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漫（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譚媛媛（鄭州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編者按：陳垣校長擔任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達45年，他研究了一輩子中國史，深愛了91年自己的祖國，結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國史里面動人的篇章。

既是“國寶”，當走出北師大，其智慧之光為全體國民共享。陳垣圖書館（江門市蓬江區圖書館）整理陳垣校長各類資料，委托梅明顧問作公益發布，以方便學術研究，推動教育進步。）

（摘要）20世紀前期是中國傳統學術向近代的過渡階段，加之殷墟甲骨、漢晉木簡、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新材料的發掘使用，舊學與西學相互滌蕩，以及時代的變遷，學術研究亦呈現新趨勢、新轉折和新面貌。

陳垣積極回應時代需求，總結舊學、結合西學，批判創新，與社會思潮相互成就，其間他創立史源學，開創宗教史研究，進一步推進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和校勘學研究的科學化、系統化和條理化，為近代古文獻學發展提供了科學范式，并以嚴謹縝密的考證和類例方法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文獻學學科基礎。

（關鍵詞）20世紀初；陳垣；古文獻學成就；時代意義

輔仁大學

陳垣先生（1880-1971）是我國著名的教育家、史學家，他的教育成就和史學成就備受世人稱道。前賢對此進行了多方面探討，主要呈現出以下研究特色：

一是陳垣作為一代史學宗師，總結其在史源學、目錄學、校勘學、宗教史等各方面的成就。代表性成果如吳懷祺的《陳垣先生在歷史文獻學上的貢獻》、許殿才的《陳垣在近代史學領域的開拓》等，討論了陳垣在中國近現代文獻學、史學建設等方面的貢獻。

二是陳垣史學思想的內涵、民族史學特點。代表性成果如周少川先生的《陳垣的民族史觀》，系統論述了陳垣學術研究中的民族情感及其民族史研究特點； 牛潤珍的《民國史學與宋學——以陳垣先生為例》以陳垣學術思想中清學與宋學的階段性轉變為角度，重新梳理了陳垣著史思想的轉折。

三是陳垣學術長編、相關史料匯編成果，如陳垣門生弟子及后人編寫陳垣年譜、將陳垣生前來往書信和雜文等進行整理，為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系統和豐贍的史料支撐。

2011年以來，以牛潤珍的《劉乃和先生與“陳學”的創建及發展》、周少川的《與時共奮：陳垣對20世紀中國史學的貢獻與影響》為代表，推進了“時代命題與陳垣先生學術貢獻”的研究思考。

綜上，關于陳垣把握時代脈搏和需求，以批判創新的精神積極進行學術的創新性發展等方向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擬以其在古文獻學領域的成就為切人點進行探討。

一、陳垣生平

陳垣，廣東新會人，字援庵，別號援庵居士，又名援國，出身于藥商家庭。幼時隨父親至廣州，入私塾接受《大學》《中庸》《孟子》等儒家十三經的教育。

1897年，即18歲那年，人京參加“光緒帝三旬萬壽恩科”鄉試，未中，之后舍八股以經世致用。

1905年，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推動下，與潘達微、高劍父等幾位友人創辦《時事畫報》。

1911年又兼任《震旦日報》編輯，撰寫時論文章，以此為反帝反清的武器。

1912年任北洋政府眾議院議員，1921年任教育部次長，代理部務。

1922年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此后歷任京師圖書館館長、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兼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等職，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陳垣學術中嚴謹求實的精神與他早年學醫、教醫和從醫的經歷有必然的關系。受世業中藥的家庭影響，1907年陳垣考入美國教會創辦的博濟醫學院，學西醫。

次年，因博濟醫學院歧視中國師生，憤而與友人創辦光華醫學堂，轉入光華讀書，并任該校理事，同時在《醫學衛生報》等刊物發表文章，普及醫學史和醫藥衛生知識。

光華醫學堂畢業后，留校任教，講人體解剖學和生理學等課。這些經歷為后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嚴謹的科學基礎。

陳垣早年希望撰寫一部中國的基督教史，從而與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的創辦人英斂之(1867-1926)有了往來。

