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堯明

今年1月18日，與往常一樣，我們適時召開了江南群的新春聯誼會。一臺節日精彩紛呈，被人冠之為“江南小春晚”。年會前，士林兄與我微信說很不湊巧，他們舉辦的新年論壇也安排在18日，只能向我請假了。同時，他還并講到《江南文化十二講》——剛拿到一本他主編的新書——《江南文化十二講》，想寄10本來作為抽獎禮品，助興我們的年會。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寄書的時候，他還單獨寄上同時給了一本我一本他的簽名書給我。

我與士林兄神交已久。我倆都屬馬，但他要小我一圈。因為他學問大，知名度高，成就斐然，我尊他為師兄。從2000年起，士林與他的團隊開始從事江南文化研究，我也是從2001年回到宣傳部工作后，開始關注江南文化的。這20多年來，我曾購他有關江南文化的書有10多本，拜讀了他的許多文章，受益良多。我與之交往是先聞其名，繼購其書，再讀其文，后見其人。前兩年，他在無錫香樟園購買了住房，成了憲堯兄的金鄰，于是我們有了相識的機會。我把他拉進了江南群，接觸和聯系就多了起來。

士林現在是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他是研究江南文化的權威人士，是提出“江南詩性文化”的第一人，也是明確長江文明是江南文明源頭的第一人。

士林的網名為“江南士林”，他的印章是“海上士林”，但他不是江南人。他1966年生于河北省曲陽縣，87年本科畢業于鄭州大學中文系，99年考入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后師從著名文化學者劉夢溪先生攻讀文藝學博士。他現在生活工作在江南，對江南有切身的體會和感受，用第三只眼睛看江南，看的格外的清澈和透亮。而不像一些“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往往江南的本地人，由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為城域外人，他有了與家鄉的對比，加上天賦與勤奮，很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在古代，同樣是域外人的白居易，任職杭州和蘇州時，寫下了《憶江南三首》：“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憶江南，最憶是杭州”，“憶江南，其次是吳宮……” 蘇東坡任職杭州留下了“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些膾炙人口的優美詩篇，尤其至今為人稱道。

士林自稱為江南人，使我想起了我的忘年交——臺灣著名詩人余光中先生，他的祖籍是福建永春，由于他出生在南京、生活在江南，自認是“多橋多水、多藕多蓮的江南人”。士林和余先生都有很深的江南情結。

讀完《我欲因之夢吳越——江南文化十二講》江南文化十二講后，我深感士林兄在江南文化研究方面有了新的開拓和新的建樹。給我又系統上了一堂生動的江南文化課，我為士林兄他的新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喜悅之情難以言表。

在書名的設計上，詩意立題，扣人心弦，畫龍點睛。“我欲因之夢吳越”是著名詩人仙李白的詩句，出自于《夢游天姥山吟留別》一的詩篇。“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最后落腳點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表達了詩人對自由、美好生活的憧憬，體現了詩人追求個性自由和獨立人格的精神。“吳越”即江南，一個“夢”字表達了“人人都說江南好，”和對江南的一種魂牽夢繞的向往。江南是中華大地最美麗、最富饒、最繁華的地方，是最適宜“詩意地棲居”的地方，值得我們很好的進行研究與追尋。

在編寫的設計上，主題突出，輔之助料，結構新穎。圍繞“江南的地方有多大”、“江南的歷史有多長”等十二個部分，突出每一個主題，娓娓道來，立意鮮明，層次分明。全書采取了“主題講演+閱讀材料”的總體框架，圍繞主題，精選相關的輔助材料，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著述方式和立體畫面，印象十分深刻。

在行文風格上，語言流暢，形象生動，注重創新。用最美的文字表達了對江南文化的新知識、新體驗、新理解，力求思想性、學術性與趣味性相統一，字里行間，凝聚了作者對江南的一片深情，是20多年來，作者和他的團隊孜孜不倦研究江南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現。

通過仔細的閱讀，全書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有以下八個方面：

一是對江南文化的源頭分析。士林認為，江南文化的源頭可追溯到良渚文明時期，良渚文明距今有5000多年，以其出土的玉器、絲織品、城市遺址、稻作農業等為代表，江南文化的形態與精神特征已初步形成。他認為，江南文明是長江文明的“親生子”，而不只是黃河文明的傳播產物。中華文明在起源時有兩個核心，除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同為中華文化的搖籃和發祥地。

二是對江南詩性文化基調的認識。士林在書中引用了南朝民歌《西洲曲》的一些內容：“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飛鴻。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桿頭。欄桿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認為《西洲曲》是中國詩性精神的一個基調，所有關于江南的詩文、繪畫、音樂、傳說，所有關于江南的人生、童年、愛情、夢幻，都可以從這里找到最初的原因。中國民族的審美精神，正是在這一唱三嘆的江南抒情詩中成長起來的。

三是對江南之美的認知與概括。士林認為，“江南的美，第一當屬江南的青山綠水，“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第二當屬她的無限春光，“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行里”。第三是江南的如云美女，“南國女兒純粹為了愛情而降生的天神”；第四是不可勝數的詞人騷客，“紅袖添香夜讀書，小紅低唱我吹簫”；第五是江南的詩篇，“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第六是“吳帶當風”的歌舞，完全是一種江南的生活樂趣；第七是江南充滿茶韻的低度美酒，這是一種真正的人生沉醉；最后則是她屐痕到處所留下的詩性回憶：一到江南就不再想家，“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人生只合江南老”，“未老莫還鄉”。

