明原因,沒想到毛人鳳并不生氣,還將這位老鄉視為了心腹。毛森警校畢業后,在毛人鳳的安排下,他被送進了特訓班,接著又加入了軍統的前身復興社。在加入軍統填表時,他按照毛人鳳的指示去掉中間的善字,將毛善森改成了毛森。
毛森老家的圖片展
毛森在同鄉的提攜下進了軍統,不得不說的是,他真是個人才,在那亂世之中,“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手段駕輕就熟,需要承認的是,他在抗日民族大義上也是毫不含糊。凡是認識毛森的人,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中等個子,五官端正,談吐不俗,待人謙虛,頗似儒雅文人。然而透過外表,毛森的另一面卻是個兇狠的個性,兩者形成巨大反差。抗戰期間,他比較著名的是二次被日軍抓獲坐牢的事情。
第一次入獄,是在他新婚燕爾不久的日子,一個名叫趙懿義的小特務把他連同店鋪都供了出去,趙懿義的父親在杭州鳳山門外開了一個打鐵店,這本是極好的掩護,但這人20來歲,少不經事,常信口開河,暴露了身份。日本憲兵把他抓去后,一頓毒打,他便招供了是抗日分子,還誘捕了與他直接聯絡的總交通員,那個時候毛森是單線聯系,趙懿義并不知道毛森的真實身份(真實姓名都不知),只知道他和軍統有聯系,日本人也沒有搜 到關于毛森軍統身份的證據,毛森在監獄里面始終說自己只是一個商人,而且始終不肯招供。在獄中,兇慘的日軍對毛森動用了各種酷刑,但毛森始終牙關緊咬,堅稱自己就是個布匹商人。說實話,能抗住酷刑,就算是個出色的特工,因為大多數人扛不住刑訊這一關。
正是毛森骨頭夠硬,打死不承認期間,軍統展開一系列的營救活動,先是找一些知名商聯合簽名作保,聲稱其是真正的商人;還掏錢買通漢奸,讓他們幫忙說情,尤其是夫唱婦隨,在監獄外頭的妻子胡德珍到處聯合商戶游行示威,強烈抗議日軍抓捕合法商人的罪惡行徑,日軍憲兵又苦于沒有確鑿的證據,又遭受眾多商戶游行示威的巨大壓力下,多方齊下,不得不順水推舟釋放了毛森。
第二次入獄是在毛森擔任上海行動別動總隊長期間,負責在敵后展開破壞活動,這個行動隊讓日軍頭痛不已:軍用碼頭被破壞,鐵路被炸毀,很多漢奸被狙殺。于是,日本憲兵隊在上海大肆搜捕行動隊的人,并最抓獲了三個隊員,其中一個名叫陳紀廉遭受不住酷刑,便供出了總隊長毛森。對于行動總隊長毛森的被捕,日本人特別高興,盛筵慶賀,派重兵看守。他的妻胡德珍是行動總隊的上校總書記,掌據著全盤工作,由于電臺沒有破壞,仍然接受上級的指示,一切工作照常進行,只是因投鼠忌器,暗殺、爆炸停止了。
此時已經是強駑之末的日軍覺得末日快要來臨,知道毛森在一些行動中作用不小,千方百計想想軟化他為己之用,派了不少漢奸來勸說他,要他投降,到汪偽政府效力,但是毛森一直沒有妥協。當時,日偽認為毛森地位高,居為奇貨,非但沒給他苦頭吃,反而“待為上賓”。毛森自己后來回憶說:“日人把我地位估計很高,認為把我軟禁優待,重慶投鼠忌器,即不敢在滬恐怖行動了(即是把我當做人質)。如果殺了我,重慶不過再派人來,治安還是不能維持。”
在這種情況下,毛森對日本人表示:“愿盡所力,協助維持治安。但一人做不了什么事,希將所捕我部之人交我調用,同時續與潛伏人員恢復聯絡;由我全權運用,你們不要插手。”日偽認為他說得有理,“欣然接受”。毛森說:“剛好當時其他行動單位,多被敵偽破壞,除我之外,滬市幾無槍、炸之聲;自我被捕后,上海即太平無事。”也因為這樣,日本人認定毛森在其中起到了“正面作用”,此后,每當抓到“疑似”重慶的“地工”人員,便讓毛森前去協助審訊,以助“甄別”。可見,毛森和日本人打交道,說好聽點,是詐降,是虛以蛇委;說不好聽,直接就是投降了——都在替日本人做事了不是?也有人說他至少是半個漢奸。