1926年英斂之辭世，臨終前將輔仁社交托于陳垣。

1927年輔仁社更名輔仁大學，陳垣任校長，直至1952年。在陳垣的管理下，輔仁大學發展成京師著名學府。

七七事變爆發后，北平成為淪陷區，一些高校相繼轉移，輔仁大學在淪陷區孑然屹立，陳垣也仍舊堅守在大學講壇，講述顧炎武《日知錄》、全祖望《鮚埼亭集》，以濃郁的民族情結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1945年6月與選修《史源學實習》的同學

陳垣是一位大教育家，素養豐贍，終生教書育人，桃李天下，培養了如劉乃和、柴德賡、牟潤孫、啟功、周祖謨、史念海、蔡尚思、史樹青、來新夏等諸多著名學者。

他與門生弟子進行學術間的交流，讓學生直接參與校注整理等工作，創建了年代學、史源學、避諱學等新學科，為古文獻學學科的建立和迅速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陳垣擔任輔仁大學校長時，親自選文、編寫、核校，編纂《大一國文讀本》一書。

陳垣在諭子書信中提到對國文學習的要求：“能執筆達心所欲言，用虛字不誤。”即令行文富有文學表意的氣勢，同時又要兼顧語言的真實嚴謹性。

陳智超在《〈大一國文讀本〉導言》中說：“他所選的課文，都是既有高超的寫作技巧，又有豐富思想內容的散文，是中國文化經典的一部分。學生通過教師講授、自己朗讀、背誦，沉浸其中，對他一生的積極影響是巨大的，而青年是祖國的未來。”

《大一國文讀本》編排以選文的方式展現了陳垣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所思考的“教給誰”“為何教”和“如何教”的教育教學思想和原則。

陳垣諭子說:“無友不可以成學。”在與友人的交往中，他認識到各自的長短，彼此取長補短，互相切磋。

陳垣和陳寅恪、胡適私誼很好。

1930年，陳寅恪寫成《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后送陳垣閱正，陳垣指出首段誤檢年表，存有訛誤，之后陳寅恪仔細檢閱，發現確實如此，并作出及時改正。

陳垣的3部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1923年）、《敦煌劫余錄》（1925年）、《明季滇黔佛教考》（1940年）均由陳寅恪作序。

陳寅恪說：“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

據陳垣后人陳智超回憶，1940年陳垣撰成《明季滇黔佛教考》后寫信對長子陳樂素說：“此書舍陳公外，無合適作序之人也。”

陳智超說：“祖父寫書請什么人寫序言最合適，都是考慮再三的。他有三部著作都是請寅恪先生寫序，就是說給祖父的書寫序最多的是寅恪先生，而寅恪先生給別人寫序寫得最多的也是陳垣先生。”

1923年，胡適在北大《國學季刊》發表《發刊宣言》，提出“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史學研究的范圍”。

同年，陳垣在《國學季刊》上相繼發表《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摩尼教殘經》《元西域人華化考》，以實際行動在學術研究中開辟新領域，實踐新方法。

此后陳垣、胡適兩人的交往逐漸密切，以書信為主探討學問。

《陳垣來往書信集》中所收胡適來信36通，其交往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胡適談元秘史

胡適說：“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1933年尹炎武致陳垣信函謂：“邂逅季剛、逖先，偶談及當世史學鉅子，近百年來橫絕一世者，實為足下一人，聞者無異辭。”

同年，法國學者伯希和來到中國，與陳垣建立了直接的學術往來。伯希和對陳垣的道德學問極為推崇，在離開中國前對胡適等前來送行的人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

伯希和將自己所著《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等寄贈給陳垣，以示尊重和信賴。

此外，陳垣與傅斯年、岑仲勉、桑原騭藏、富士川等諸多學者之間的學術往來，以及陳垣與其門生弟子之間的學術交流譜寫了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華麗篇章，展示了其作為教育家、學問家、為人師、為人友的磊落風采。

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價說：“陳垣氏為現在中國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中國雖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

學者陳高華評價說：“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陳垣先生是20世紀我國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這方面的論著，迄今仍是這門學科研究者必讀的著作，具有指導意義。”

