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一

浙江沿海農村以發達的私營經濟和激烈的社會競爭聞名。經歷了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新的生產方式和財富分配方式塑造了浙江農村高度分化的村莊社會格局。在社會分化過程中，占據不同經濟地位的農民，尤其需要通過社會交往和公開儀式來確認階層歸屬。各個階層在儀式性交往這個節點上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全新價值標準、交往規則和心理態度，共同推動了社會變革。浙江發達的工業化村莊一般會形成大中私營企業主、中層管理者和技術工人、普通工人的基本結構。農民之間的交往打碎了傳統血緣、地緣關系，越來越遵循市場社會的交往規則，越來越重視商業合作上的朋友關系。這種關系是高度建構性的，也是理性主義的，彌散在整個村莊社會中。

二

我在浙江省 Y 縣的 H 村調查，發現農民對自己的階層歸屬非常清楚，大致可以分為：富裕精英階層、中等階層和普通勞動者階層。階層之間涇渭分明，這種分化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速度十分驚人。農民認為，人們之所以占據不同的經濟地位，主要由于"個人本事"有別。在這個工業化地區，誰占有較多的生產資料，誰就是這個村莊的精英。村莊中最富裕的是村主任，他從20世紀80年代創業至今，在工業園區擁有大型加工廠。一個小企業主說："我哪里算什么老板，比農民工要好些，混日子罷了。"他家里有十幾臺機器，雇用了幾個外地勞動力。村莊的陳副書記說："我在村里不算是富裕的，只能算是中等。"另一名干部也承認："陳副書記經濟上是困難的。"陳副書記家里目前只有20臺機器，雇用了3個農民工，自己則負責接訂單和工廠管理。H 村的企業主們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創辦企業，現已步入老年，子女大多數開始獨立經營。

經濟意義上的階層主要通過收入和生產資料占有方式來區分。在社會意義上，階層主要通過消費、言語和儀式來體現，如住房、汽車、裝飾、酒席，以及行為模式、公共參與等。在農村仍然存在的熟人社會環境中，儀式性人情是一種區分階層的特定機制。一般來說，農民在人生重要節點上要舉辦酒席，通過"送禮﹣收禮﹣還禮"的過程來建構或確認人情關系。人情還有互助互惠功能，指的是客人拿實物或貨幣到主人家，減少主人家辦酒席的負擔。在傳統社會，婚喪大事辦酒席收到禮物或禮金，一方面是即時用到酒席上，另一方面是回收"人情債"。理解儀式性人情的變遷，便能理解農村階層分化和農村社會關系模式變動的邏輯

不過這種傳統儀式性人情的邏輯已經不再適合用于描述浙江發達地區的農村。在 H 村，最令我驚訝的風俗是不再收禮，因為這可以顯示主人家"闊氣"。在有的人家，主人與客人約定不再送禮，只要客人來了就行了，來了就是"看得起""給面子"，貨幣化的禮金反而不再重要，最終不再需要"送禮——收禮"這個儀式性人情的過程了。即使如此，主人家對客人仍負有必要的還禮義務，這是富裕起來的精英階層所構建的重要的新習俗。我了解到，富裕階層會擺出數百桌的高規格酒席，有的主人家還禮別出心裁——因為普通的禮包沒有吸引力了，有一個老板為了與眾不同，用的是100元連號紙幣，1300份，共計13萬元。

三

在 H 村，辦酒席的事項一般有結婚、喪事、建房、小孩滿月和周歲。通常來說，只有喪事是必須辦酒席的。結婚原來是一定要及時舉辦酒席的，現在則可以拖，最終還可能不辦，因為一些普通農戶辦不起。

酒席規模往往很大，檔次也很高。這里以喜酒為例進行說明。農民收到請帖才有資格參加酒席，主動赴席是很尷尬的事情。一個中等階層農戶舉辦的酒席規模一般是10~20桌，規模最大的是村主任兒子結婚，席是在工廠里，舉辦多次，一共240桌。這主要是根據個人社會關系的發達程度，像村主任辦酒席之所以多是因為朋友眾多以及要請工廠工人喝喜酒，作為村主任還要邀請眾多的村組干部和村民參加酒席。至于酒席檔次，最低的是一桌1600元左右，這是農戶自辦的價格，如果到酒店辦，則費用增加一倍。煙酒消費需上千元，按照當地規矩，要給每一個客人兩包硬中華，價值80元，如果是富裕人家辦酒，則給兩包軟中華，價值160元。酒水有白酒、紅酒和啤酒，有高低檔之分，一般至少要200元。主人家還要給客人回禮，一個禮包100元左右。因此一戶人家辦10桌酒席最低需要約3萬元，對于普通農戶而言，這是非常大的負擔。