毛森這個人善于鉆營取巧,會走門路,的確是塊做特務的料。這不,他利用日偽軟禁他尚關在日軍監獄中,用黃金加以收買,居然有人愿為毛森所用。于是,處在嚴密囚禁中的毛森,竟能執行與指揮戴笠交下的“除奸令”。當時的軍統東南局電訊督察李開峰(化名余玠)為利所誘,投降了汪偽特務機關“76號”,在獄的毛森利用妻子胡德珍將將行動計劃傳遞,一舉收買了原軍統上海站站長陳恭澍的警衛員劉全德,并一舉暗殺余玠。得知真相的日軍大怒,計劃對他處以極刑,一時他處于危險的境地。
晚年毛森與妻子
不過,毛森再一次化險為夷,他故技重演,再次用黃金拉攏收買日軍中的華人憲佐邢俊才,并暗助他出逃。毛森對這次死里逃生自己回憶說:之所以能成功,最大的成就便是那部電臺一直是聯系暢通的,通過他的妻子胡德珍傳遞命令,他的電臺之所以沒有被余玠之流破獲完全得益于謹慎小心,發報時時間極短,稍長點電報都是分幾次發送,敵特無法有效定位,而且通訊密碼啟用了美國新研發的加碼法,再插入中國古詩詞,破譯起來頗費功夫。這樣便成就了他的一切。這也正是他的傳奇之處。
毛森逃出監獄后,從此邁入直線上升的通道,尤其是抗戰勝利之后,曾經在上海潛伏的毛森因熟門熟路,由一名被人追捕的犯人,搖身一變成了追捕人的指揮者,大逮捕后就是大接管,毛森接管了汪偽“76號”特工總部的全部財產,和李士群的衡山路公館、立泰銀行等等。這些漢奸的財富驚人,單是周佛海一人,就有存折13萬美元,黃金飾物1千多兩,股票320萬元,房屋16處,還有大漢奸盛幼盒,他家里的痰盂、腳盆、煙 灰缸都是黃金制造的。審訊時,法院宣布他的財產有大金條74根,而查封登記簿卻變成47根,這些金條都被毛森私吞。此時接收大員的毛森,一下子便成了富豪,可謂是一夜暴富,便更有資本去角力更高職務。
當然,毛森最大的惡行,便是上海解放前夕,時任警察局長的他大開殺戒,大肆捕殺地下組織成員、民主人士和無辜群眾。有記載顯示,他在“短短3個月內抓捕了3000多名進步人士,其中300多人未經審判就被殘忍殺害”,他還制造了廈門的白色恐怖,雙手沾滿了革命者的鮮血。
1949年5月中旬,上海四周已聞隆隆炮聲,我軍在上海外圍發起了進攻,那炮聲雷動的響聲,讓關在獄中的革命者們幾乎看到黎明。然而,此時的毛森緊急下令,突擊處決了大批革命志士,據被捕的劊子手回憶,有的在監獄院內被活埋,有的被押赴城郊樹林中被槍決,有的被套上麻袋沉到黃浦江底,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毛森之惡,乃是窮兇極惡、人性滅絕。
他在大陸生長的兩個侄兒見到叔父毛森和藹可親,毫無架子,還有些溫文爾雅,怎么看也不能與殺人魔鬼等同,便拿著《江山縣志》的文章問他:“三叔,書中寫的說你是殺人魔王,你當上海警察局長時,殺了不少黨內外人士,是這樣嗎?”毛森沒法回避的他只好說,是事實呀,但我要吃飯呀,當了這個職務總不能不保飯碗呀,懺悔之淚流得滿面,人家一看,年輕時和耄耋之年的老翁差距咋這么大呢?
毛森的兒子
這期間他撰寫了一本10萬字的回憶錄名叫《立地成佛》,一聽這題目就知道對年輕時所犯罪惡的懺悔,意思是放下了屠刀,重新做一個好人,這就是他對自己一生所犯罪行的真正懺悔,這次毛森回到老家,盡管他惡行累累,當地人對他還是諒解,并為他重新的故居,半年之后去世了,終年85歲。其惡行伴隨著他的死,被塵封進浩如煙海的歷史之中,后人只能對倒在其屠刀下的革命先烈們表達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緬懷之情。
行文至此,我猛然想起《竇娥冤》中的一句臺詞:“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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