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是一起到遵義地區的一個山村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的，當年為了把招工的指標讓給我，我姐最終嫁給了大隊書記家的兒子，她成了大隊書記家的兒媳婦，成了留守知青。因為這件事，我愧疚自責了好多年。

時間過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和我姐還有好多同學是1969年3月下旬乘坐知青專列離開上海遠赴貴州插隊落戶的。離開上海那天，我媽拉住我的手，眼淚汪汪地對我姐說：“惠娣（惠娣是我姐的小名，大名叫徐薇），你是姐姐，你弟弟小，你要好好照顧弟弟，不能讓別人欺負你弟弟！”

其實，我姐就比我大一年零三個月，當時她的個頭還不如我高呢。媽媽把這個重擔撂在我姐的肩頭，我姐啥也沒說，就點頭應下了我母親交給她的重任。當時我小妹也拉著我姐的手說：“姐，你要照顧好哥哥的呀……”

知青專列緩緩啟動的剎那間，我看同學們都抹開了眼淚，我也跟著哭了起來。我姐掏出手絹擦掉我臉上的淚水說：“弟，不哭，有姐在，啥都不用怕！”

在去貴州的途中，姐姐給了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好吃的她舍不得吃，都偷偷塞給我，還一個勁囑咐我要多喝水，不許亂跑，注意安全。在姐姐眼中，我就像一個不懂事的孩子，她就像我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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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載上海知青的專列一路狂奔，歷時三天兩夜，我們抵達了貴州省的遵義，在遵義做了短暫的停留，我們又乘坐汽車繼續前行，最終我們幾十名上海知青被分派在一個叫李家溝的小山村，我和我姐分在了李家溝五隊。五隊一共有十三名上海知青，是我姐提出要求后，大隊書記才把我和我姐分在同一個生產小隊的。

李家溝大隊是一個典型的小山村，全大隊五個生產小隊，總人口不到九百人，包括我們新來的的六十一名上海知青。大隊書記姓李，叫李茂林，四十多歲的年紀，很淳樸很善良，他也是我們五隊的隊長。

剛開始我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李茂林是隊長還是書記，他就笑著對我們說：“你們叫我李隊長也行，叫我李書記也行，反正叫什么都是個稱呼，無所謂的。”我們大家商量了一下，統一了口徑，都稱呼他李書記。

因為當時隊部里只有一間空房子，李書記就讓五名女知青暫時借住在老鄉家中，我們八名男知青住在了隊部那間破舊低矮的房子里。隊部院子里還有一間木板廂房，廂房里有灶臺和一口十二印的大鐵鍋，李書記安排一名大嫂來幫忙做飯，我們十三名上海知青都在隊部一起吃飯。

當時的李家溝偏僻閉塞又落后，吃住條件都很差，鄉親們的日子很苦。當時我們知青第一年的口糧由國家供應，我們知青的吃糧問題倒是沒有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居住條件差，女生在老鄉家借住感到很不方便。再一個難題是吃菜難，當時有錢也買不到青菜，好在鄉親們都自發地為我們知青送咸菜，有的老鄉家頭年秋季儲存的水蘿卜還沒吃完，就給我們知青送兩個來。蘿卜太少不能炒菜，幫我做飯的那位大嫂就用蘿卜給我們熬菜湯，偶爾喝一頓蘿卜湯，就等同于改善伙食了。

安頓好了吃住的地方，我們知青就開始出工參加生產勞動了。當時正是春耕的農忙時節，我們不會犁地耙地，就跟著社員往地里挑糞，刨挖轉不開牲口的小塊耕地，天天都是早出晚歸，天天都有干不完的農活。

記得是第三天往山坡地挑糞，一位大嬸送給了我姐一個棉墊肩，她說戴上棉墊肩，挑糞時扁擔就不硌肩了。那位大嬸特別善良也特別熱情，還親手幫我姐戴上了棉墊肩。我姐戴著棉墊肩挑了一趟糞，就把她肩上的棉墊肩給我戴上了。還別說，肩上戴個棉墊肩，挑擔子感覺好了很多，真不那么硌肩了。

過了一天，那位大嬸又給我姐做了一個棉墊肩，她幫我姐戴在肩上說：“這個棉墊肩是我熬夜專門給你縫的，可不能再送給旁人。”

后來我們才知道，那位給我姐縫棉墊肩的大嬸就是李書記的婆娘，她對我姐特別關愛，看到我姐就問寒問暖，還囑咐我姐剛學習干農活不要著急，慢慢習慣了就好了。

那年初秋，地里的農活暫時告一段落，李書記帶領鄉親們為我們知青蓋了五間新房，成立了五隊知青點。新房建成后，我們十三名知青都搬到知青點居住了，我姐她們也不用在老鄉家借住了。

之后的日子里，鄉親們經常給我們知青送蔬菜送好吃的，李嬸（李書記的婆娘）到我們知青點來的次數最多，每次來給我們知青送菜，都會偷偷塞給我姐兩個煮雞蛋，她還經常當著同學們的面夸我姐，說我姐長得很漂亮，就跟天上的仙女一樣。

李嬸每次送給我姐的雞蛋，我姐都不舍得吃，她都會偷偷送給我吃。在李家溝插隊落戶的日子里，我姐一直都很關愛我，幫我洗衣服，幫我縫補衣服，有點什么好吃的，她都會留給我吃，同學們都羨慕我有一個好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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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是1973年的秋天，我們插隊落戶的李家溝大隊得到了四個招工名額，兩個是去縣變壓器廠工作，另兩個是去鐵路段做鐵路養護工作。當時大家都知道鐵路段的工作比較苦，沒人爭這兩個招工名額。到變壓器廠工作雖然也不是很好的工作，可怎么也比在農村當農民強，我姐就偷偷買了兩瓶酒去找李書記，希望李書記讓我去變壓器廠工作。

