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經濟犯罪辯護律師：證據體系和事實辯護

刑事訴訟關注兩個問題：法律事實和法律適用。法律適用以法律事實為基礎，法律事實查明也當然需要以法律為規范。在司法過程中，二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

法律事實就是證據證明的事實，一份份證據在犯罪構成的指引下，依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構建證據體系。證據體系構建是審查運用證據的過程，是查明案件事實的過程，也是審查是否構成犯罪的過程。

構建的證據體系要達到何種程度可以認定為犯罪，是證明標準的問題。證明標準是認定犯罪的充分必要性體現，既是量的問題，也是質的問題。

既然證明犯罪的證據體系是以一份份單獨的證據為基礎，我們就需要探究單個證據的形成過程，從最基本的證據單元入手審查法律事實（本文屬隨筆，法律事實、案件事實等其實都是一個意思，讀者自己結合自己的理解就好）。同時也需要熟練證據審查規則，將證據運用到證明案件事實當中來。

一、證據選材及要求

證據選材其實就是證據收集的過程。就像組建一臺汽車需要從零部件開始，搭建積木也是從積木塊開始一樣，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體系同樣需要從選材開始。

證據選材從偵查開始（職務犯罪案件由監察機關調查收集證據）。偵查機關基本的辦案模式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即以結果為導向的證據收集方式。這種方式便于案件偵破，有的放矢。但是，該種方式也被各種詬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有罪推定”與“無罪推定”的爭論。任何人在未被判決犯罪之前都被推定為無罪，案件事實不是被假設出來的，而是經過“材料→證據→定案依據”的階層化方式證明出來的。通過這種階層化的證明方式，才能摒棄“有罪推定”思維。如果達到證明標準則有犯罪事實，沒有達到的，不能作出有罪判決。

偵查案件類似于解數學題，一步一步證明推論結果。

證據收集需要以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作指引，對在案材料進行選定，進入備選證據之列，再構建證據體系。

證據選材不同于拼積木是因為積木塊都是現成的，無論如何找尋都在那一堆材料之中。但證明案件事實可是在海量的材料中找尋和發現。有時候一個線索可能被證明有益于指控，也有可能非常有用的線索根本不存在，此時就又需要發現間接素材，并加之合理解釋，成為某一重要證據鏈條中的一環，以補充缺失的直接證據。

選材手段應合法。證據收集并非可以使用任何方式都可以，合法是基本要求。合法性首先體現為證據類型必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要求。合法性針對的是證據收集行為，收集行為或者手段方式不合法證據就不合法。

第一偵查機關必須有收集證據的“資質”，沒有資格收集的證據不合法。比如輔警收集的證據就不能稱之為證據；偵查機關沒有偵查權時收集的證據也當然不能稱之為證據，因為該類材料不合法，所以不應當以“證據”形式出現在法庭，更不能成為定案依據。

第二必須符合法定形式和實質要求。刑事訴訟法第五十條規定了八類證據，涵蓋了所有的存在形式，既包括書面、實物，還包括言詞，也包括第三人的獨立意見——鑒定意見。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素材都可以成為證據。比如審計報告，究竟是何種證據。理論上有爭議，司法實踐也有爭論。因為證據指的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通常發生于犯罪行為之前、之中，而審計報告卻在事情發生之后。雖然發生于事件之后的材料并不能當然否認其證據資格，但確實存在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意見”根本不能相提并論的情況。為此，審查證據時就需要因案而異，“因無鑒定機構，或者根據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指派、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就案件的專門性問題出具的報告，可以作為證據使用。”該規定要求如果將審計報告作為證據使用，應當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出具，但是實踐中往往存在很多審計報告就是簡單的數據統計（有時還不準確），也有的直接對行為性質作出認定。以這種形式出現的審計報告顯然不具有證據的資格，也當然無資格進入備選證據之列。

第三收集手段必須合法。采取誘供、騙供或者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據自然不能進入備選證據。

因此，證據選材必須以刑法為指引，以刑事訴訟法為行為規范。

二、證據審查和證據體系構建

每一份證據收集后，就形成了證據群，對證據群進行組合的過程就是證據體系搭建的過程。證據體系的構建并非簡單地拼湊，仍然需要以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為指引，以刑事訴訟法為規范，審查驗證是否符合犯罪構成要件。

