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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堅持創新引領發展，一體推進教育發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明確提出一系列多領域（教育、科技、人才）、多層次（如國家戰略人才、拔尖創新人才、高技能人才等）的改革措施。這是對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重大戰略部署的落實，也是中國應對當下科技革命迅猛爆發、大國科技競爭愈演愈烈的有力舉措。

長期以來，我國多地實施的人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僅以一系列形式主義的標準來界定“人才”，如學歷、履職經歷、人才“帽子”等等，使得相當多的青年人難以得到有效培育和脫穎而出的機會。

本文通過分析當前政策術語對于“人才”的偏狹理解提出，應當使人才回歸到“對于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有用之才”的本義上，通過政策創新來真正實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美好愿望。文章指出，只有形成了“全鏈條育才系統”，即讓青年人在成長的每一個節點上，都有獲得重視和培育的可能性，有潛力的青年才會因為創新土壤的厚實而不易流失，外部的尖端人才也會紛至沓來。

在ChartGPT和DeepSeek的崛起過程中，有兩則消息曾經引起熱議，但又很快淹沒在輿論有關科技進步的熱情頌揚聲里。

一是OpenAI“不看學歷”。????

2023年2月，智譜研究曾統計過ChatGPT團隊的學歷分布，數據顯示，本科、碩士、博士的人數竟然持平，占比分別為33%、30%、37%。也就是說，OpenAI的招聘不看資歷，敢于讓新人挑大梁，注重的是團隊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二是DeepSeek的招聘偏好為在校生或者應屆生，并不要求應聘者有相關的工作經驗。DeepSeek對人才的核心的要求，是具備創新意識和較好的編程能力或學術研究成果。

這兩則消息對于我們思考各地的人才政策有什么啟發？

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曾表示，他們并不追求短期目標，而是更看重應聘者的基礎能力、創造性和對AI的熱愛。”圖源：新華社

另外，2025年中央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深化人才分類評價改革和科教界‘帽子’治理，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鼓勵各類人才潛心鉆研、厚積薄發。”

我們如何在執行層面建立這種以實效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

眼下迫于經濟發展形勢，多地正在展開新一輪“搶人大戰”。但相應的人才政策依然規定了如學歷、學位、就職履歷、海外（或大廠）經驗等等“形式主義”標準——之所以說這些標準是“形式主義”，是因為相應的政策中并沒有關于“人才”究竟需有何作為的要求或考核，僅僅滿足上述列舉的標準即可獲得人才獎補。

顯然，在當前的政策體系中，“人才”已經變成了一個政策文件中的術語，對人才的評定和培育，僅局限于政策文件所規定的那些“形式主義”標準。

筆者認為，中國迫切需要推動政策創新，通過打造出“全鏈條育才系統”，使優秀人才能夠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擁有充分成長、脫穎而出的機會。而所謂“全鏈條育才系統”，實際上指的是從教育到職業發展的全部過程都以“激勵成才、為人才提供最大化成長空間”為價值目標的人才培育系統。

只有形成這樣的政策指引，讓即便資質平平的普通人也能在各自適合的崗位上成為骨干力量，我們的科技和產業發展的大環境才能真正成為培育和吸引各類高精尖人才的“寶地”。

“全鏈條育才系統”強調的，正是是突破當前政策術語對于“人才”的偏狹理解，使“人才”回歸到“對于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有用之才”的本義上，通過制度創新真正實現“不拘一格降人才”“六億神州盡舜堯”“遍地英雄下夕煙”的美好愿望。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隊伍質量。加快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加強拔尖創新人才、重點領域急需緊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養。圖源：新華社

現代化強國建設與強調人才的本義

紅線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家讓·梯若爾（Jean Tirole）的理論分析，現代經濟分為“追趕型經濟”與“技術前沿經濟”兩種類型。

“追趕型經濟”以模仿技術來實現增長。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模仿技術的回報會逐漸遞減，尤其在遭遇技術先發國家的“卡脖子”戰略時，往往無法有效應對。因而總體而言，只有推動整體社會邁向“技術前沿經濟”類型，才有可能踏上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征程。

顯然，高精尖人才所支持的顛覆式創新和可持續性增長，正是實現“技術前沿經濟”轉型的基本特征。而大規模培育高精尖人才，不能依靠形式主義的局部政策推動，必須切實打造“全鏈條育才系統”。