李書記是一個講原則的人，他笑著對我姐說：“徐薇，這次招工大隊已經商量好了，一個生產小隊一個招工名額，從一隊開始分配，咱五隊這次分不到，等下一次就輪到咱五隊了。”李書記幫我姐把那兩瓶酒退給了供銷社，把酒錢還給了我姐。

第二年春天，我們五隊也得到了一個招工名額，是去縣鋼絲繩廠工作，那時也叫八七廠。我們十三個人面對一個招工名額，李書記也很為難，他就讓社員們推薦選舉，誰得票最多，誰就去鋼絲繩廠當工人。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社員們也是最公平的，因為我姐平時勞動積極表現好，還義務教社員們識字認字，大家都推薦我姐去當工人，我姐得票最高，李書記直接把鋼絲繩廠的招工審批表給了我姐。我姐特別高興，當即就對李書記說：“李書記，我想把這次招工機會讓給我弟，你就同意讓我弟去鋼絲繩廠當工人吧。”

當時李書記不同意，他說這是大伙推薦的，咋能說讓就讓啊，這樣做其他知青也會有意見的。李嬸看大隊書記不同意，就過來幫我姐說話：“人家徐薇和徐斌是姐弟，她愿意留下當農民，就讓她留下嘛，她弟頂替她的名額，誰會有意見呀？”“要是這樣，以后再有招工名額，徐薇可就不能爭了。”李書記苦笑著說道。

我姐說只要讓我招工，哪怕她一輩子留在李家溝，她都沒意見。就這樣，我到縣鋼絲繩廠當了工人，我姐繼續留在李家溝務農。離開李家溝的時候，我姐讓我帶上了她的初中課本和高中課本，囑咐我空閑時間要多看書學習。李嬸給我煮了雞蛋，還寬慰我說：“徐斌，你放心走你的，我們會照顧好你姐姐的。”

那年冬季，我姐回上海探親，回上海時她到廠里找了我，說李嬸托了媒人，想讓我姐做她的兒媳。李書記的兒子我熟悉，他叫李軍，初中文化，長相不錯，人品也不錯，是李家溝小學的民辦教師。我姐還告訴我，他說李嬸說了，只要我姐同意這門親事，就安排我姐去學校當民辦教師。當時我也沒有主意，就讓我姐回上海后征求父母的意見。

春節過后，我姐從上海回來，帶來了好多上海特產，好吃的東西基本都留給了我。我姐告訴我說，父母的意思是婚姻大事讓我姐自己拿主意，只要我姐看著行，當父母的沒意見。

1975年初夏，我姐嫁給了李書記的兒子李軍，我用積攢下的工資給我姐買了一塊上海牌手表。那年秋天 ，我姐到學校當了民辦教師，是頂替李軍到學校教書的。當時李家溝大隊購買了拖拉機，李軍當上了拖拉機駕駛員。

恢復高考時，我姐剛好趕上生娃娃，也就錯過了第一年的高考。我順利參加了高考，并以優異的成績被上海機械學院錄取。離開遵義回上海讀書的時候，我去和姐姐辭別，我姐姐拉住我的手淚流滿面，她真舍不得我走，我走了，她在遵義就沒有親人了。

當時在李家溝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后來都去遵義化工廠當了工人，我姐姐因為嫁給了農民，她失去了招工的待遇，只能一輩子留守在農村。當時我心里也很難受，我姐當初要不是把招工的機會讓給我，她早就離開農村了。

恢復高考的第二年，我姐也沒能參加高考，她要照顧兩個孩子（龍鳳胎），還要到學校教書，實在是沒有時間復習功課。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重工局工作，后來也有了可心的家庭。我是1983年秋天結的婚，原本打算邀請我姐和姐夫帶著孩子回上海參加我的婚禮，可巧我姐考上了縣教師進修學校，他們一家就沒能回上海。我姐畢業后轉成了公辦教師，后來我姐夫也享受了知青家屬待遇，被招工到縣農機站工作，轉成了非農業戶口，這樣的結局也算是很不錯的了。

1994年秋天，我姐面臨了一次艱難又痛苦的抉擇，當時上海出臺了政策，我姐家兩個孩子的戶口只能一個人遷回上海，可兩個孩子都渴望回上海讀書，畢竟上海的教學質量比遵義地區好。最終，我姐決定讓她兒子回上海，把女兒留在了遵義。因為這事，外甥女好多年記恨我姐。每當說起這件事，我姐就抹眼淚。

我外甥大學畢業后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也在上海結婚成家，組建了一個幸福的家庭。外甥女沒考上大學，高中畢業后就到化工廠當了工人，后來又遭遇了下崗，她的工作和婚姻都不盡人意，外甥女總抱怨我姐太偏心，當初沒讓她回上海，我姐一直為此感到愧疚和自責。

目前，我姐還生活在貴州，我說讓她和姐夫回上海生活，畢竟外甥生活在上海，條件也不錯。我姐說她的根已經扎在了遵義，遵義還有她的女兒，她就不回上海了，她要留下來幫襯一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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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去了這么多年，每當回憶起在貴州插隊落戶的那段時光，我心里有溫暖也有愧疚。當初我姐要不是把招工進城的機會讓給我，她的生活就會比現在好很多。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一個負擔，能讓姐姐晚年生活得更好一些，是我最大的心愿。

作者：草根作家（講述了：徐斌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