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輝

王元化先生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三十日生于湖北武昌，祖籍為江陵。

王元化是一位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著名學者、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當代文藝理論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學術史研究上開辟新路，他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是中國學術界的標志性領軍人物。

他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解放之后，王元化先生曾任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黨組成員、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文學處處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副社長等職。

一九五五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上海學術界也進行相應的批判活動。在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賈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連。一九八一年平反昭雪后，王元化先生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后來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杭州大學名譽教授，中國作家協會顧問等。

那些日子，我會去王元化先生家中看他。后來，王元化先生住到衡山賓館，我也會去看看他，請他談《“五四”再認識——關于歷史反思的思維模式與方法》的過程。

在王元化先生筆下，他會談基督教家庭與清華學風的蔓延故事。他這樣談到：

問：我想找不同方面的人士，就我所感興趣的、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比較重要的歷史、文化、思想諸方面的一些專題做一系列對話。我希望您能結合自身的思想學術發展道路，談一談對于“五四”的看法。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想是否可以先圍繞您個人的經歷談一談。

答：可以。

問：我首先感興趣的是前不久才知道您的家庭背景是一個基督教家庭。您父母都是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

答：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時候也受過洗。

問：但您后來成為了共產黨員，與基督教還有什么聯系嗎？

答：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還會發生潛在的影響。

問：我在與陳思和談中國教育問題時，我們談到對近、現代史上的教會和教會學校的研究還不夠，所以我覺得中國關于教會學校的研究應該加強，過去僅僅把這說成是帝國主義文化對中國的侵略，未免太簡單化了。

答：這樣說是不太妥當。我的外祖父桂美鵬是沙市的一名傳教士，他是基督教圣公會第一位由中國人擔任的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會務。當時的圣公會和長沙的長老會是支持辛亥革命的，沙市的圣公會曾幫助成立日知會，這是一個帶有維新色彩的團體，創辦了書報展覽室和分班授課的學校，這所學校就以美鵬命名。

由于日知會支持孫中山，還發生過一位教士被清廷逮捕殺害的事情。黃興參加基督教就是在沙市，這些情況我沒有聽父母說過，還是最近讀陸淡林的《革命史譚》才知道的。

問：二十世紀教會學校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文學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出自教會學校，有的甚至受過洗禮。像冰心、老舍、林語堂等。您的學術功底與教會學校也有關系吧？兩個姐姐都是燕京大學的，還有一個妹妹是圣約翰大學的。

答：我中學讀的是教會學堂，讀大學時已經抗戰了，我參加了救亡運動，讀的大學不是教會學堂，而且我也沒有讀完大學。

問：您認為您是否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具體在哪些方面？這容易回答嗎？

答：如果說基督教對我有什么影響，那恐怕就是《新約》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十九世紀的作品，無論是俄國的、法國的、英國的、德國的……大抵都浸染了這種精神。這些作品是我喜愛的。

這一點，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日偽統治時期說到過：“上海成了一個恐怖世界，我的許多藏書都自行銷毀了，自然更談不到發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卻使我可以沉靜地思考。我對教條主義感到了厭倦。浸透著人文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紀文學，幾乎成了我當時的惟一讀物，引發了我的濃厚興趣。也許這是由于小時在家庭受到基督教義的影響，使我對這些文學作品產生一種認同感吧。”

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紀文學仍是我最喜愛的讀物。解放后，我沒有在文章中談過蘇聯的作家和作品，因為引不起我的興趣。我談到過的是莎士比亞、費爾丁、狄更斯、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自然還有許多我喜歡而沒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十九世紀浸染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

問：您自小和父母生活在清華大學，我看材料說在巴黎的美術家熊秉明小時候跟您在一起，他是比您大吧？

答：是的，我曾談起過這件事。后來一位友人告訴我，有人見到他問起，他說他那時太小記不得了。我那時雖然比他大兩歲，但也只有七八歲。我們都住在清華園的西院，他父親是熊慶來。

不過，我在清華園經常在一起玩的童年友伴倒不是他，而是住在南園時的一些小朋友，他們是李廣誠先生家的增德、華妹，馬約翰先生家的啟偉、佩倫，趙元任先生家的如蘭、新那，梅貽琦先生家的祖彬、祖彤，虞振鏞先生家的佩曹、佩蘭，楊光弼先生家的大田、二田等。那時王國維的兒子也在南園，但他們比較大，沒有在一起玩過。