美國自二戰前后成長為現代化強國的例子可以說明“全鏈條育才系統”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在崛起初期，美國吸收德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經驗來打造自己的研究型大學，用系列化的講座、研究會和實驗室來營造探索式學習和創新的場地氛圍，這為美國培育出了大批適應現代化發展需求的高層次人才。在成為全球教育中心之后，美國又將工業實驗室、中小企業都納入到了育才系統之中，形成了“天賦型人才在教育中獲得知識培養，在工作中自主探索、大膽試錯”的全鏈條培育機制。

這套系統為美國培養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等大批頂尖發明家，吸引了費米（Enrico Fermi）、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等一大批歐洲的頂尖科學家。20世紀以來，70%的諾獎誕生于此，同期60%以上的科學成果也集聚美國。

更重要的是，美國的這套育才系統對全球頂尖科學家和優秀青年人產生極大吸引力——二戰后至今既有大約20萬名全球科學家和工程師赴美建設，也有50%的計算機科學和工程領域外籍留學生畢業留美發展，這些源源不斷的人才支撐了美國現代化強國的地位和實力。

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被廣泛認為是美國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型大學，也是美國現代研究生教育的開創者，與4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圖源：Wikimedia Commons

日本和韓國的最初發展路徑與中國類似，都是主動承接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產業和技術而發展起來的。在19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日本依靠產業領域的高精尖人才把握住模塊化生產的技術創新機遇，具備了向現代化強國躍進的實力；韓國則在1990年代借助高技能人才完成如鋼鐵等傳統產業的跨越式發展以及DRAM（半導體）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的突破，抓住了技術躍遷的發展窗口期，躋身至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日韓兩國的發展歷史都很清晰地顯示，要抓住技術創新機遇的窗口期，必須具備能引領科技突破的高精尖人才。日韓在二戰后通過重建教育體系、激勵優秀青年在工作崗位上勇于創新，形成了系統化的育才鏈。這成為了兩國培育各類高精尖人才的重要條件。

例如，日本當時的青年大學生，在終身雇傭制的企業中獲得穩定發展的安全空間，同時又能接受高水平的國際國內職業培訓。有不少青年人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在近年獲得了諾貝爾科學獎項，他們通常都有既在高校科研機構深造，又在企業研發機構鍛煉的經歷。?

在韓國，因為大型企業與大學合作密切，整個育才系統是以大型企業的發展需求為核心，整合了教育界與企業界。老師與學生們的研究選題多立足于大型企業發展，因此能夠始終保證研究方向的前沿性和連續性，這也是青年們得以逐步成長為高精尖人才的保障。

目前日本全國約有2800所專門學校，學生人數約60萬。專門學校的課程由學生將來希望從事的職業和工種所需的專門知識和技術相關的科目構成。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總之，現代化強國的建設必須依賴于高精尖人才，而人才的培育必須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全過程中都得到切實強調和重視的。只有形成了“全鏈條育才系統”，有潛力的青年才會因為創新土壤的厚實而不易流失，外部的尖端人才也才會紛至沓來。

在很多后發國家里，優秀青年正是得不到成為高精尖人才的全過程培養，而極易被美歐等發達國家所吸引，后發國家往往會因為高精尖人才的培育乏力而被鎖定在追趕型經濟的發展水平上不得寸進。因此我們要推動中國邁向技術前沿經濟類型、建設現代化強國，就必須打造“全鏈條育才系統”，為哺育、吸引高精尖人才創設基礎條件。

中國的育才系統出來了哪些問題？

紅線

1.教育理念滯后，不足以培養出引領科技突破的高精尖人才。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爆發，多學科跨越式探索已成趨勢，但我國很多大學卻還受限于工業化時代形成的傳統學科模式，不足以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培養出有超強創新能力和顛覆能力的高精尖科技人才。從歷年獲諾獎的情況就可發現，單一學科下的精深研究本質上對顛覆性技術的探索作用不大，超過40%的獲獎項目是跨學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跨學科研究成果已經超過50%。

“不守一隅而謀全域”，超越單一學科的培育理念和研發模式才是造就高精尖人才的關鍵。對此，一些技術前沿型經濟體已早早開始布局跨學科研究試驗，比如美國的跨學系研究中心、英國的多學科學校和日本的學群組織等等。學術組織的變革帶來了學術群體的變化：一方面，跨學科思維的學生培養成為教育主流。

日本跨學科專業設置已成常態，120多個理科專業中設置了仿真物理學、數學物理學、化學生命科學等交叉學科；另一方面，跨學科項目合作成為研究主流。類似美國貝爾實驗室，科研理論專家和工程實踐人員的團體合作，物理學、數學以及材料學的跨學科創新，造就了一批如“光鑷之父”阿什金的世界級戰略科學家，也產出如半導體、計算機等顛覆性技術成果。

