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授銜儀式上，一輩子沒有領兵打過仗的李克農被授予了上將軍銜。

李克農的這個軍銜，實際上是代表在過去歲月里那些隱姓埋名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領的軍銜，這其中就包括錢壯飛、胡底。

大名鼎鼎的“龍潭三杰”中，只有李克農一個人是活到了新中國成立，但是也是體弱多病，身體狀況很差。

1962年1月26日至2月6日，李克農抱病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不幸因腦軟化于2月9日去世。

2月13日，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舉行公祭，周恩來親自主持，當時他在悼詞中還特意加了一句話：

“（李克農）在大革命失敗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勇敢頑強地同敵人進行了斗爭，同為革命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時人認為，這是對在長征時期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兩位烈士進行的一次補祭。

一

在龍潭三杰中，錢壯飛和胡底犧牲的都很蹊蹺。

之前我們考證過錢壯飛犧牲的具體經過，但因為時隔多年，各方面所持說法都有來源和考據，所以實際上并未揭開其犧牲真相。

今天我們聊聊胡底。

胡底其實是被害身亡，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1968年，周總理曾在一次會議上談及胡底犧牲時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胡底在與張國燾匯合時被殺害了，因為張國燾在四方面軍講演，胡底在臺下說張像法西斯，被張國燾的衛士聽到了報告給張，后來就給殺了。”

對這樁歷史公案，很多人都是親歷者，包括當時尚在紅四方面軍的朱老總、劉伯承，他們當時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想要保下胡底，但是沒能成功。

胡底的生平其實已經了解的足夠清楚，特別是有關顧順章叛變一節。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以后，錢壯飛通過徐恩曾的密碼本將消息傳遞出后，經由李克農報告了黨中央，在當時萬分緊張的環境下，錢壯飛還給在天津潛伏的胡底發去了電文。

三人后來都躲過了搜捕，因為暴露身份的關系，隨即被送往中央蘇區工作，負責政治保衛工作。

李克農調任紅軍工作部部長后，錢壯飛接替出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胡底在三人中最年輕，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審訊科長，同時還肩負了政治教育工作。

胡底在1932年年底，出任了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

也就是說，李克農三人先后都擔任過同一職務。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胡底隨中央紅軍踏上長征之路。

胡底在長征期間，兼任了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與李克農一起率領保衛局作為中央的開路先鋒，對粉碎敵人暗探投毒、惡意宣傳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年年底，胡底兼任偵察科長，負責搜集中央紅軍沿途各種資料情報，并將整理分析的結果上報中央。

1935年6月，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為了貫徹北上的戰略，中央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的番號，并以紅四方面軍總部成立紅軍前敵指揮部。

同年8月，中央決定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大軍。

當時，中央縱隊也一分為二，一部分隨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張國燾率領的第5、第9、第31、第32、第33軍組成的左路軍，從卓克基地區出發，向阿壩地區開進另一部分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率領由第1、第3、第4、第30軍組成的右路軍。

胡底隨左路軍行動。

因張國燾拒絕北上，導致左路軍以及右路軍一部分都被其裹挾南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央只好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第1、第3軍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

二

胡底當時正跟隨朱老總、劉伯承在紅軍總部工作，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自然有所了解。

也許是因為年輕氣盛的關系，胡底很看不慣張國燾的行徑，不光是在背后批評，有時也會在一些公開場合說，令張國燾十分不滿。

那時，寄人籬下的日子并不好過，就連朱老總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胡底的這番言論也讓他處于很危險的境地。

劉伯承就為此很擔憂的勸胡底：

“老弟呀！現在是什么時候，你還敢胡說八道，要小心。”

胡底滿不在乎地說：

“我怕個啥？我才不怕他。”

胡底早年從事地下工作，后來又一直在中央紅軍，他當然不可能了解到張國燾的狠辣心腸。

后來過草地時，胡底因誤食了有毒的蘑菇，整日里發高燒說胡話，不時地還有痛罵張國燾之語，張國燾大怒，不光是收拾胡底，甚至還要把當時在總部工作的李克農一起“卷包燴”，將他們打為“國民黨特務”。（錢壯飛那時已經掉隊，生死不明）。