問：您把書齋起名為“清園”，與清華大學有關吧？那里的環境對您是不是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答：我的童年是在清華園度過的，自然那里常會引起我的懷念。清華留給我的印象是整潔有序，是潛心攻讀的好地方。后來，進了城，脫離了大學校園的環境。

問：您與北大有什么接觸嗎？北大與清華一般認為在風格和傳統上是有區別的，您怎樣看呢？

答：我和北大沒有什么接觸，只記得我在城里讀小學三年級時到北大去過一次。我不記得是為了什么節日，老師準備帶我們去那里表演節目，北京大學在我們心中是神圣的。很早我們就在學校認真地排練，那一天終于來到了。

可是到了北大，還沒有表演，就聽到里面傳出一片亂糟糟的聲音，兩幫學生正在里面爭吵，越吵越厲害，我們嚇得不得了。節目演不成了，老師只得掩護我們回去。這是我第一次所得到的北大印象。不過后來我對它有了另一種看法。

我覺得那里可以不受什么約束，上課很隨便，不是北大的學生也可以去旁聽，沒有人管，自由自在。但是真正值得贊揚的卻是北大的辦學方針。我認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精神是十分可貴的。可惜這種尊重不同學術見解的兼收并蓄精神后來并沒有得到認真貫徹。有些人在這個問題上往往從蔡元培移到陳獨秀那種“不容許討論”的立場上去了。

我十分向往過去北大的自由空氣，但是在治學方面，我還是傾向于清華的那種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

問：清華大學是美國用庚子賠款修建的，在辦學方針和風格上是不是具有明顯的美國式特點？

答：早期的清華在辦學上受到美國大學教育模式的影響，包括校園的風習，如新生入校的“拖尸”；又如每逢10月31日夜間，大禮堂熄滅了燈火，學生用挖空心的南瓜罩在頭上過萬圣節(鬼節)；還有在大禮堂前草坪上的一棵大樹頂端懸一面旗幟，由參賽學生去奪旗，以分勝負……諸如此類都是美國化的，這我并不欣賞。

但是清華從美國引進政治與學術分開來的教育原則和治學態度，我認為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意義。

我們太重功利，不承認學術的獨立地位，必須使它依附學術以外的其他目的。后來更是強調政治統帥一切，把立場態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立場態度來判定真理和是非。有人曾引王安石的話，稱這種偏向是“其道未足以為己，而其志已在于為人”的急性病。其實政治是不能缺少學術思想的基礎的。

近代以來政治素質的低落和學術思想的衰微是有關聯的。前幾年我提出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也正是為了說明同一道理。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我覺得清華在治學態度上所顯示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這里我想順便說一件事，王瑤生前對我說過，他后來從清華分配到北大教書，但他不認為自己是北大人，而是清華人。這話也含有對治學態度的看法。

問：是不是可以這么說，您從小接受的基督教影響和清華學風的影響，對您這些年的歷史反思起到一定作用。您的反思與宗教的懺悔、反省有無關系？在形態上是一回事嗎？

答：沒有你說的什么宗教的懺悔心情。一個人反思自己的思想有錯誤加以糾正，就像走路跌倒爬起來再想想怎么走一樣，這是出于思想認識上的偏差，或由于經驗不足所引起的，試問它和宗教的懺悔有什么關系呢？“反思”這個詞本是黑格爾哲學用語(nachdenken),它原來的意思是“反思以思想本身為內容，力求思想自覺為思想”。

這和我們今天通用的反思概念有些不同，我們已經把檢討自己思想的意思注入到里面去了。這幾年我為什么要進行反思呢？二十世紀就要走完了，現在回顧一下，可以知道哪些做對了，哪些需要糾正。

我這樣做并不是第一次。將近二十年前，我在《對文學的真實思考》一文中就提到四十年代初我對自己的文學觀點作過反省(見《文學沉思錄》)。那次反思使我后來終于擺脫了教條主義。這一經驗也是促成我現在反思的一個原因。

丁聰先生曾經為王元化畫過這幅肖像。王元化自述寫道：“我在荊棘叢生的理論道路上，歷經劫難，雖一再蹉跎，有過猶豫，有過彷徨，也走過彎路，但沒有作過違心之論，我始終信守為學不坐媚時語的原則。”這的確是王先生的一生經歷的坎坷與蔓延。

