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生活與抗爭

陳喬年從莫斯科歸國后，立即投身于中國共產黨的繁重而秘密的組織工作。他的歸來為黨的組織活動帶來了一股新的活力和更為嚴密的組織策略。在北京擔任組織部長的他，面臨的首要任務是整合散落各地的黨員力量，并確保這些力量能有效對抗日益嚴苛的國民黨政府。

在整合黨的內部結構的過程中，陳喬年對每一個細節都要求嚴謹。他經常與各地的黨組織負責人進行密集的會議，通過加密的通信確保信息的安全傳達。陳喬年親自設計了一套復雜的聯系和報告系統，使得各地黨的組織能夠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高效地交換信息與策略。

除了強化現有的黨員外，陳喬年還著手發展新的黨員力量，特別是在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中。他組織了一系列秘密的培訓班，旨在教育這些潛在的黨員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的必要性。這些培訓班多在隱蔽的地點進行，如北京城郊的廢棄倉庫或者偏遠的農家。

為了進一步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力，陳喬年決定創辦一家名為“新光”的印刷廠。這家印刷廠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商業印刷企業，白天接受各類商業印刷訂單，從宣傳冊到商業合同，一應俱全。

然而，當夜幕降臨，這里的角色徹底轉變。工廠的機器不再印制普通的商業文件，而是開始印刷各類革命宣傳材料。

這些宣傳冊的內容包括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暴政，宣傳共產黨的改革目標，以及呼吁民眾加入革命的號召。陳喬年親自監督這些材料的內容設計和印刷質量，確保每一份宣傳冊都能精確到達目標受眾手中。

背叛與犧牲

革命活動的風險始終伴隨著陳喬年及其同志們。1931年的一天，一場意外的突襲打破了“新光”印刷廠的寧靜夜晚。當國民黨的特工和警察沖入印刷廠時，陳喬年正與幾位密切同事檢查即將分發的宣傳冊。

他們迅速嘗試銷毀尚未完成的宣傳材料，但時間太晚了。這次行動是由內部叛徒唐瑞林舉報的，他之前因為受到嚴刑逼供，背叛了革命隊伍。陳喬年被當場逮捕，并迅速被帶往北京的一所秘密警察局的審訊室。

在那里，他遭受了連續數日的審訊和折磨。審訊室里，尖銳的燈光直射他的面部，而審訊官們不斷地提出問題，試圖從他口中得知更多的黨內信息和同志身份。

盡管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陳喬年面對敵人的威脅和引誘，始終咬緊牙關，堅守自己的立場。他被鐵鏈鎖在冰冷的墻上，日夜不分，饑餓和寒冷成為他的常態。審訊者們使用各種手段試圖瓦解他的意志，包括長時間的睡眠剝奪和身體上的殘酷打擊。

隨著時間的推移，陳喬年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長時間的折磨使他的身體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經常昏迷。即使在這樣的狀況下，他的存在依然給其他被監禁的同志們帶來了一線希望。

他們時常聽到他在昏迷間隙，低聲念叨著革命口號，堅持信仰。最終陳喬年于1928年英勇就義。

家庭的牽絆與苦難

史靜儀在丈夫陳喬年被捕后，立即投身于一系列復雜且危險的營救行動。在那個動蕩的時期，信息難以獲取，她必須與各種人士打交道，試圖找到可以幫助她丈夫的途徑。

她穿梭于北京的各個角落，從早到晚，不斷地訪問可能有影響力的朋友和同志，請求他們提供幫助或信息。在這些緊張而繁忙的日子里，史靜儀不得不將她的小兒子留在家中，由鄰居或親友照看。

然而，由于她無法給予足夠的關注和照顧，加之當時醫療條件有限，她的兒子的健康狀況急速惡化。盡管她盡力調動資源，送兒子到醫院接受治療，但不幸的是，病情加重，最終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而夭折。

兒子的去世對史靜儀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她一度陷入極度的悲痛中，幾乎無法繼續她的營救行動。然而，在最黑暗的時刻，她發現自己懷有了陳喬年的第二個孩子。這個意外的消息給了她新的力量和目標。

雖然她曾經希望與丈夫同歸于盡，但現在她有了新的責任，她決定要堅強生活下去，為丈夫留下他們的后代。在懷孕期間，史靜儀的生活充滿艱辛和不安。由于國民黨的迫害和對革命者家屬的嚴密監視，她不得不頻繁更換居住地點，以避免被捕。

她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的身份，有時候甚至在夜深人靜時才敢外出，以確保安全。她秘密接觸其他革命者的家屬，以獲取支持和必要的幫助。

分娩的時刻終于來臨，史靜儀在一個隱蔽的地方，由一位同情革命事業的老婦人助產。在極為簡陋的環境中，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和藥品，史靜儀經歷了長時間的勞累和痛苦。盡管條件艱苦，她終于成功生下了女兒，這個孩子被命名為陳長鴻。

逃亡與重生

陳長鴻出生后不久，她的母親史靜儀的名字就已經登上了國民黨的重點追捕名單。由于史靜儀的革命背景和與多位高級革命領導人的聯系，她成為了國民黨特務眼中的大患。為了保護史靜儀及她剛出生的女兒，組織決定采取緊急措施。