天津大學開設了國內首個腦機接口專業方向，該專業方向涵蓋腦機交互基礎理論、器件系統開發、轉化應用全鏈條的跨學科科研與教學體系。圖源：新華社

2.產業政策敏感度弱，不足以為未來產業發展而培育人才。

一方面，我國技術產業政策仍然是追趕型技術路線，缺乏對未來新興產業的預判。“追趕型經濟體”從低位發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是可以借助西方發達經濟體的技術擴散來實現的，但很難通過跟隨式的技術進步而真正建成現代化強國。

日韓如今的技術創新放緩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由興轉衰，就充分說明了政府產業政策敏感度不足的危害。當然，這其中也有歐美等國聯手圍堵的原因，但本質仍然是產業決策失誤才導致的行業衰退，即產業政策的轉向滯后于技術的轉型升級——最初沿著美國半導體領域的DRAM技術被后發的PC技術所取代，而圍繞DRAM技術所培養的產業人才加劇了技術轉型的難度。

另一方面，我國各地同質化的技術產業政策，加劇“內卷化”人才培養，不利于布局差異化的育才系統。目前城市區域間的產業政策，集中在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生物制藥等新興產業，撬動成熟的龍頭企業成為主流手段。這種存量資源的內卷化爭奪，也進一步引發了同質化的人才培育。

其可見的后果，是同質化產業政策會壓縮新的技術路線探索空間。缺少產業政策和資金的前期哺育，一些可能孕育顛覆性技術的企業難以生長壯大；與此相應，廣大優質的人才會受限于大中型企業現有的技術路線，而難以進行其他創新方向的探索，最終難以成為具有顛覆性、突破性、引領性的高精尖人才。

3.多數企業創新乏力，不足以營造出吸引和培育高精尖人才的市場環境。

企業的創新活力，更多體現在中小微企業的活躍度上。之所以強調中小微企業的重要性，是因為原始技術創新天然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

一是集中力量、規模化的技術突破是存在風險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高清電視上選擇模擬技術而痛失國際市場的慘痛教訓，對今天的原創性技術的突破仍然具有警示意義。從原始創新的角度來看，政策和資本是無法精準把控的，多種技術只能通過競爭由市場篩選。

二是中小微企業，尤其是“專精特新”、“小巨人”等科技企業，具有技術路線的高度選擇權。當大量中小企業主導不同技術路線進行產品競爭，并經過市場篩選時，低成本、可調控的原始創新便出現了。可想而知，如果中小微企業對留、育高精尖人才具有足夠的吸引力，那么無論是適應新興技術市場，還是創造未來技術市場，都有相當多的可能與機會。

在我國，中小微企業占據全國企業數量的90%以上，但調查顯示，73.8%的企業認為技術人才缺乏，高精尖人才仍然偏好國企和大型企業。與之相反，美國的中小微企業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卻有持續不斷增強的趨勢。

根據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數據論證，1979年，在雇員超過1萬人的企業全職就業的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接近受訪對象總數的80%，只有7%的博士學位科學家和工程師在雇員不足千人的私人企業全職就業；20年后，已有超過25%的博士學位科學家和工程師在雇員不足500人的私人企業就職，約30萬人；而在2004年，這個數字繼續上升為48.2萬人。

相比之下，我國的中小微企業目前對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還太弱，難以形成有助于高層次人才進一步發展的良好市場環境。

據經濟日報的報道，調查數據顯示，近3年在市場營銷和業務拓展方面，中小企業表現得更為謹慎和保守。圖源：新華社

4.政產學研處于碎片化狀態，加劇了育才系統的分割化、分散化。

中國的政產學研一直處于分離化、碎片化的狀態，各有各的考評準則，各有各的人才標準，相互之間形不成系統化的協力，這是我們難以構建全鏈條育才系統的制度性堵點。

要知道，“全鏈條育才”需要整體性的工程，涉及培育理念、產業政策布局，以及企業創新等各個環節，而且需要環節間協同配合，否則就很難實現高精尖人才的突破式創新。在一套完整的政產研協同機制下，優質人才能獲得從教育到創新創業的全過程培育，在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的每一個環節都能找到繼續深造、脫穎而出的機會。

這種全鏈條育才的系統，在美國高新技術和產業領域表現得十分明顯，比如ChatGPT、Sora等新科技產品的開發團隊成員，都是平均年齡在30歲以下的理想主義者，在求學求職的每一個環節都得到政府、精英高校、戰略性企業的大力支持。