丁聰畫王元化肖像

胡曉明也曾這樣寫道：“先生的面相其實很一般，但最有個性的正是那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像煤炭語言一樣亮，甚至一樣灼人。他就是這樣久久地注視著所有的人。惟其是這樣一種人，所以他敢怒敢言，絕不只說半句話。”這就是胡曉明內心的話。

后來，王元化先生曾寄來幾封信與我。

1

輝兄：

大作收到后已拜讀，前塵往事，令人不勝感慨系之。

五月三日文匯讀書周報發表我回憶錄之一，不知見到否？

祝好！

王元化

2

輝兄：

我們這次合作持續頗久，大家都有點筋疲力盡，現在總算圓滿收場，可以大舒一口氣了。

你要的書稿，幸好未丟，現奉上。倘兄能從中抽出一張攝影給我，則甚感。（因文藝部出畫傳要用，我的書稿都丟了。）倘太費事，則算了，我也是順便一提的。

照片寄上我和胡曉明去年在臺同游花蓮所攝。但我希望只用我一個人的，電腦可處理。處理后請將原件賜還。不知你認為這張尚可用否？我喜歡背后在群山中一片茫茫的境界。

祝好！

王元化

3/12

3

李輝同志：

奉上剪報一張供參考。《世紀之問》望寄兩本給我，謝謝。

祝好！

王元化

五月廿八日

4

李輝先生：

特快專遞寄來的大札并民國文庫附件敬悉。

十分感謝您對我的信任，邀我為文庫作序。最近我有兩個譯本將重印，一需修訂，一需寫長序。同時我又早已答應了別人為他們編印的近代學術叢書寫序，性質和重編差不多，倘再給您寫，想不出有什么新義，變成敷衍塞責，這將是很對不起您的雅意的。所以想來想去，我認為熟人中間，朱維錚先生可擔負此任。如您認為可以，請即復，我可從旁向朱說項，但未得您答復前，不便先向朱講。盼酌，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95.11.14午后

5

李輝兄：

十一月十八日手書奉悉，所附訪談稿亦收到。此事經我再三考慮，還是暫不發表。一、上次所談甚倉促，談胡風處多，談周揚極少，徜發就需補充，這是我目前做不到的。二、稿中多處或記時不夠準確，我發言過簡，語焉不詳，都需一一加以補充，甚至改寫，這也是我目前做不到的。三、余性拘謹，做一事，力求盡最大努力，而最不喜敷衍以塞責。這一點兄必能諒解，不加怪責，而成全我之愚直作風也。

但我答應兄，明年再約一時間細談我所知道的馮、周、胡事。此文用和兄對談形式發表（但我所談者要經我改定），作為我的回憶錄的一章。決不將此事用其他方式或交別人處理，如何？

不一一。

祝好！

王元化

十一月二十三日

6

輝兄：

此是你要的原稿，留作紀念吧。

王元化

一九九七年，王元化先生參加杭州大學百年校慶，他被介紹為“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而非“思想史的學者”，他由此感嘆“與過去相比，今日大學已成官場，大學不再以學者為榮，舉行校慶時，競以官階相炫”。

此時，他拿來與過去相比的參照是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梅主政時自比唱王帽的老生，在戲臺上名為皇帝，實為配角。他稱贊梅雖自然科學出身，卻中西文理兼通，治校自然有大學之謂、大師之相。

二〇〇一年，法國的大師級哲學家德里達來中國講學時，王元化作為大師級學者，受邀與德里達進行無比精彩的哲學對話。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美術館展出王元化先生的五十一幅書法作品。

王元化夫人張可女士，一九一九年出生于蘇州一世家，其伯祖父是民國初年曾任大總統府秘書長的張一麐，祖父張一鵬曾任蔡鍔秘書。父親張偉如留美學化學歸國，與蔡元培之子蔡無忌共事于上海商檢局。張可女士就讀于暨南大學時，受教于李健吾、孫大雨等，十八歲時即翻譯出版了奧尼爾的劇本《早點前》，并接下來演出其中的主角。

后來，她還排演過外國劇《鎖著的箱子》、曹禺的《家》、于玲的《女子公寓》、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等。一九三七年，當上海租界淪為“孤島”時，張可與共產黨員、學者王元化結識，并一起參與共產黨在上海文藝界的組織工作。

一九三八年，錦衣玉食家境里長大的張可女士加入共產黨，從此將自己的命運，和她的愛人、理想，義無反顧地編織在了一起。張可女士出身于蘇州書香世家，畢業于暨南大學外文系。

