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要不是接連兩通電話，恐怕誰也不會料到，一位名叫王昊宸的律師會跟南陽冀廷梅案結下三年的緣分。

時間回到2022年6月，彼時全國多地還在疫情陰影下，街上看似一切如常，卻處處關卡。正是在那時，王昊宸先是接到所里前輩王飛的來電，隨后又是業界名律師張錦宏的提醒：南陽有個石佛寺，是據說全亞洲最大的玉器市場，可現在搞出一個冀廷梅涉黑案，十幾口家人都被抓，公告貼滿了街頭，似乎要奔著黑社會方向去定。

王昊宸聽完前后腳的兩通電話，第一反應是：這事兒聽來離奇，亞洲第一玉器集散地的名頭他也頭回聽說。

數日后，王昊宸趕到南陽，一下車便與其他幾位參與辯護的律師碰頭。此時，他才知道案件背后牽扯了一個頗為傳奇的家族：冀廷梅及其丈夫畢煒煒、親屬冀曉永等，共有十幾位至親全被帶走，甚至連年逾古稀的外公也難逃羈押。再問案情——官方三番五次貼違法犯罪線索征集公告，要把冀家說成涉黑。然而，家屬畢奇奇卻是個正兒八經的刑庭法官，這就讓事情更添一分魔幻氣質，法官的母親，竟會被自家當地的公安指稱是黑老大？

就這樣，一行律師趕到淅川，想按照合法程序與專案組溝通。可專案組偏不在公安局里辦公，而是住進了政府招待風格的裕隆花園酒店。到了現場，一棟2號別墅門緊閉，律師們在日頭下“咚咚咚”敲門，好不容易門縫開一條，露出幾個便裝人士，第一句話卻是：

“你有病毒沒有？離遠點！”

那態度之強硬，堪比古時候城門守衛的喝令。律師們想遞交手續，想談談偵查中可能存在的刑訊逼供，都被一句“這里是我們辦案場所，不接待”的冷言擋了回來。

這大門的忽然關閉，也似乎預示著之后的偵查階段：不管律師如何表明來意，真正掌握案件一線信息的偵查人員，都保持高冷姿態。幾天后，冀廷梅等人真的被正式立為涉黑案。

偵查階段向來有限，律師們除了會見當事人、向辦案機關提出意見，就只能等待。可偏偏等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2022年8月，冀廷梅、畢煒煒和冀曉永三人突然從南陽市看守所：

人間蒸發。

最先發現的是他們的兒子（外孫）畢奇奇，他好心想給母親和家人送幾件夏衣，卻被值班人員告知：“人已經不在本所。”

要把人轉到哪里，沒人正面回答。

情急之下，律師們挨個打電話問省內各看守所，才輾轉得知，三人被送到了鄭州第三看守所。那里號稱“亞洲最大”，不過其管理也堪稱：

亞洲級神秘。

等律師千里迢迢趕到，系統居然查無此人。駐所檢察室解釋說，不得安排律師會見是：

公安來函的要求。

就這樣，王昊宸和同事們開始了一場近似蹲大獄門口的漫長等待：每天冒著酷暑去排隊，登記系統里卻永遠是幾個理由：

提訊還沒完、文件還沒簽、系統沒更新。

總之你就是見不到她。

有人試圖找監管支隊領導，對方則冷冷道：

你愛去哪告就去哪告！

如今，這位領導因為他案已落馬，但當時的僵持，小半年的光陰白白消磨。當事人真正重見律師，已是2023年2月他們被悄悄轉回南陽市看守所之后。

這場會見之難，已足以讓人慨嘆：原本依照律師法規定的“48小時內應當安排會見”，在這里完全被拋諸腦后。你想看見人，但程序黑洞在前，想都別想。

若放在話劇舞臺上，大概是反派端著紅酒盞邪魅一笑：

要么忍，要么滾。

另一邊廂，案件在移交審查起訴后，律師按規定到淅川縣檢察院閱卷，可案管部門又接連十來天不讓看，理由是“卷宗還在公安”。期間，內部有人透出實情：其實卷宗就在檢察院，只不過檢察長親自放過話：