證據體系構建的過程是法律適用的過程，必須滿足犯罪構成要件，且符合刑事訴訟法的合法性要求。過往不能重演，但可以通過證據推演。既然是一種推演，必然與原事實存在差異。差異又分為兩個層面，第一關鍵事實存在差異，就是影響行為性質的事實與原事實不符。第二事件性質基本相當，部分非關鍵事實存在出入。司法就是追求真相，但是只能在證據證明的范圍內追求證據證明的真相。

證據審查必然會介入人的認識，而認識因人而異。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因認識不同而結果大相徑庭呢？其實，這種情況不太常見，原因就在于通過證據得出某一結論是要符合常識常理的，這是有規律可循的。雖然有時候存在一個事情兩個說法，但肯定也是有所側重的。因此，審查意見也是趨向一致的。另一個原因就在于對單獨一份證據審查需要，也必然會結合其他證據審查，也就是通過證據體系證明得出結論就趨向一致。

舉例而言，行為人在某合同上簽字，既可以理解為與同案犯共同實施詐騙行為，也可能不是或者存在其他可能。于是就需要結合雙方的聊天記錄，行為人的文化程度、參與公司經營情況、獲利情況以及雙方之間的關系等，對簽字行為性質進行綜合審查，得出的結論也會趨于一致。

簡言之，證據審查意見雖然會因各執己見而出現多種認識可能，但總有一個更符合常理的意見。

由此可見，無論情況多么復雜，參與因素眾多，也總會存在一個最符合常理常識和法律規定的事實結論，只是這個結論需要被發現、解釋，有時也需要爭論和博弈。

三、辯護就是對證據體系的解構和重建

案件事實的理解和認識是定案基礎。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不唯一，結論也不會統一。但無論何種認識，都需要依據法律，必須符合犯罪構成要件，并且應當達到法定證明標準。

由此可見，事實辯護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一）解構指控證據體系是關鍵

第一抓住核心證據三性和證明力質證是關鍵。流連于某份非核心證據的瑕疵將會導致辯護精力分散，沒有重點，會導致辯護效果不佳。比如在無罪辯護案件中，核心證據可能就是某個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據缺失或者存在瑕疵，此種情況下，就需要竭盡全力去攻破，唯有如此才可能實現預設的辯護方案。

第二排除其他證據使核心證據成為孤證。孤證不能定案，將其他證據逐個排除，孤立核心證據，也可以實現辯護效果。記得之前有一起強奸案件就是如此，最終形成了相互對立的被害人陳述和被告人供述，相互矛盾，無法準確定性。這種情況下，無罪辯護就有了抓手，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證實的，不能定罪。

第三對證據地基挖掘，使整個證據體系坍塌。這類案件可能存在于“趨利性執法”“遠洋捕撈”等案件，故意制造管轄、釣魚司法等行為是嚴重的立案違法，在本無管轄權的情況下收集的證據應當如何處理呢？從偵查權的角度入手，朝著整案證據違法的思路推進。

（二）新證據體系的重建

指控證據不能成立，就應當依據疑罪從無的原則處理。但是，有些情況又會出現適用其他罪名的情形。比如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可能剛從虛開的魔咒中掙脫，又可能會有非法出售的枷鎖跟隨。在此種情況下，除了解構指控證據之外，也應當論證沒有非法出售的結論（本質上也是對另一指控的辯護）。

當然，有時候只需要解構不需要著力重建證據體系。

比如，在客觀上確實存在看似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如何論述主觀上并無犯罪故意就非常關鍵。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行為人在客觀上確實實施了某些行為，但是不能客觀歸罪，主觀上是否有犯意聯絡也當然重要。舉例而言，在受賄罪案件中，通謀的認定應當包括是收受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兩個方面的意思。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僅是事后被其家屬告知收取了財物，也只是一個事實上的告知，并不存在犯意聯絡，不符合構成受賄罪的要件；同樣，如果特定關系人在事后單純地接收了請托人提供的財物，也不能認定為受賄罪共犯。

前述的無罪意見均基于證據的審查、證據體系解構和重建而來。如果沒有解構和重建，得出的結論也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肯定不會被接收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