胡底的馬匹和勤務員都被取消后，他就只能一個人背著沉重的行李走，那時他剛大病初愈，虛弱的根本走不動道，每天都掉隊，當時擔任后衛的紅五軍（紅五軍團）曾多次收容他。

紅五軍就是原來的紅五軍團，是寧都起義走出來的一支紅軍主力。

當年寧都起義后，毛主席曾囑咐李克農、胡底以及李伯釗，要他們組一個宣傳隊到起義部隊去宣傳黨的政策，在紅五軍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紅五軍團不少領導干部其實都很熟悉胡底，也都心疼他的遭遇。

據開國中將歐陽毅回憶，他原本是任紅五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后來調任紅四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他當時注意到了胡底的情況后，心痛之余就報告給了朱老總、劉伯承。

在征得兩位首長同意以后，歐陽毅就悄悄把胡底留在了紅五軍照顧。

可沒想到的是，才幾天功夫就被張國燾知曉。

一天，趁著歐陽毅到軍團部開會的功夫，張國燾指示總部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派人把胡底帶走，紅五軍干部戰士聽說后，立即跑去通知歐陽毅。

歐陽毅聞聽大吃一驚，立刻回到部隊，商量搭救的辦法，當時就有人主張搶人。歐陽毅認為一旦他們貿然去搶人，抓胡底的人可能馬上就會下殺手。歐陽毅思之再三，決定還是先匯報。

朱老總、劉伯承聞訊也是吃驚不小，但他們當時自顧尚且不暇，哪有余力去搭救。

劉伯承更是憂慮地說：

“張國燾這是要下殺手啊！”

朱老總擔心激化矛盾，因此沒同意去搶人，后來胡底被關押期間，他還曾去探望，給他送去了不少東西。

從這天以后，他們就沒再見過胡底。

倒是歐陽毅后來曾接到過胡底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說他受到了很好的照顧，還說要贈送給他自己隨身攜帶的一張毛毯。

歐陽毅心知肚明，胡底的這封信大概率上是被人改過的，如果胡底真的受到了很好的照顧，又怎么會贈送他自己也急需的毛毯呢？

最有可能的情況是，胡底自知時日不多，所以在臨終前把自己的遺物贈給了歐陽毅。

歐陽毅身不由己，但出于照顧，還是給胡底送去了一條牦牛腿。

三

1935年9月，張國燾率部再回四川阿壩，并繼續南下，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他有意要清理一批不太“聽話”的人，借此機會消除隱患。

部隊行至斯達壩、松崗之間時，張國燾下令將胡底殺害。

胡底時年30歲。

由于胡底年輕時因為參加革命，與結發妻子決裂，所以他沒有后人。

1945年4月七大前夕，胡底的名字被列入了《死難烈士英明錄》，他烈士的身份首次得到確認，但遺憾的是，因為正值戰爭年代，沒辦法通知胡底的家人。

胡底參加革命多年，任誰也想不到，這個名字其實只是他的化名。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李克農之子，北京電影制片廠導演錢江寫了篇有關父親以及龍潭三杰的文章發表在報紙上，首次提到了胡底原名胡百昌。

當時，在安徽舒城縣任教師的胡其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了這篇文章后，頓時欣喜若狂，因為報紙上給出的信息可以證明，胡底就是他失蹤多年的大哥。

胡底是安徽舒城人，1905年出生在一個工商業者兼地主的家庭，父親胡緒章育有五子二女，胡底排行老大，而胡其昌排行第四。

胡其昌在了解這一情況后，立即給錢江寫了封信，希望能得到大哥更多消息。

在錢江的幫助下，胡底尚有親屬在世這件事也得以被中央知曉。

1981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寫信給民政部部長程子華，認為應該追認胡底為烈士。

1980年12月8日，民政部正式向安徽省民政廳發函，要求安徽省民政廳立刻落實，要求舒城縣把胡底的名字列入該縣的《革命烈士英名錄》，并要求把胡底追認為革命烈士的消息告知其弟妹。

至此，有關胡底烈士所有的謎團得以完全揭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