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我在浙江上虞經濟技術開發區調研時，遇到從重慶到開發區務工的崔海。
崔海自2002年到開發區務工已有15年，2008年被當地聘為和諧促進員。他的妻子和兒子現在也在開發區務工。2013年，為兒子娶媳婦，崔海花50萬元在開發區買了一套102平方米的商品房。崔海二弟一家也在開發區務工，不過，他二弟是在老家買的商品房。崔海認為他二弟不會算計，因為二弟在老家買商品房，房子只能閑置在那里，而全家在浙江務工，還得租房子，光花錢不說面積還小，也不方便。自己在開發區買房子住，夏天有空調，天天可以洗熱水澡，日子過得舒服，即使將來老了要回老家也可以將房子賣掉。何況，因為務工時同步繳納了社會養老保險，退休后就會有退休金，將來也未必會回到農村。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珍惜好生活的每一天，在務工的地方買了房子就有了家，可以過日子，也就有了生活本身。務工不再只是手段，而變成了自己的生活，在務工的地方就有了準備落地生根的心態。

對于進城務工，崔海和他二弟擁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與行為模式。

一、進城務工是手段還是目標

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規律，往往是年輕人進城務工，年老父母留守農村務農；丈夫外出務工，妻子留守務農。"分田到戶"以后，農村人均承包地不多，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勞動力剩余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一個農民家庭可能會有三四個適齡勞動力，而農業生產可能只需要一兩個，且對勞動力的需求是季節性的。適逢1990年代城市化進程加速，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在城市獲取收入；同時，留守的老年父母和婦女繼續從事農業生產，家庭農業收入并沒有減少。家庭中有人進城務工，所得務工收入使家庭收入凈增長，而在農村的家庭支出相對比較少。越來越多人外出務工，所得收入回流至村莊中，從而提高了村莊的消費水平與人際交往成本，比如人情彩禮水平的提高，促使更多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以掙更多錢回到農村生活。隨著時間的延續，以前以為只用很短時間在外務工，掙到在家蓋一棟房子的錢就能體面回家，卻發現村莊越來越多人外出務工，進城務工由臨時性的短期安排變成長期打算。外出務工者的特征由青年向中年、男同胞到女同胞、個人到夫妻轉變，夫妻甚至將子女也帶出去務工。盡管如此，人們此時外出務工，生活目標與歸屬仍在村莊，自己生命價值的參照群體也在村莊。無論在外打工時間有多長，生活的終點與意義都在村莊。每年春節回到村莊，既是自己生活的年度假期，又是生活的意義所在。無論在外受到多少委屈、歷經多少辛勞，只要能回到家鄉與親友鄉鄰相聚，就能為外出務工找到意義。每年春節返鄉，也是依據自己家庭情況決定是否進行家庭策略調整的決策時期，比如家庭中誰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打什么工，以及家庭農業發展策略如何，是在村莊中建房還是到城里買房，等等。

在這樣的家庭策略中，即使在外務工時間長、收入多，這些外出務工的人最終也要落葉歸根。他們在城市獲取收入，卻在村莊獲得意義，他們之所以愿意在城市忍受委屈與辛苦，是為了未來在農村的生活。打工是手段，村莊生活才是目的，才是終極價值，才是魂牽夢繞的所在。

當農民家庭不只是丈夫外出務工，而是夫妻攜孩子進城務工時，農民工家庭就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內容，就可能更大程度上地脫離對農村經濟的依賴：他們僅在春節回來看望仍然在家務農的父母，或只是寄錢給父母；子女在城市借讀，越來越熟悉城市生活，與城市自然地融為一體。夫妻開始在城市建立除了務工以外的社會關系，有了更多在此落地生根的傾向。他們在城市務工時間越長，在城市建立起的關系越是深厚，也就越有落地生根的能力，甚至開始策劃在自己家鄉縣城或就在城市里買房，最終可能融入城市，忘記農村。當然，他們在城市的生活還不穩定，還有可能進城失敗，因此一般愿意保留農村退路。萬一進城失敗，他們就可能選擇回到農村，這個時候的農村只是他們的最后退路，已不再是他們的目的，以及他們的終極價值所在。他們沒有"鄉愁"而只有"城愁"，他們期待能真正在城市體面生活下去并為此而努力。