白壽彝說：“援庵先生的史學，以歷史考據方面最有成就”，“援庵先生的考據工作，是從學習錢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遠遠超過錢大昕和乾嘉年間的考據家”。

許冠三評價陳垣的文體自成一格：“論樸實，極類顧炎武；論簡賅，直逼王國維；論明白通曉，可敵胡適之。”

1951年11月，毛主席在懷仁堂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

作為“國寶”的陳垣先生堪稱一代史學宗師，在學術研究方面作出了大量奠基性、總結性、創新性的成績，極大地推動了近代古文獻學、史學學科的發展。

二、陳垣的古文獻學成就

白壽彝認為陳垣“以數十年的工作成績，為中國史學留下了豐富的遺產”，“對中國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對歷史文獻學的建基工作，包含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幾個方面”。

從“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 的理解出發，茲將陳垣在史源學、宗教學、目錄學、年代學、史諱學、校勘學等領域的突出成就與時代意義結合，梳理闡釋如下。

（一）史源學成就

陳垣說：“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指出在文獻閱讀與研究中，要實事求是，敢于質疑。陳垣繼承了歷代史家重視史源考證的精神，進一步開創史源學研究，成為20世紀初古文獻學研究的一大創新，為古文獻學研究開創了可以系統遵循的法式。

陳垣重視史料的來源和考證，然而“空言不能舉例，講授不便，貴乎實習”？，由此專門在高校開設“史源學實習”課程，以史學名著作為選定教材，主要選擇了顧炎武《日知錄》、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等，對這些著作抄錄、句讀、考釋，讓學生考辨這些著作引用史實所易出現的錯誤，從而樹立不盲信、不崇古的態度。

在學生進行古文獻考釋之前，陳垣往往自己先寫一篇示范文章，對相關史料進行考證，“指出前人史學著作的疏謬及造成疏謬的原因，用實例告訴學生在掌握和運用史料中應使用的方法及注意的問題”。

由于史源學需要追本溯源、綜合運用版本、目錄、校勘等方法進行系統考證，學生在了解到前人著述的疏謬及其原因的同時，逐步培養了古文獻學辨偽的精神，提升了鑒別史料、應用史料的本領，在史料搜集、甄別、編次等方面得到了系統訓練，樹立起獨立思考和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

史源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由陳垣開創，是其在古文獻學領域研究和實踐教學之基礎上的系統總結，其目的是要指引治學者全面把握第一手材料，求真務實，消除空疏學風，為學術研究培養人才。

（二）宗教史成就

陳垣是中國宗教史研究的開拓者。許冠三認為：“援庵生平著作確是始終以宗教史為主，實無可置疑。”

陳寅恪在為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中說：“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

黎志添在2003年出版的新著自序中稱：“五四以來，能夠長期及有系統地進行宗教史研究的中國學者中，以陳垣的成就和貢獻最大。”

陳智超說：“陳垣研究宗教史，是把宗教作為一種歷史現象、社會現象，著重研究它的流傳以及與政治、文化、經濟的關系，而不研究他的教義。”

宗教在我國有長久的歷史，宗教典籍和研究宗教的著作也有很多，但是把宗教納入歷史研究的范圍并系統整理宗教的歷史活動，則自陳垣始。

陳垣認為：“中國佛教史籍恒與列朝史事有關，不參稽而旁考之，則每有窒礙難通之史跡。”

1941年，他撰成《中國佛教史籍概論》，收佛教典籍35種，將六朝以來的佛教史籍以成書年代為序，對書名、作者、卷數、版本、內容體例、史料價值等進行了分析。

陳垣以宗教為題材進行宗教史的研究，涉及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多種，且利用了大量筆記文集、地方志、碑文等史料，極大豐富了宗教史研究的內容，撰寫出《元也里可溫教考》《基督教史目錄》《開封一賜樂業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元基督教徒之華學》《回回教入中國史略》《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多部論著。

