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渝川

農業農村部部長韓俊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場“部長通道”集中采訪活動中表示，鄉村振興，既要富腦袋，也要富口袋，既要“塑形”，又要“鑄魂”?，F在鄉村振興不振興，不光看農民的腰包鼓不鼓，還要看鄉風好不好。到農村看，現在都反映高價天價彩禮娶不起，豪華喪葬死不起，孝道式微，農村老人老無所養，這些現象在一些地區不同程度存在著，推進鄉村文明建設，進一步推動鄉村移風易俗，進一步加強宣傳，發動群眾，提升農民的精神風貌，這一方面的工作也非常重要，也要持之以恒地抓，抓出成效，要讓農民有獲得感。（澎湃新聞3月8日報道）

鄉風當然是可以經過倡導、行政措施、宣傳發動，進而形成建設成效的。

但要客觀看待外力介入形成的鄉風成效。如果一個地方的經濟收入本身比較低，尤其是農村留守農民及其成年子女的收入都不是很高，出外打工者的收入也不穩定，且面臨著諸如中年以后哪怕去建筑工地也不被接受、年紀再大一點干保安快遞等工作也尋覓無果等困境，那么鄉風既然形成一定程度的規制、限制，那么很多儀式就自然會松弛、淡化。

鄉村文化、生活秩序、生產秩序本身是密切鑲嵌在一起的，充滿著大量的松動空間，也就是所謂的不規范、不合規但合乎情理的空間。也就是規則必須首先建立在人情基礎上。

比如如果在鄉里創辦一個小工廠，或者經營一個小飯店，你放著鄉里鄉親不雇用，跑去外聘勞動力，是要被戳脊梁骨的。既然請了親戚、鄰居、鄉親，就不能像普通員工那樣比較嚴格而不留余地地進行管理。當然，反過來，被請到親戚、鄉親店里、廠里幫工的人，對于老板也要有更大的寬容度，比如工資晚發幾天，在沒有加班費的情況下幫忙處理一些應急訂單。打工者如果錙銖必較，在鄉里的風評也會很差。

這種鑲嵌在一起的文化、生活秩序、生產秩序，存在松動空間，而維系彼此關系的重要內容就是儀式，比如婚喪嫁娶儀式，還有老人祝壽，親戚、鄰居蓋房，以及殺豬等活動。這里邊涉及到禮金，彩禮，有些地方的行情水準過高，造成攀比，讓很多農民確實不堪重負。

但是行政外力一介入，就會造成一種情況，比如婚喪嫁娶和祝壽、蓋房等活動涉及到的禮金，那就是比較本分、忠實看待鄉里、親情、家族情誼的人，仍然會按照既有的標準支付較高的禮金，而其他人則可能就有了托詞，降低禮金份額。最終造成彼此之間有了明顯間隙，再加上很多活動、儀式的現在的籌辦成本比較高，比如婚禮、辦壽擺桌，行情越來越高，原本可以通過禮金基本攤平支出，現在既然行政外力要求禮金不得超標，那么誰辦儀式，誰就虧損，這當然會導致儀式舉辦頻率的降低。

儀式舉辦頻率降低，這意味著村莊里邊主要剩下留守老人之間有限的來往，而出外打工者之間基本上就會斷了來往。因為不再存在或很少存在供年輕一代、中年一代維系感情和來往的機會。村里的男性出外打工，女性陪伴娃娃到鎮場、縣城讀書，本就是常見現象，各種儀式減少，回村頻率就自然降到冰點。

這種來往的減少，必然導致鄉村很多傳統文化活動，比如春節期間以前可以動員村里的年輕人、中年人參與、出資的活動，響應者會越來越少。還會使得諸如眾籌修路、建橋，管養村社部分公共設施和文化設施的活動，也會迎來無人響應的尷尬——要么干脆不回鄉過春節，將老人接到城里去過，進一步減少與村里其他人所可能產生的交集來往，要么哪怕回鄉過節，也閉門不出。

再來說彩禮。行政外力介入，確實有助于降低彩禮行情。但沒有哪條法律規定村里有閨女的人家必須把女兒嫁給同村人，如果得不到彩禮補償，那就稍稍提高擇偶標準，放在同樣存在較多適齡男性，但經濟條件更好的鎮場、縣城。在不要彩禮或者大幅降低彩禮要求的情況下，適齡農村女性在鎮場、縣城并不愁嫁。這種情況下，仍然留在村子的適齡男性，確實不用再付出彩禮了，但卻面臨擇偶對象供給大幅減少的困境。行政外力的介入，對于這部分男性來說究竟是起到了幫助作用，但是相反，就很難說了。

鄉風建設，如果是在一個經濟和社會發展速度比較快，大家都處于一個增收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實現，外力介入引發的一連串意外后果也會更少。就像是浙江、江蘇一些地方，因為收入比較高，所以地方政府倡導薄葬厚養，減少彩禮，大家有能力負擔厚養，普遍收入較高使得新組合的適齡婚育家庭，對于共同經營發展的收入前景以及小家庭反哺上一代的承擔能力前景，都普遍樂觀。這種情況下，就比較實現，也不容易有反彈。

但如果收入不是很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老年人除了種地種菜沒有什么額外營生，而中青年人如果生活在城市，背負房貸壓力很大，贍養父母的財力有限，甚至如一些社會學、人類學學者團隊調研所了解到的那樣，甚至普遍出現農村出身的中青年人“啃老”，也就是離不開老年父母通過種地種菜的創收的經濟支持。這種情況下，薄葬厚養只可能實現前者。

事實上，除了東南沿海部分地區，中西部很多地區所謂厚葬父母，操辦儀式，如前述，這本身是融入鄉村文化、生活秩序的儀式內容，兼有為死者家庭融資的功能。打破這一切，限制操辦規模和禮金數量，的確為農民減負了，但是卻額外帶來人情淡漠的后果，如前述，大家必然來往得越來越少。鄉村過去那種文化、生活、生產多方面的人際互助、親友互助鏈條，也就肯定難以存在。

所以破解一切的關鍵，很可能仍然在于如何實現較為普遍的農民致富，創造出留守農民以及出外打工、進城發展的農村戶籍人口迎來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良好預期。在這種情況下，移風易俗更可能得到良好的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