一九四八年王元化、張可夫婦的婚禮，就在上海基督教的教堂儀式中舉行。

王元化與張可夫婦

之后，張可夫人懷著兒子到處東躲西藏，躲避國民黨的大搜捕，受盡驚嚇，卻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丈夫。一九四九年，兒子王承義與新中國一起，來到張可的生活之中。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始。

于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后，張可就成為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的名教授。張可也是著名的翻譯家、戲劇理論家，與王元化一同翻譯莎士比亞研究論著，出版作品有《莎士比亞研究》《莎劇解讀》等專書。

王元化與張可夫婦的相伴，成為跨越時代的愛情傳奇。

羅銀勝筆下的《王元化和他的朋友們》，寫了王元化與黃宗英的故事。黃宗英談到王元化時說，“我們都叫他大哥”：

黃宗英老人與去世不久的王元化先生，是相知相交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提起元化先生，她說話有些哽咽。宗英老人介紹說：“那是早在一九四一年，只有十六歲的我，應長兄黃宗江信召到了上海，在黃佐臨主持的上海職業劇團學著演戲。不久我就在《浮生六記》中出演蕓娘，張可是當年我們劇團里最美、最有才學的女演員，她扮演‘我’的婆婆，大家有商有量，合作很愉快。那時，就遇見了王元化先生，他俊朗瀟灑，經常到劇團來看張可，我們都叫他大哥，他與張可真是天生的一對……”

我問：“元化先生與張可是在談戀愛嗎？”

“是的。”宗英老人答。

王元化經常去劇團“探班”,說明他已經愛上了張可。只不過他把深深的情愫藏在心頭，后來在真正的確定以后，張可說過：“王元化是一個很真誠的人，我喜歡王元化。”

宗英老人還說：“解放以后，我和趙丹也經常到元化大哥家去玩，聊天什么的，十分友善，他和張可都非常愛看趙丹和我演的電影……”

“孰料風云突變，‘文革’開始，我們都受罪!我和王元化、吳強、孔羅蓀、王西彥、杜宣、姚奔都在一個蔬菜勞改隊，巴金是后來到干校的，起初是在市里個別隔離的。每天都由我給他們派活兒……”

“這些‘反動權威’本性難移，認真讀‘洋、名、古’,認真寫‘大毒草’,認真種菜。我給他們示意可以馬虎點兒，慢著點兒，都‘不接領子(‘領子’是上海話，意謂領會)。我再也想象不出從來文質彬彬的王元化和杜宣這些先生們居然能赤膊掄鎬，挑糞桶。元化大哥曬得又黑又壯，像個奧賽羅，只不知他可憐的好妻子，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張可病得怎樣了。這對夫婦歷盡煎熬。張可是滿濤的妹妹。從反胡風起就受株連了；受慣株連的元化大哥，在抓‘五一六’分子時突然精神失常，非說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那時候被指定為衛生員，在輪流值班看住他時，我對他輕輕說：元化(省去大哥二字)那是革命小將的事，輪不上咱們，你也從來沒可能給他們搖鵝毛扇，你醒醒，想張可，沒事兒……’精神創傷是難以痊愈的，如今想起來，真像做夢樣……”

趙丹出生于一九一五年六月，二〇〇五年是趙丹先生誕辰九十周年。京、滬兩地舉行了紀念活動，在上海召開的趙丹誕辰九十周年追思會上，王元化發表講話，他說：

趙丹的一生是追求光明進步的一生，是追求藝術的一生，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還時時關注黨的文藝事業。

趙丹是真正懂藝術，真正熱愛藝術的人，他是一個把藝術當作自己生命的優秀藝術家。

趙丹最后的遺筆使我想到龔自珍曾經說過的話：庖丁之解牛，羿之射箭，僚之弄丸，伯牙之操琴，皆古之神技也。如果對庖丁說，不許多割一刀，也不許少割一刀；對伯牙說：只許志在高山，不許志在流水；對羿和僚說：只許東顧，不許西逐，否則我就要鞭打你。這樣一來，四個人的神技也就沒有了(原文今譯)。趙丹遺筆也是同樣要闡明藝術存在和藝術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王元化和他的朋友們》）

張可女士二〇〇六年八月六日逝世，享年八十七歲，王元化先生走進上海衡山路的禮拜堂為夫人張可送別。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王元化先生在瑞金醫院去世，享年八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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