企業主黃某給我詳細介紹了辦酒席的新習俗和農民的心態："有錢的排場大點，沒有錢的排場小點。"排場主要表現在酒席的規模、檔次及相關儀式場面。對于參加酒席的人來說，"叫喝喜酒是看得起我"，對主人家來說，"你來參加酒席，就是看得起我"。不僅普通朋友關系不收取禮金，親戚關系也不收。因為富裕農民不在乎客人送禮多少，"人家有錢能不收禮，我也不收"。而且大家已經形成"沒有錢辦什么酒席"的新共識。對參加酒席的親戚朋友，主人家還會再貼幾十元或100元紅包，意思是"給你發發財"。

另一位企業主王某說："原來郎舅關系親一點的，給禮金五千八千的，兄弟和朋友關系，一兩千元，有條件的不收禮金。演變到現在，則是普遍不收禮金，有的人家把收過來的禮金退回去，有的人家約定好不帶紅包了。""我們幾個辦企業的，紅包送過來，全額退回去。主人家也有加一點的，表示給你添麻煩了。客人往往說，你這么做，我以后也不能收錢。"新習俗就這樣形成了。

退休干部張某認為，人情和酒席源于農村的攀比現象——這正是熟人社會發生階層分化的結果。30年前，禮金就有幾十元到100元，隨后漲得越來越厲害。對于現在不收禮金的風俗，他認為是"闊氣"的表現。客人高興，但是辦酒席的人負擔很重。條件不好的撐面子應對，借錢辦酒席，"人要臉樹要皮"，年收入低于10萬元的人壓力很大。這種壓力就是一種社會競爭壓力，發揮階層分化和階層確認的作用。

普通農戶老張講了他經歷的一個故事。曾經有一個朋友過世，按照傳統習俗，他去送了兩條煙，主人家退800元，退了好幾次，別人堅決要退，禮包里面還有100多元的東西，包括生活用品、一箱飲料和兩包中華香煙。老張計算說，他從酒席中賺了340元以上（他的計算是：香煙80元＋回禮100元＋酒席消費160元）。"現在收禮金蠻不好意思，人家說閑話，親戚之間也不再收禮金。上次一個叔伯兄弟的孫子滿月，幾個兄弟合買了一條金子20克，主人家根據黃金市場價還回5000元，他說，'過來了就行了'。"

四

不再收禮顯示人情交往規則的改變，形成人情的社會排斥效應。沒有錢就不辦酒席，有多少力辦多少事，酒席規模的大小背后是農戶經濟實力的強弱。

由于辦酒席需要如此高的成本，經濟條件不好的農戶不再辦得起酒席，也難以在村莊內部贏得尊重，人情成為社會排斥的手段。富人在改變交往規則，追求"更闊氣"的同時，形成了經濟分化在社會層面的確認和富裕階層主導的對中下階層的社會排斥。人情交往變成了給主人家捧場，酒席變成了展示經濟社會地位、個人是否"闊氣"的儀式性場合。對于普通農戶，要么"死要面子活受罪"，要么不再辦酒席，"能拖則拖，能不辦就不辦"成為一種合理化話語。

浙江的人情習俗變遷很獨特，這與浙江農村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熟人社會內部的階層分化有關。在上海，農村空心化嚴重，農戶之間的關系已經高度陌生化，農戶之間雖然也發生了高度分化，卻由于不適用熟人社會的場域和規則，便沒有辦酒席方面的攀比。在中西部地區，農民的攀比也不明顯，這是因為階層分化不明顯，富裕農戶進城了，即使難得回村也需要守村莊的規矩。珠三角也是經濟發達地區，其鄉村也有熟人社會，但由于沒有形成富裕的企業家階層，也就沒有高度的階層分化，而且其農村宗族的結構對人情交往規則有強約束，因此也不存在人情競爭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