例如，政府對青年人才的支持基本涵蓋整個教育和市場系統，比如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在人才項目投入上每年高達9億美元，項目涵蓋了從教育工作者到本碩博在校生，再到市場上的微小企業等，目的就是識別出具備原創性、顛覆性和不可預見性的高精尖人才。而微軟和英偉達等戰略性企業，在用人時并不拘泥于學歷、學位、履職經歷等形式主義標準，而是“根據（專業）感覺”來用人，一旦看上，就提供較大、較寬松的支持空間，讓這些年輕人自由探索。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 是全球最重要的科研資助機構之一，每年資助 50,000多個科研項目，涵蓋物理、工程、生物、計算機等領域。圖源：Wikimedia Commons

5.人才培育機制相對僵化，導致優質青年人才持續外流。

育才系統不健全，更大的危害在于優質青年人才的持續性流失。這一點尤其需要引起警惕。根據美國智庫MacroPolo發布的《全球AI人才追蹤2.0》報告顯示，中國培養了相當大比例的全球頂尖AI研究人員，占比從2019年的29%上升到2021年47%，但卻也是全球數字科技人才最大的凈流失國家，凈流失人才數量超過7.8萬人。

優質青年易于流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在中國很難找到持續成長、成才的機會，因此容易被歐美等國家的高教體系、創新系統所吸引，比如在中國完成初等教育，而后在美國成長為高精尖科技人才的“AI教母”李飛飛、數學家張益唐、納米技術專家陳剛以及OpenAI的許多年輕的華裔科學家們，他們的經歷都說明了致力打造一個“全鏈條育才系統”的重要性。

在育才方面，我們的人才培育機制、人才政策相對僵化——常用一系列諸如學位、學歷、就職履歷、人才“帽子”等等形式主義標準來評定人才價值，未考慮人才在具體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的作用。這種與“人才”的本質不相符的政策環境，導致大量優質青年難以躋身到“高層次人才”之列，也難以獲得持續成長機會。

需要多領域持續協同發力，打造“全鏈條育才系統”

紅線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

當前，我們需要圍繞真實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在政產學研多領域持續協同發力，進行一系列改革。?

要打造“全鏈條育才系統”，形成一以貫之的“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

如此一來，我們才能真正幫助廣大青年人在人生的每一個節點上都有獲得培育和脫穎而出的機會，成長為能夠引領中國現代化強國建設的人才。

首先，需要以打破專業壁壘作為人才培育基準。量子力學創始人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認為：

“單一學科培養模式并非立足于問題本質，而是受限于人類認知，世界的整體是物理到化學、生物學到社會學的完整鏈條，并且是任何一處都不能打斷的鏈條”。

可以實施一系列創新。例如，依托綜合性科研平臺，塑造文理工兼容的研究場景。利用國家實驗室、校企實驗室等來打造學科交叉的科研平臺，以現實問題來吸納不同領域的教授、工程師、技術助理參與其中。當然，我們也可以嘗試美國貝爾實驗室所推崇的“小組制”，至少一名博士研究者和一名技術工人組成小組，進行科學理論和生產實踐的結合，避免科學問題的研究突破與生產實踐相脫節。

依托學科培養方案，塑造開放且多元協作的人才培養模式。目標是培養復合型科學家，能夠理解多種學科的研究方法，能夠面向未來市場需求提出創造性問題，且具有多種學科視野來分析復雜問題。對此，培養方案的設計應當是多個領域杰出科學家、產業技術專家、新興科技企業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等多領域的“專家共同體”，來進行培養方案的組合設計。

在香港特區政府近日公布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中，河套香港園區將打造“國際化的產學研平臺”。圖源：新華社

依托校企合作場景，培養理論與實踐相通的高精尖人才。一方面，通過企業橫向課題給予學生實踐研究機會，由指導教師從旁指導提供研究方案；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實習場景和實踐，日本理工類大學一般是一年的工廠實踐操作和培訓，來減少大學理論知識與企業生產實踐間的差距。

其次，需要基于產業發展實際需要設置產業和人才政策。

一方面，人才和產業政策要以地方生產實踐為準，以形塑特色新興產業發展生態為目的，吸引和培育人才。以地方生產實踐為基礎，要求產業政策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進工廠、走企業、入園區、訪一線，只有真正將本地產業的發展進行清楚的丈量，才能在此基礎之上把握新興產業的技術方向。