總之，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通過務工獲取收入來實現村莊中的家庭生活。務工是手段，體面的村莊生活才是目的。第二代農民工外出務工，越來越變成拖家帶口在城市務工，因此有了更強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他們想融入城市并不是希望在城市漂泊，而是能在城市體面安居，而因為知道在城市體面安居不易，所以他們大都愿意保留退路，一旦進城失敗就可以退回農村，過比在城市漂泊更體面和安全的日子。也就是說，對于第二代農民工，農村很多時候變成了手段，融入城市才是夢想。

當然也存在地域間的差異。云貴川的農民進城務工，更愿意在城市享受生活，外出務工能不能賺錢也許不是最重要的，能見世面，好玩，有錢可以趕時髦，可以吃好喝好，這個也很重要。云貴川農村的社會紐帶較弱，進城務工的農民可以相對自由地享受城市的生活，不必也不會過于節儉以在年底帶現金回到家鄉村莊，他們甚至可能春節不回家，留在城市過春節。

相對來講，魯豫皖農村往往存在著相當激烈的競爭關系，賺錢回家蓋房子或到縣城買房子是人們外出務工的第一要務。在外務工者沒能賺錢蓋房子，在村莊中就抬不起頭，兒子甚至說不到媳婦。因此，進城務工的魯豫皖農民工就會想方設法多加班賺錢，十分地節儉，愿意干臟活苦活累活。他們最終能夠賺到錢且回家蓋房子，甚至到縣城買房子。

云貴川外出務工農民工與家鄉的聯系更弱，從而更可能脫離家鄉，但問題是他們務工的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消費，積蓄很少，所以他們不僅在家鄉的村莊蓋不起好房子，更無力到縣城買房子、進城。相反，雖然魯豫皖外出務工農民工與家鄉聯系緊密，他們卻因為攢錢在縣城買了房子，從而有能力脫離自己的村莊。

農民工進城務工是目的還是手段？農民會如何融入城市？這個問題不可籠統回答，必須依據時間與空間條件來具體分析。無論何種情況，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不可能為所有進城農民工提供體面生活的就業與收入條件。因此，保留農民工的農村退路就是保留他們的基本人權，也就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安全閥。相對穩健的農村政策是中國農民之福，也是中國現代化之福。

二、務工還是務農

北京遠郊 T 村53歲的李云已經種蔬菜30年了，現在仍然種兩個大棚的蔬菜，早晨4點起來到大棚干活到上午10點，下午4點再到大棚活到晚上8點，每天農業生產時間10個小時，一年收入5萬元。這個收入較進城務工略高，但勞動過程也更辛苦：工作時間更長且體力活更多。而且，李云的兩個大棚的建造共花費40萬元（當然其中30萬元是由政府補助的）。如李云每天生產大約100斤青菜，以每斤2元交給基地，扣除生產投入，每天凈收入大概150元，而在當地雇請臨時工的工資也是150元／天。與工地臨時工的工作不穩定從而收入無保障不同，李云的大棚每天都帶來相當穩定的預期收入，就業比在工地務工更穩定。

李云認為，種蔬菜更重要的還不是就業，而是種地自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與勞動強度。雖然一般每天4點起來干活，但就算她在8點起來干活，也不用受人監督，更不會被人訓斥。在外面打工是給別人干活，不如自己給自己干活。李云種蔬菜30年了仍然樂在其中。

長期自己種蔬菜的，不只李云一個。 T 村自1988年開始種蔬菜，很快就有了70個蔬菜種植戶，這70戶一直種蔬菜到現在，幾乎沒有變過。不變的原因有二：一是 T 村現已沒有可以新增種蔬菜的土地，有人想種蔬菜也無地種；二是種蔬菜的70戶沒有變化，除了年齡漸長，基本上沒有人退出。