四是對江南詩性文化的提煉與總結。士林認為，美麗江南無疑可以說是中華民族靈魂的鄉關，是農業文明時代創造的典雅精致、意境優美，情味雋永的精神家園，西方民族給人類最大的貢獻是科學和理性文化，中華民族最重大的創造則是詩學和詩性文化。審美自由精神是古代江南民族對中國文化最獨特的創造，所以說，江南詩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內涵與最高本質。在江南江南詩性文化中充分展示的審美精神，藝術品位和詩性智慧，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極高代表，……江南不僅為中華各族人民所喜愛和向往，同時也是世界上很多國家和人民共同喜愛和向往的。他列舉了江南的園林、江南的工藝、江南的戲曲、江南的詩文、江南的繪畫、江南的飲食、江南的服飾，等體現了江南詩性文化的最美表達。江南詩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內涵與最高本質，都是江南文化建設中的“詩眼”與“龍珠”。

五是對江南文化中組成部分的四種文化構成重要的分析。這四種文化主要包括吳文化、越文化、徽文化和海派文化。吳文化的本質特征起源于是一種成熟典型而復雜多元的農業文化，“蘇湖熟、天下足”。隨著社會的發展，吳文化同時發展出又更多地表現對商賈的寬宏和推崇工商文化。吳人精于商道，又使其有慷慨，好義之心，相得益彰。越文化的源頭最早可追溯到生活在東南沿海“飯稻羹魚”的古越人，越文化具有剛毅堅韌，冒險進取的“硬氣”精神。受古越文化的影響，徽文化帶有明顯的自然和野性文化特點，對吳、越文化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具有敢于冒險的開拓精神和越挫越勇的堅毅品格，在歷史上揚州曾被稱為“徽商的殖民地”。而海派文化脫胎于江南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一種新形態。上海從江南文化的邊緣躍居成為江南文化的中心，是移民造成的。海派文化，也是開埠后的江南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的產物。

六是江南文化的輻射效應。在書中，士林多次講到江南文化的延伸和影響。講到“中外學者普遍認為日本的稻作文化來源于中國長江下游的吳越地區”，“耕讀傳家”乃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精髓和標志。而，包括南宋末以江南地區漢人為主，遷入嶺南的客家人，尤其注重其“耕讀傳家”的文化傳統，也源自延承了江南文化的這一重要文化品質。此外，江南文化沿著大運河向北傳播，對運河沿線的城市和生活方式，也包括明清時代的北京城，產生過全面和重要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園林建設上，在。如北京紫禁城仿制了許多江南園林，如徽班從揚州進京還包括戲曲（如京劇、徽班從揚州進京），飲食（如今北京烤鴨，源自南京的燒鴨），教育（北京大學從校長及骨干教員許多來自江南）等等。

七是江南運河的歷史作用。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揚州開鑿邗溝連接長江和淮河流域起，江南運河肇起于春秋時期，完成于隋代，繁榮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江南運河具有厚重的歷史，決定了其和獨特的文化基因。隨著“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的三次南遷，江南地域人中的人口快速增長，“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江南運河自古以來就是一條繁榮發達的“城市廊道”，傳承著不可勝數的文明財富和堅韌的發展活力；江南運河自古，占據了中國大運河的半壁文化江山，同時也以來就是一條多彩分呈精彩紛呈的“文化線路”，集聚了燦若星河的物質與非物質遺產；江南運河在精神文化上占據了中國大運河的半壁江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國家的戰略選項。隨著“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亂”的三次南遷，江南地域人中的快速增長，“平江、常、潤、湖、杭、明、越，號為士大夫淵藪，天下賢俊多避地于此”。

八是研究江南文化的時代意義。士林認為，江南文化對當今世界和中國發展具有獨特的“經世致用”價值。早在1976年，戈特曼就將以上海為中心的城市密集區“稱作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019年12月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也明確指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區域特色文化品牌”，一個以“越水、皖山、吳韻、海風”為主題構架的江南文化新格局快速登上新時代的歷史舞臺，以海派文化為核心，建設面向未來的詩性和理性、非功利和功利性相互融合，包容發展的當代江南文化，不僅可以為人民群眾提供高質量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也有助于切實促進和引導長三角地區發展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讀罷《我欲因之夢吳越》，感覺是一種精神享受，心靈洗禮，士林兄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美麗江南的文化大餐。書中對江南文化所述的歷史變遷和時代價值，江南文化的點點滴滴，方方面面，很能引發讀者對江南地區的情感共鳴，讓人們更加熱愛江南文化，增強文化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已故的余光中先生曾為我會《江南文化》題詞：“橋外有橋，櫓聲迢迢，寺外有寺，鐘聲悠悠，風景待人欣賞，文化待人研究”。近幾年來，江南文化研究成為一個顯學，尤其是長三角地區，每年的論壇講座不斷，發表的論文成果很多，這其中，士林帶領的團隊進行系統化的研究，成果尤為顯著，《我欲因之夢吳越》是他多年來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士林生活在江南，愛上了江南是士林之幸；江南有了士林是江南之幸；我為結交士林兄而感到人生之幸！期待士林兄有更多的江南文化研究成果為讀者共享！

作者簡介

陳堯明，文化學者，無錫市江南文化研究會會長，《江南文化》雜志常務副主編，原無錫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社科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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