當然，更重要的是擴大更多利益主體的參與度，包括成立本地“特色新興技術產業委員會”（類似于日本“工業鏈價值促進會”），將政府部門負責人、大學工程師、民營企業家匯聚其中，就當地產業基礎進行大討論，避免產業政策脫離當地生產實際。這也會給予大學接近市場的機會，使其能夠適度對接或調整對青年學生的培養方案和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產業政策要以多元技術路線為核，培育和發展未來產業創新生態，為有著不同技術思考的人才創造發展機會。技術路線探索的關鍵在于“開放”。必須要通過政策手段來促使校企在技術創新方面更為開放——國有企業要向民營企業、院校及實驗室開放，開放技術的應用示范場景；院校及實驗室要向科創類民營企業開放，開放實驗人才和技術力量；科創類民營企業內部也要自我開放，通過多元技術路線的試錯和競爭，來培育面向不同技術路線的青年人才，進一步來活躍技術創新的產業生態。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提出，要“推動校企在辦學、育人、就業等方面深度合作”。校企合作是打破學校和企業之間壁壘、促成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協同推動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的重要舉措。圖源：新華社

第三，需要大力促進中小企業創新生長，使人才培育多點開花。

一是通過保證融資，扶助中小企業起步和成長。政府對中小技術性企業創新支持，要從原來的“評項目、前補助”，轉變為“定門檻、后補助”，按照企業研發投入的一定比例給予補助或獎勵，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企業加大自身研發投入。對系統內部的科研院所等創新主體提供競爭性的研發資金時，應聯合科學家、工程師、以及企業家等“技術產業共同體”來對項目資金投入進行評審、定級，以強化科研資金在研發使用中的高效性。

二是通過保證上下游產業的會聚性，形成集群式發展。政府聚焦一到兩個頗具產業基礎的新興行業，以政金支持來整合行業力量，提高核心技術研發與生產制造環節的銜接度，提升產業鏈中的政策配套能力。同時持續支持研究機構與行業組織間的技術合作，逐漸產業鏈的技術創新聯合體，為產業鏈的“創鏈”、“固鏈”、“延鏈”提供支持。

第四，要推動政產研有效協同運作，為全鏈條育才構建戰略支點。

一方面，更加審慎選拔領軍科學家，重視其技術突破和人才培育能力。其中圍繞著領軍科學家的隊伍組建要予以監督，杜絕有組織科研異化為“學閥山頭”，防止其影響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和高精尖人才培育。同時，也要盡可能引入多學科的知名專家、青年學者，給予不同技術路線的試錯機會和時間，以擴大高精尖人才培養的多樣性。

另一方面，支持高校、企業和實驗室的技術聯盟緊密互動。德國政府采用的是“領先集群競賽計劃”（Leading Edge Cluster Competition），比如在薩克森州地區聚集了110多個集群伙伴，包括17家大型企業、61家中小企業、33所院校及研究機構，以研發聯盟的形式來共同開發節能信息通信技術。當然，中國也在積極嘗試，比如在東莞政府牽頭支持下新成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技術研究院，就在發揮連接當地企業與院校技術流動的功能。

東莞市新一代人工智能產業技術研究院是濱海灣新區首個市級新型研發機構。圖源：東莞濱海灣新區管理委員會????????

第五，布局國際教育樞紐，多點推動全鏈條育才的突破式發展。

可以基于當前中國多個區域發展出來的獨特的高等教育生態，通過試點布局來推出多個國際教育樞紐城市，形成各具特色的全鏈條育才平臺，最終引領全國育才生態的變革。

這里提供幾個例子：??

一是北京打造綜合性國際教育樞紐，培育面向未來的政治文化領袖。

北京可以考慮成立“世界政治文化領袖的培育基金”，聚焦經濟發展、氣候環境、社會不平等、地緣政治等全球議題，面向全球知識青年開放申請。這里的申請不以職稱、學歷、院校等層級而論，而是以學術共同體對申報質量的評估為依據，保證教育公平；

二是上海打造應用型國際教育樞紐，培養面向產業的精英人才。

上海可以探索建立“超教育行政機構”，打破學科分離的學術組織模式，將大學的知識學科、市場的商業組織相結合，進行跨學科、跨學界的創新人才培育。通過吸納大學、產業、金融的權威代表和青年新秀，來進行緊密合作；

三是廣州打造科技類國際教育樞紐，培養前面前沿的科創人才。

廣州應該協同港澳，形成“粵港澳大灣區科教聯盟”，訂立盟友間的科教項目合作協議。調動三地的高新技術企業、大科學裝置、國家實驗室以及大學的力量來參與到科教項目之中，統合粵港澳大灣區整體力量；

四是西安打造開放型國際教育樞紐，培養鏈接世界的綜合人才。

打造“一帶一路高等教育區”，協商建立“一帶一路”的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和考核標準、合作開發高品質的學生培養課程、探索沿線高校的學分轉化機制，以及統籌跨國創新研發活動等。

*本文作者：

張若梅（廣東省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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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余浩，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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