其中，《元西域人華化考》是“他個人自認最滿意的杰作，同時也是新史學摸索前進中罕見的佳構”。

在宗教史研究上，陳垣明確其著述目的，例如在《元也里可溫教考》一書中提到：“此書之目的，在專以漢文史料，證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

他的宗教研究論著大多以“入華”“華化”為題，探討中外文化的交通，闡發外來宗教對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表明以中華文化為中心的立場，為中國史學的民族化、世界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陳垣對宗教史的研究，始終保持客觀、存疑的態度，這種態度與他重考據的學風分割不開。

陳垣認為教外典籍“可補教史之不足”，“可正教史之偶誤”，“可與教史相參證”，“可見疑忌者之心理”， 指出教外的典籍文獻可用來與教內文獻互相校對、相互參證，訂正訛誤、補充史實；對于各種宗教，陳垣始終秉持平等和尊重的原則，反對各宗教之間相互抵牾，反對傳統儒家對外來宗教的偏見。

陳垣宗教史研究擴大史料的運用范圍，改變傳統宗教史的研究方法和態度，對現代意義上的宗教學術研究具有開創之功，其民族化的宗教史觀更是學術研究和社會現實的緊密結合，經世致用意義尤為顯著。

（三）目錄學成就

陳垣以目錄學為治史的門徑，早年精研《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張之洞《書目答問》中“列舉很多書名，下面注著這書有多少卷，是誰所作，什么刻本好。我一看，覺得這是個門路，就漸漸學會按著目錄買自己需要的書看”。

陳垣對目錄學的繼承發展集中體現在他對《四庫全書》、佛教典籍和敦煌文獻的目錄編制上。

他根據趙懷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對文津閣《四庫全書》進行核查，初步校出有書無目、有目無書、書名不符、卷數不合等狀況，并全面認識了《四庫全書》征書、編撰、篡改、銷毀等情況，撰寫《文津閣四庫全書冊數頁數表》《四庫全書考異》《四庫全書纂修始末》《四庫書名錄四庫撰人錄》等5部著作，在實踐中推進了目錄學的完善和發展。

1930年陳垣將北平圖書館所藏8000余軸殘卷敦煌寫本進行整理，“分部別居，稽核同異，編為目錄” ，名為《敦煌劫余錄》，凡14卷。

他結合中國傳統目錄學，“略仿趙明誠《金石錄》前十卷體式，每軸著其原號、起止、紙數、行數及內容”，并結合近代西方索引的編纂方法和體例，按佛經種類編次。

胡適、陳寅恪對此書評價頗高，“誠治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其考訂之詳，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 ，認為此書是敦煌學者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書，其考訂之詳、檢閱之便，為海內外敦煌目錄學中最佳。

陳垣的目錄學研究能夠與考證、校勘、辨偽以及史學、地理學等不同的方法和學科緊密結合，綜合考察。

他在《余嘉錫論學雜著序》中說，研究目錄學“并不僅僅限于鑒別版本，校讎文字，而是由提要上溯目錄學的源流，旁及校勘學的方法，并且能研究、探討學術發展的過程，熟悉歷代官制、地理、史學”。

這給目錄學研究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他還主張將傳統目錄學的編制方法與近代索引編制方法相結合，在《中國史料整理的方法》中，提出對古文獻編制索引、篇目以及專題資料匯編等編制方法和要求，成為今天索引編制工作的指導原則。

（四）年代學成就

陳垣通過編制換算歷表，豐富發展了年代學。

19世紀以來，隨著中西交通史、邊疆史、伊斯蘭教史的研究，伊斯蘭歷與西歷被廣泛傳入我國。史學研究中，中歷、伊斯蘭歷、西歷的年代換算和統一問題日益突出。

陳垣在撰寫《元也里可溫教考》的時候，參考洪均《元史譯文證補》，因該書多用西歷或伊斯蘭歷紀事，使他開始注意中外紀年的問題，編制3歷換算的歷表。

陳垣以顧棟高、劉羲叟等人的年代學著作為參考，考訂2000年來中歷的朔閏，撰成《二十史朔閏表》（1926年），如此中歷每月的初一與西歷或伊斯蘭歷相對應的日期即可按表查明；又根據西歷4年1閏的特點，以西歷為基準，將考訂的中歷的朔閏和伊斯蘭歷的月首填入，撰成《中西回史日歷》20卷，使3歷中的任何一天均可按列表查出相應的日期。

