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往往都是在證據方面存在瑕疵。比如，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呼格案等等，都是在缺乏足夠證據的情況下就作出了判決，這也是我從始至終贊同“疑罪從無”的原因。

去年，我們發了一篇題為《鄂爾多斯：不還債安然，還債的判刑，法官要將社會導向何方》的文章，報道了鄂爾多斯的商人李俊霖的遭遇，有讀者在后臺留言：“希望法院給一個公正的判決，法院這樣的判決，那就是好人都變壞人了，那這個社會會變成什么樣子呢？”

今年1月12日，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作出裁定，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部分事實不清，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撤銷了之前的判決結果，發回重審。等了一年多，李俊霖終于迎來了曙光。

李俊霖這個案子，其實很簡單。李俊霖參股的公司借了別人的錢，李俊霖本人也欠了其父親和弟弟的錢。同樣是欠錢，李俊霖明明已經按照股權比例償還了公司欠款，但按照法律判決結果以及股東會決議用公司資產還自己的欠款就是轉移資產，甚至還成為其“拒執罪”的證據。最重要的是，李俊霖明明已經按照警方協調下的償債方案履行完畢支付現金及物品100萬元的合同義務，卻被以拒執罪立案和判刑，而其他拒不還錢的股東既沒有履行還款義務，也沒有追究其他責任，如此執法不僅傷害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也會損害社會公平正義。

我覺得，一審法院在重審李俊霖案件過程中，對于二審判決中的“事實不清”不應忽視。比如，同樣是公司股東，在東勝區警方主持下，李俊霖償還公司欠款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而李俊霖作為另一家燃氣公司的股東，為什么她償還燃氣公司欠其父親、弟弟的債務就成了轉移資產？再比如，在東勝區警方主持下，李俊霖已經按照股權占比積極償還了她應該承擔的欠款，照理說“拒執罪”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為什么法院還要認定其行為構成了“拒執罪”？這些問號，一審法院在重審此案時不能含糊或者回避，如果實在弄不明白，就應當以“疑罪從無”的審判原則處之。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同時，在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諸多司法解釋中，也不斷重申貫徹疑罪從無原則，讓每個刑事案件都能成為鐵案。應該說，無論是從呼格吉勒圖、趙作海等案件的判決結果，還是從最高法的一再強調，都在傳遞明確信號：司法判決絕非兒戲，法律尊嚴不容挑釁。用事實說話，靠證據判決，讓公平正義成為司法工作底色，是每一個法官的責任與擔當。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而“疑罪從無則”是制度正義的重要基石，應當作為重要原則予以執行，特別是涉及刑事判決的案子更是如此，因為這些案件輕則影響當事人一輩子甚至其兒女子孫的人生，重則直接關系當事人的生命。所以，堅持“疑罪從無”原則，不僅是在守護公民的個體權利，更是在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我們的司法不能被放高利貸的和上訪人員裹挾。

(此文為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圖片均源自網絡，如有侵權，聯系作者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