在一個夜色濃重的晚上，史靜儀被秘密送往蘇聯留學，希望在那里她能夠暫避風頭，并繼續她的學術研究，同時為革命事業做出更多貢獻。她的女兒，陳長鴻，則由組織安排送往了上海互濟會，一個專門為被壓迫的百姓和革命者提供幫助的機構。

上海互濟會位于市中心一棟不起眼的老建筑內，表面上是一家小型的福利機構，但實際上它提供了許多秘密服務，如暫住、醫療援助、以及為革命者的家屬尋找安全的藏身之地。

陳長鴻在這里受到了互濟會工作人員的悉心照顧，他們為她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溫暖的環境。幾個月后，互濟會通過其網絡，為陳長鴻找到了一個愿意領養她的家庭——苗家。苗家是一對來自安徽的夫婦，雖然生活條件一般，但他們對陳長鴻的到來充滿了喜悅和期待。

苗家的養父是一名小學教師，養母則在家照看家庭，他們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陳長鴻提供了一個充滿愛的家。在苗家的幾年里，陳長鴻得到了良好的照顧和基本的教育。養父母教她認字，講述故事，教育她要善良和堅強。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苗家的經濟狀況開始惡化。養父由于長期的工作壓力和不良的生活習慣，患上了嚴重的肺病，這使得他無法繼續工作，家中的經濟來源一度中斷。盡管苗家努力維持，債務卻逐漸堆積如山。

最終，養父病重，家中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再也無力負擔陳長鴻的生活開銷。在這種情況下，苗家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將陳長鴻送到了另一戶愿意接納她的陳姓家庭。陳家也是一對夫婦，雖然條件不比苗家富裕，但他們同意接納這個無依的小女孩。

尋根與團聚

在蘇聯留學期間，史靜儀面對新的生活環境和挑戰，她決定再次建立家庭，希望在異國他鄉找到一些安穩。盡管她再嫁并開始了新的生活，她心中始終放不下在中國的女兒，陳長鴻。史靜儀的生活雖然繼續，但她始終保持著與中國的聯系，試圖獲取關于女兒的消息。

隨著歲月流逝，史靜儀與新丈夫一同回到了中國，這使她有了更多機會尋找女兒。她聯系舊友和革命同志，詢問關于女兒的線索，她甚至訪問了曾經幫助安置陳長鴻的上海互濟會，但多年的社會變遷使得線索寥寥。每一次的嘗試似乎都以失敗告終，但她并沒有放棄希望。

在史靜儀晚年時，她的健康狀況開始惡化，但她最大的遺憾是未能找到陳長鴻。在她臨終前，她托付給她的妹妹和妹夫一個重要的任務：繼續尋找她失散多年的女兒。

為了盡可能擴大搜索范圍，她的妹夫決定利用公共媒體的力量，他在一家全國性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喬年烈士有女陳鴻天涯何處》，希望能借此找到任何可能的線索。

文章發布后，引起了廣泛關注。許多人被這個悲傷而動人的故事所觸動，紛紛通過不同的渠道嘗試幫助找到陳長鴻。消息在社會各界引發了熱烈的反響，很多人開始自發地搜索可能的線索，希望能為這個悲劇家庭帶來一些希望。

1990年，在這場廣泛的社會尋找活動中，一個名叫苗玉的老紅軍引起了注意。她自述的生活經歷與陳長鴻的背景驚人地相似。苗玉在小時候也經歷了被領養的過程，她最初由苗家撫養長大，后因為養父的病重而被送往另一戶人家，即陳家，與陳長鴻的經歷幾乎一致。

苗玉的童年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陳家生活期間，她一度因為麻疹而險些喪命。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限，陳家雖然貧窮，但全家人盡力照顧她，使用傳統的草藥和家傳的療法維持她的生命。

在苗玉16歲的那年，她的家鄉迎來了一支令當地人民敬仰的軍隊——新四軍。這支部隊以其紀律嚴明和親民的行為在民間贏得了極高的聲譽。新四軍不僅在戰場上英勇，平時也積極參與幫助村民修橋補路、教育村里的孩子，甚至在農忙時下田幫忙。

這些行為深深影響了苗玉，她對新四軍充滿了敬意，因此她加入新四軍。隨著時間的推移，新中國成立后，苗玉被安排到福建省的公安局工作，此后又轉至輕工局。

在尋找陳喬年烈士遺孤的過程中，新四軍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福建和安徽兩省的相關管理部門共同協作，進行了深入的調查和核實。

通過仔細比對各種記錄和證據，以及聽取當地老一輩的口述歷史，這些組織逐步確定了苗玉的真實身份。這個調查過程充滿了挑戰，涉及大量的文獻工作和田野調查，但最終他們確認，苗玉就是失散多年的陳長鴻。

1994年，陳長鴻已年過古稀，在這一年，她同母異父的弟弟相認，在弟弟的攙扶下來到了父親陳延年和大伯陳喬年的墓前。

站在墓前，陳長鴻雙膝跪地，她仔細地觀看著父親和大伯的遺照，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這一刻，她感受到了一種深刻的連接，盡管她從未有機會真正了解這兩位直接的親人，但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和他們的犧牲是緊密相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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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吳基民.陳延年與陳喬年[J].同舟共進,2021(1):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