陳垣對年代學的開創性工作，為史學考證提供科學支撐。

中西歷法計算方法不同，二者一年間少者相差10余日，多者相差50余日。伊斯蘭歷不置閏月，因此過三十二三年就與中西歷差一年，積100年即與中西歷差3年。

陳垣始把伊斯蘭歷與中西歷的換算體例固定下來，使這3種歷法的換算極為簡便，為中外史料的運用與相互比較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陳慶年盛贊：“展讀一過，曾嘆為史界未有之作。”

胡適說：“此書在史學上的用處，凡做過精密的考證的人皆能明了”，“給世界治史學的人作一種極有用的工具”。

陳垣先生繼承前賢關于歷史年代的考證成果，結合近代西方天文歷算知識，考訂史實和年代，編制歷表，為史學研究提供了便捷。

《中西回史日歷》重印說

（五）史諱學成就

避諱是我國古代社會特有的現象，在典籍中有突出的反映。不同朝代所諱不同，避諱方法不同，導致典籍書寫情況變得復雜，甚至前代典籍被篡改的情況也層出不窮，使不得其法的人難窺原貌。

對此，陳垣認為：“流弊足以淆亂古書，然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凝滯，辨別古文書之真偽及時代，識者便焉。蓋諱字各朝不同，不啻為時代之標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

讀史不懂避諱，是很困難的，但若相反的具有這方面的素養，不但對古籍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可推其源，還可以利用避諱進行文獻辨偽和史料考證。

陳垣研究前人著作和有關避諱的記載，舉例歸納，探求規律，撰成《史諱舉例》(1928年)、《通鑒胡注表微·避諱篇》（1945年）等書。

陳垣說：“避諱為民國以前吾國特有之體制，故史書上之記載，有待于以避諱解釋者甚眾，不講避諱學，不足以讀中國之史也，吾昔撰《史諱舉例》問世，職為是焉。”

其撰述目的在于總結避諱史，揭示歷朝避諱的路徑。

《史諱舉例》共8卷、6萬余言，所論“以史為主，體裁略仿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全書內容編排為：“第一避諱所用之方法；第二避諱之種類；第三避諱改事實；第四因避諱而生之訛異；第五避諱學應注意之事項；第六不講避諱學之貽誤；第七避諱學之利用；第八歷朝諱例。”

《史諱舉例》對我國避諱知識作了系統總結，為人們在讀書治學的道路上提供了指引，“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也”。

陳垣在廣泛搜集和整理古文獻的基礎上，首次將歷史上的避諱問題作了詳盡、切實和系統的分析與總結，提出避諱學方法論，使避諱學研究規律化、系統化和科學化，史諱學成為史學研究中一門必不可少的工具之學，《史諱舉例》被稱為“校讀古書、研究古史的必備參考讀物”。

胡適專門為此書撰寫評論:“陳先生此書，一面是結避諱制度的總賬，一面又是把避諱學做成史學的新工具。它的重要貢獻，是我十分了解的，十分欽佩的。”

（六）校勘學成就

陳垣重視并精于校勘，他認為：“校勘為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善學也。”

他校勘的目的也不局限于幾部著作的成果，而是要找出從個體到一般，從具體類例分析到普遍歸納的校勘理論和方法。

陳垣在校勘《元典章》時，用5種本子同沈刻本《元典章》對勘，發現沈刻本訛誤、衍脫、顛倒、妄改之處多達1.2萬余條，他從中挑選出十分之一具有代表性的內容，分為50類，加以解釋說明，指出錯誤的原因和依據，撰成《元典章校補釋例》6卷（1934年），后改名為《校勘學釋例》。

陳垣總結了校勘古籍的通例與系統的校勘方法，提出“校勘四法”，即對校、本校、他校、理校。

他指出：“對校法，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

又言：“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后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吳縝之《新唐書糾謬》、汪輝祖之《元史本證》，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