此案不宜讓律師過早接觸。

王昊宸等律師四處聯系，一位檢察官、兩位檢察長助理……電話能打的都打了，最后紛紛被檢察官們：

拉黑。

在持續反映情況之后，河南省檢有一位石姓檢察官終于出現，地方的案管部門這才把卷給律師。

誰曾想，整整一個月法定審查起訴期過去了：

一半。

檢方也沒有遲疑，就把“冀廷梅涉黑集團”起訴到了法院。換言之，還沒等律師對里面的事實進行充分核對，一切就被順勢板上釘釘。這讓人怎么不懷疑，是不是有人有意要讓程序走走過場就：

完事。

審查起訴階段結束后，案件進入一審審判環節，可定性卻絲毫沒松動：仍是“強迫交易”和“黑社會”的組合拳。王昊宸與其他律師溝通后，覺得單靠卷宗辯護很難。既然案發地在石佛寺，那不如去做增量辯護——自行調查商戶，看他們對“強迫交易”到底怎么說。

豈料，此舉立刻炸開鍋。龐大的石佛寺市場，本來就匯聚無數攤主，結果不少人聽說律師要了解“冀廷梅一家是不是逼迫收錢”，紛紛主動上門，說：

“我們當初都是自愿的，市面上攤位還供不應求呢，憑啥叫黑社會？”

短短兩三個月，律師團隊就拿到近七百份左右的證言。有人回憶冀廷梅幫人治病墊錢，有人說她對商戶和外地打工者都很照顧；總之，硬要說她是“黑老大”，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這些證言一旦提交給法院，理應成為案件定性的重要參考。

律師們興沖沖地將這些證言搬上庭前會議，但迎來的卻是檢方一招：

乾坤大挪移。

讓公安部門趕緊再收集一波新證據——律師問過相同的商戶：

警方再問一遍。

只是這次可能要帶點“威懾力”。甚至有人表示，辦案人員在詢問證人時出言不遜，收手機、拍桌子已是常規操作：

這不是辦案，這是辦人啊。

公安又進行補充偵查，再次找同樣的證人挨個談話，有的還據稱拍桌子、強行讓對方改口。律師們大呼荒唐：此時案件都到審判階段了，怎么能讓此前疑似非法取證的偵查單位：

回鍋再炒。

一群被指控人去調查指控自己的證人，讓人啼笑皆非。實際上，咱們的刑事訴訟法從來不鼓勵這種“一邊審判、一邊又回到偵查”的“單兵突進”。更何況，當事人已反映數次涉嫌刑訊、威脅的公安人員，再度對相同證人“補充取證”？

這比讓罪犯自己調查案情還荒唐。

2023年中，為了保護商戶不再受逼迫，王昊宸他們索性在石佛寺市場租了房間，集中接待愿意再作證或提供進一步線索的人。誰知那邊公安也來：

包圍律師。

同一樓層隔壁房間就坐著幾個辦案人員，隨后又有人出面說：

這里是危樓，律師不能辦公。

有位大姐被叫去隔壁房間一趟，回來后抹著眼淚找律師復述：“他們要我收回先前對冀廷梅說的好話，可我沒辦法昧良心。”

有人向證人們散布消息說，不要接受調查，這些律師是：

假律師。

幾番波折，律師們被迫轉移到戶外，在市場某個大垃圾桶旁支起傘，下幾把小板凳。商戶一旦被叫去問話，就能先來找律師求助，或事后再來二次說明。

這種對峙一度持續二十多天。好多商戶見到他們坐在垃圾桶旁遮陽傘下，可就這一坐，其實就起到了保護作用，讓不少想強行逼口供的舉動有所收斂。還有攤主每天給他們送水、送吃的，聊聊天兒，讓整個市場在風聲鶴唳之余多出幾分溫暖。