只是，30年過去，之前的年輕人現在年齡都不小了。李云今年53歲，是蔬菜種植戶中年齡最小的之一。年齡最大的蔬菜種植戶已有70歲，以至于李云她們也開始擔憂：將來誰種菜呢？

與種蔬菜種田不同的是進廠務工。到工廠務工，每天按時作息，工作的時候就要遵守工廠紀律。工廠務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8小時雙休"制，即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休息兩天。這樣的"8小時雙休"，沒有加班，每月工資基本上就是最低工資，一個月2000元左右，加上"五險"也不會超過3000元。另外一種是"10小時單休"，即每天工作10小時甚至12小時，這就有大量加班時間，每月可能拿到4000元工資。

如今工廠的工作一般都不是重體力活，多是生產線上的工作，需要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做一件事情甚至做一個動作，對體力、耐力、注意力的要求其實很高。只有身體靈活、耐力強、視力好的年輕人才容易適應。年齡稍大的人，工作時間一長，就容易腰酸背痛，頭昏眼花，很難久坐，要起來活動，但是這樣會影響生產線的運轉，因此這些人也就不適合生產線勞動了。

年輕人身體好，適合在生產線上長時間勞動，如果有生產線的務工機會他們也愿意去做。 T 村旁邊就是工業區， T 村的年輕婦女基本上都在工業區的工廠務工，在生產線上作業，收入不高也不低。 T 村家庭分工中，婆婆有帶孫子的義務，年輕媳婦則不應留在家中照看孩子，而應到工廠務工賺錢。進工廠務工，年輕人遠比中老年人有優勢，家庭分工必須體現出這種優勢，家庭也就只可能讓婆婆來帶孫子了。

問題是，蔬菜種植戶李云的收入比進廠務工的年輕婦女收入還高，將來要是李云兒子結婚有了孫子，孩子是李云帶還是媳婦帶？李云的兒子還未結婚，所以這個問題可以擱置，但可以猜想到，媳婦仍然要進廠務工，反正工廠就在附近。而作為婆婆的李云則要同時兼顧帶孫子和種蔬菜。種菜雖然辛苦，時間卻較為靈活。以前種菜，李云不需要丈夫幫助，有了孫子，李云的丈夫就要分擔一部分蔬菜種植上的事情。對于 T 村大多數農戶來講，他們不存在是帶孫子還是種蔬菜的選擇：全村270戶，只有70戶有菜地，200戶無菜地可種。

年輕時人們愿意務工，也適合工廠生產線上的勞動；年齡大了，不再適應工廠生產線上持續的單調勞動，就只能到工地上打零工。這個時候如果擁有一兩個蔬菜大棚，可以務農，自己安排自己的勞動，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北京市通過政策支持了部分菜農，對于他們獲得收入、就業、退路乃至意義，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中國當前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農村絕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都已進城務工經商，年輕人在工廠，年齡較大的仍然在工地。當進城青壯年農民工年齡越來越大，卻缺少在城市繼續生活下去的條件，或者面臨進城失敗的可能時，他們還能不能返回農村種地？返回農村種地一是有收入，二是有自由，三是有意義。種三五畝地不可能致富，卻可以解決溫飽，解決意義問題。有了土地上的勞動收入，就有了村莊內的安全感，就有了心靈上的歸宿，就可以告別在城市漂泊時身體和靈魂都無處安放的問題。

因此，當前的農地制度改革和農村改革，一定要為可能進城失敗的中老年農民工提供返回農村的退路，更要為仍然留村的農民保留他們在土地上就業的權利。村莊和土地是中國9億農民最可靠的保障，任何政策的出發點與歸屬點都要落到這個保障上來。以農業發展的名義，以農民致富財產權的名義，以及以其他任何名義進行的改革，若沒有充分考慮到這個保障，就有可能走上歧路。

2015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