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十五年前，愚笨的學生開始了吾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并致力于文理雙修，探索“知行合一”等儒家哲學融入理工科領域的進路。多年前有幸受到米蘭理工大學的關注和正式邀請，得以在國際學界分享東方智慧融入理工科領域的一些思考。記得首輪學術座談時，建筑系主任 Stefano Della Torre先生說“很高興能邀請您來訪問，之前我們只與北京方面有過學術交流，對于您的研究探索表示敬佩，歡迎您的到來。”歡快的交流中，Stefano Della Torre先生竟然知道我國古代大儒朱熹和王陽明，這讓學生很驚訝，另外，建筑系對外交流主管Maurizio Meriggi教授和剛從北大講學三個月后歸國的Cristina Pallini教授（女）等，對學生帶去的中國書法作品（好友書）如視珍寶。近十年過去了，那時的場景依然記憶猶新，最為關鍵的是，學生深深體味到吾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魅力和世界影響力。時光荏苒，學生愈發認識到哲學思辨特別是中華傳統文化底層邏輯密碼的深奧，那必將是未來發展的重要助力源，中華文明的光芒正照亮著人類之旅程。

【文】

人類文明的長河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猶如璀璨明珠，不僅沉淀著五千年的厚重記憶，而且凝聚著先賢深邃哲思與智慧，成為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源泉。傳統文化學習絕非書齋里的單向傳遞，更需要秉持“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智慧。面對浩如煙海的典籍與深邃的文明成果，如何將傳統典籍中的“修身齊家”理念融入生活，將“聞”的積累、“思”的體悟與“修”的踐行融為一體，讓傳統智慧在現代生活中煥發新生，構建起完整的文化認知體系，始終是需要躬身探索的命題。

————無形之道：文化傳承的體悟路徑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常被狹義地認為是知識的積累與記憶，然而，古賢于典籍中卻深蘊著一種問學目標，即，真正的學問是“無所得”的“所得”。這實則指向了一個深層哲學命題：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的關鍵不在于書本文字的掌握，而在于對“道”的體悟與踐行。如，《道德經》中：“道可道，非常道。”這種無形之“得”超越了意識層面的感知，卻難以用文字言語表述。《傳習錄》中王陽明先生曾言：“只記得，便不明得。明得以落于第二義。”此語道破了知識之知與德性之知的本質區別，即，前者是外在的、可言說的“跡”，后者是內在的、不可言說的“本”。這種對“本體與功夫互印互照”的追求，構成了傳統文化學習的根本路徑。

對“道”的體悟與踐行體現在諸多方面，無論是經典誦讀時的感悟，還是禮儀踐行中的修養，亦或是藝術修養中的審美，都是對“道”的感悟。不僅要學習知識內容和結構，更要去感受其中蘊含的內涵和意境，體會古賢的心境與智慧，通過不斷地實踐和反思，將文化智慧“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實現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文而化之：知識之知向德性之知的遞進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兩種“知”，即知識之知與德性之知。知識之知，即，通過書本學習、他人教授以及一切可以用語言表述和文字記錄所獲得的知識，這是學習傳統文化的基礎，也是了解傳統文化的大門。然而，知識之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理解將流于表面。德性之知即文而化之，需要通過明覺本體與反觀滌心，也就是本體論與功夫論的途徑來獲得，這也是“知行合一”的真正意義所在。本體論關注的是對事物本質和存在的思考，功夫論則強調在實踐中不斷修煉和體悟。以王陽明的“致良知”思想為例，“良知”是每個人內心本有的道德準則和智慧，但要將“良知”真正體現在行為中，就需要不斷地進行自我反思、省察，在日常生活的各種事物中去踐行。

古賢有語“下學而上達，上達必在下學之中”，便深刻地揭示了兩者的內在聯系。知識之知是基礎，通過學習各種文化知識，逐漸積累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而德性之知則是目標，是在知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思考和實踐，將知識轉化為內在的智慧和品德。從知識之知到德性之知的過程，是本體與功夫相互印證、相互促進的過程，只有實現了這一轉化，才是真正的學習。