真正的法治保障，有時就靠這么幾把小板凳和律師守望。

眼看七百份證言不敵官方定性，律師們繼續尋找救濟途徑。意外得知案件的檢察長，居然跟同案一名嫌疑人是親屬關系：那嫌疑人單獨分案到別的地方，但和冀廷梅有千絲萬縷交叉。

如此一來，“避嫌”根本形同虛設。

王昊宸等人當即在庭前會議上要求“改變管轄”，控辯審三方一度認同。然而接下來幾個月，他們跑南陽中院、南陽市檢、省檢、省高院幾十趟，始終得不到一個明確說法。

到了2025年元宵節，事情驟然爆發：淅川法院突然以“分案處理”的方式，把冀廷梅案再次：

拆分。

此舉在法律圈里引起更多質疑。冀廷梅的兒子畢奇奇，本就是一名刑庭法官，這下徹底被逼到絕境：坐上辯護席，為母親據理力爭。

“法官兒子辯護母親”，這一幕瞬間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誰能想到，一個司法系統的專業人士，居然要用這種方式來對抗自家的不公？

縱覽這三年，南陽冀廷梅案早已跳出普通刑事糾紛的范疇：它囊括了偵查階段的“會見難”、審查階段的“閱卷難”、審判階段的“取證難”，再到“管轄不公”的困境，無不體現了當事人和律師之間的巨大被動。

可是，當我們漸漸剝離表面的喧囂，透過一份份真正的證言與走訪調查會發現，那些自愿站出來的石佛寺商戶并非盲目袒護，反倒提供了大量樸素、具體的細節：他們說市場管理費是自愿繳的，攤位供不應求，“要是被強迫，怎么還紛紛搶著交？”

更有人敘述冀廷梅曾幾次解囊相助、為貧病者提供經濟周轉，不像什么霸道黑老大。

何謂黑白顛倒？何謂以訛傳訛？不就是要把那些異口同聲的“自愿交費”全部抹去，只留下官方認定的“強迫”？

被害人不同意自己被害，警方表示，一定要害。

當真是應了古語：一人之口，勝似千人之言。

有警察帶著當地房管局的工作人員來到被害人的店鋪，威脅稱，如果繼續委托律師出庭幫助冀廷梅說話，就會被：

沒收店鋪。

過程中，一位被害人用手機錄下了一位辦案人員對他說：

你港片看多了，以為找律師有用？

難免有人會追問：若此案最終真被定成“黑社會”，那七百張證人證言，難道全是杜撰？當事人的兒子畢奇奇來辯護，既是一種無奈之舉，也是一種象征：一個原本身穿法袍、捍衛法律的年輕人，居然要跟自己熟悉的系統同僚對簿公堂。

時至今日，南陽冀廷梅案的管轄權懸而未決，關于“涉黑”的定性爭議也尚未終結。可無論最終結局如何，圍繞這三年的離奇經歷，已足以令每一個關心法治的人震驚與思考：當證人作證變得步履維艱，當律師會見如同闖關游戲，當家屬一夜間被冠以“黑社會”的標簽，這種種違背常識與正義的現象，究竟還能持續多久？

偌大的石佛寺，七百人張嘴說真相，卻不如幾個文件里的一句涉黑來得有力。或許當下的暗流洶涌，只是在淬煉那一簇真正的火光。

當警方認定沒錯，需要更多人站出來追問——是真的沒錯，還是不讓人說有錯？七百張證言，千百份證據，不該被無聲吞沒。當事實置于陽光之下，它自然會找到真相的位置。可要是陽光被層層陰影擋住，就需要有人窮盡氣力去撥開重重迷霧。

愿這一切荒誕，終能迎來一個陽光下的回答。

寫于202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