又言：“他校法者，以他法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

在說明理校法時，陳垣指出：“遇無古本可據，或數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

對校是校版本，本校校異同，他校校真偽，理校定是非，在具體的工作中綜合靈活運用。

許冠三評論此四法：“既是總結前賢心血結晶的承先之作，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獻鑒定學的啟后之作。”

此后這四法被學界公認為校勘古籍應當遵循的科學原則。

陳垣還將校勘方法與歷史考證密切結合。以校勘實踐為基礎，用近代科學方法，將傳統校勘的諸多方法、原則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層面作了深入、系統的說明，從而為校勘學的建立與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并為后來學者從事校勘工作提供理論指導，其所總結出的校勘原則至今仍然奉為圭臬。

胡適為《校勘學釋例》作序曰：“陳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偉大工作，也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

陳垣治史善于用民族和世界的眼光，不囿于己見，充分發掘利用各種材料的學術價值，考據精密。

其治學，善于將學問與社會密切結合，關注社會轉型和思想轉變，調整治學方法。

因此他總結建立的史源學、年代學、史諱學等學科以及總結的校勘四法等，在古文獻學研究方面極具開創意義和時代價值，并將古文獻學引人了新的發展階段；他還以嚴謹縝密的考證和類例方法，堅實了歷史研究的基礎，其“竭澤而漁”的治學特點也給后來治學者提供了啟示，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等史學研究領域開辟了新路徑。

三、時代意義

學術思想與社會發展聯系緊密，學術思潮是學者和社會變革、社會需求之間發生的碰撞。

中國史學在20世紀初處于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變的階段，期間有進化史觀的引進、唯物史觀的學習和運用，以及理性精神的張揚。

先是嚴復翻譯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論原理，對封建傳統較為穩定的史學觀念以及治亂循環的理念無疑是極大的挑戰，后有梁啟超舉起史界革命的大旗，發表《新史學》，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以西方進化論為指導，掀起新史學思潮。

加之日本和歐美的著名學者浮田和民、魯濱孫、巴克爾等人的代表作翻譯出版引入國內，國外學者來華、留學生歸國，學術界充斥著中外不同的思想理念，一大批走在時代前沿的學者試圖借用西方史學研究經驗改造中國舊思想、舊學術。

而此時陳垣“土法為本，洋法為鑒”的治學特色和實踐成就體現出其在歷史轉折時期對于傳統學術的思考以及在崇洋浪潮中的守正出新。

（一）“土法為本，洋法為鑒”

19世紀末20世紀初，殷墟甲骨、漢晉木簡、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等大批材料陸續面世，這是過去任何時代不能相比的。

王國維說：“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出土文獻和新檔案的整理利用，成為當時學術界的標志性事件；由此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史學理論，如胡適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崇尚赫胥黎的“拿證據來”和杜威的“實驗主義”；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用“歷史演進的方法”考訂史實的真偽。

對此新情況，陳垣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

陳垣駁斥那些過度夸大贊揚西方文化思想的民族虛無主義論者，主張建立本土化、民族化的史學，在推動傳統史學的近代化進程中切實地投入了實際行動。

首先，陳垣批判繼承了傳統史家的校勘、避諱、考證等方法，自覺遵循傳統考據學實事求是、多聞闕疑的治學原則，尤其推崇趙翼、錢大昕、顧炎武、王鳴盛等人。

對清人取得的避諱學成就，他說：“清朝史學家如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趙氏《陔余叢考》、王氏《十七史商榷》、王氏《金石萃編》等，對于避諱，亦皆有特別著錄之條。錢氏《廿二史考異》中，以避諱解釋疑難者尤多，徒因散在諸書，未能為有系統之董理。”

陳垣對這些學者的治學方法不是一味推崇，而是客觀嚴謹的批判，他從史源學角度指出“錯誤以《札記》為最多，《鮚埼》次之,《日知》最少。”

陳垣以中國傳統史學為基點，對傳入中國的西方學術及理念有選擇地取用，結合近代西方科學方法，在目錄、校勘、避諱等方面糾改傳統學術的弊病，使之趨于科學化、系統化、條理化，創立史源學，為系統整理古籍史料提供了科學的方法論，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文獻學學科基礎。