————近現代新儒家的傳承與分歧

近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傳統文化的研究和傳承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存在著一些分歧。如，牟宗三先生作為熊十力先生的嫡傳弟子，繼承并發展了宋明理學的“體用不二”思想，其“智的直覺”理論試圖以哲學語言重新詮釋儒家心性論，將“良知”提升為超驗維度。這種“上達”的路徑，牟先生開創性地提出“逆覺體證”功夫論觀點，將其表述為“道德形上學”。

劉述先先生雖認同牟宗三的“逆覺體證”，卻更強調“分殊”的現實意義，并援用程朱“理一分殊”概念，試圖在現代化語境下為儒家倫理尋找實踐路徑。在當多數人已無力踐行“體證”艱難工夫情況下，如何在“分殊”層面重建倫理實踐，以現象學方法分析儒家“體知”，雖試圖彌合中西哲學分野，成為其研究的面向。這實為對當代學者“功夫論”缺失的無奈回應，暴露出傳統心性之學在現代語境中的困境。

————中西哲學中的“功夫”與“現象”

西方現象學（胡塞爾）雖強調“回到事物本身”，但其“懸置判斷”的方法論與儒家“即事即理”的工夫論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海德格爾對“存在”的追問雖觸及形上，卻因缺乏“功夫”實踐維度，終究無法抵達儒家“天人合一”的境界。熊十力先生就曾批判過馮友蘭先生將“良知”降格為比喻的失誤，這種“降格”恰是西方分析哲學“去體用化”思維的典型表現，即，將本體論問題簡化為語言分析對象。

儒家“體用論”強調本體與功夫的不可分割性，如，王陽明的“事上磨練”既是功夫實踐，也是體認本體的途徑。這種“下學而上達”的路徑，對于現代更具有特殊啟示。在知識爆炸時代，人們常陷入“信息焦慮”，卻忽視了“反觀滌心”的必要。這正需要通過“無所得”的體悟，破除對知識的過度執著，回歸“活在當下”的本真狀態。

————德性之知的實踐路徑

新儒家的分歧，折射出傳統文化研究的普遍困境：學習者多致力于知識之知的積累，卻鮮有致力于德性之知的實踐。將儒學降格為哲學史研究對象而忽視“工夫”實證性的傾向，在當代學術評價體系中尤為明顯，即，量化指標推動著對典籍注釋的“精細化”，而對“體證”研究卻被視為“不可測量”。

德性之知的實踐路徑或在于回歸“功夫論”的關鍵地位。如，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良知坎陷”理論，雖被某些學者詬病為妥協性論述，實則卻暗含對現代倫理重建的思考，即，在保持心性本體的前提下，允許“分殊”層面的多元實踐。這種“理一”與“分殊”思維螺旋化互映一體，恰為當代人提供了“由下學而上達”的階梯。

————在“無所得”中抵達“所得”

誠如陽明先生所言：“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這“明白”非眼見之所得，而是心性本體的自然顯發，即為“真得”要義。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終究是“上達”的過程，即，通過“無所得”的功夫，最終獲得對“道”的體認。近現代新儒家的分歧與困境，恰反映了這一路徑在現代語境中的艱難探索。唯有重建“本體與功夫”的互攝關系，使知識之知面向于德性之知的體悟，才能真正實現“文而化之”的目標。

————沐陽金石，沇河，乙巳年三月

【作者簡介】唐浩，字：金石，號：沐陽，兗州人。致力于文理雙修，探索儒家哲學融入規劃建設領域，傳統文化研究與工科融合探索，曾受意大利米蘭理工大學正式邀請進行學術訪問并作講座（2015）。住建部建筑業企業資質評審專家，中國建筑節能協會專家委員會專家，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生態城市研究專業委員，全國綠色社區產業智庫專家，國家注冊規劃師，中施企協企業文化建設專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