其次，陳垣最早認識到了敦煌文書、明清檔案文獻的重要價值，直接參與敦煌文書的整理工作，為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著錄編目，對國內余存敦煌文獻收集整理，撰成《敦煌劫余錄》，拉開了國內敦煌學研究的序幕。

陳垣設法將內閣大庫和軍機處明清檔案文獻接收、收購，人館保存，提出“整理檔案八法”，即結合了西方科學的索引編目思想，為指導此后的實踐提供了重要遵循，居功甚偉。

陳垣在《中國史料整理的方法》引言中提及整理史料的原因時，強調說：“我們現在因為交通便利東西文化接觸的結果，把范圍擴大到全世界去；這么一來，我們若是不想法子先把中國的史料整理起來，就不免要興莊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之嘆了。”

我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典籍資料，若不整理，只能束之高閣，若能以系統、有效的方法整理出來，那將對讀書治學提供了極好的便利。

陳垣搜集發掘傳統文獻中的方志、碑刻、佛道經藏等其他學者未曾注意的材料作為文獻資料，擴展史料的采擇范圍，竭澤而漁。

他還繼承發揚清代優良的學術傳統，“有第一手材料，決不用第二手材料”；為保證史料的學術價值，進一步開創了探求史料來源，辨別史料優劣的史源學，所取得的成績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最后，陳垣以傳統考據學為基礎，借鑒西方史學研究方法。陳垣在決心將“新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的同時，并沒有妨礙他以西學為鑒。

牟潤孫在《從〈通鑒胡注表微〉論援庵先師的史學》一文中明確指出：“陳先生極注意研究史學的方法，他能讀日文書，通過日本人的翻譯，他讀了西洋人的史學方法論。”

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揭示陳垣的治學特色和學術路徑，道出一是以中國和外國的關系為研究對象，二是具有科學的研究方法。

陳垣開辟宗教史研究，以“古教四考”為代表，致力于外教人華的歷史探討，在伯希和、王國維之后，撰成《摩尼教入中國考》，“亦可能是源于伯文的啟發”。

陳寅恪在重刻《元西域人華化考》序文中肯定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

對西學的有機借鑒，并使中西學術有機融合，成為陳垣留給后世的成功治學經驗。

（二）“提倡有意義之史學”

陳垣推崇乾嘉樸學，注重考據，九一八事變后，更加重視史學的經世功用，推崇顧炎武、全祖望，彰顯出其顯著的民族史學風格。

他說：“至于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后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近又進一步，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故前兩年講《日知錄》，今年講《鮚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習，不徒為精密之考證而已。”

陳垣于抗戰期間編著6書，自言：“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

陳垣以著述為途徑，痛批社會現狀，激勵人們的抗爭意志，并在高校課堂講述歷史上的忠臣義士，彰顯民族氣節和愛國志氣。

在陳垣所著書中，劉乃和認為，《通鑒胡注表微》為其師“著作里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是“嘔心瀝血之作”。

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史學家開始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歷史研究，陳垣的史學思想也于此時發生轉變。

他積極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參與歷史學科建設和歷史重大問題的討論，進一步深人認識到學術與政治的聯系及歷史研究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的主旨。

陳垣逝后，邵循正先生對其評價曰：“稽古到高年，終隨革命崇今用；校讎捐故技，不為乾嘉作殿軍。”

這不僅總結了陳垣一生的學術研究，而且揭示了其與時俱進、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與堅持。

四、結語

陳垣為中國古文獻學開辟新領域的底蘊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中國民族史學的熱愛，二是對西方近代科學精神的汲取。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陳垣以豐厚的傳統學術為奠基，善于總結并使之系統化、條理化結合對新史料的搜集、考證和利用，發凡起例，在史源學、史諱學、敦煌學、四庫學、宗教史、明清史等方面均作出了創新性的貢獻，為古文獻學發展提供了科學范式，并以嚴謹縝密的考證和類例方法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文獻學學科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