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持續近十年的股東權利糾紛，2024年終于迎來了關鍵轉折。2024年8月，鄂爾多斯市銀基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稱“銀基公司”）法人王福厚收到了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的【2024內民終（2179號）】民事判決書（以下稱“（2179號）民事判決書”），該判決再次確認由于鄂爾多斯市錦恒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錦恒小貸公司”）于2015年做出的多個股東會決議、清算報告及注銷決議等多個重大決議中關于股東王福厚的簽字和手印系偽造、內容違法：錦恒小貸公司于2015年11月29日形成的債權轉讓股東會決議無效！

鄂爾多斯市中院的終審判決確認了王福厚并未參與2015年錦恒小額貸款公司作出的多個重大決議，會議記錄中的關于他本人的簽名均為偽造。然而令人質疑的是，王福厚在此前的幾次司法審判中一再請求主審法院對其簽名進行筆跡真偽鑒定，但是，他的這一合法請求均未被采納，導致他在自治區三級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幾輪判決中敗訴。程序正義的缺失，不僅剝奪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對司法公信力造成了不應有的負面影響。

2024內民終（2179號）判決書截圖

如今，原先敗訴的銀基房地產公司提交新的司法判決也就是（2179號）民事判決書作為再審新證據，強烈要求法院重新審理這起事關民營企業生死的債權糾紛案。

錦恒小貸的成立 影子股東與實控人

錦恒小貸公司成立于2010年，注冊資本1億元，作為地方性的小額貸款公司，并沒有從事過任何經營業務。工商登記顯示，公司由10名自然人股東均等持股，多方證據指向股權為邱燕林（45%）、王福厚（45%）和高麗君（10%）三人的手中，據王福厚稱，此公司日常的運營權掌握在邱燕林手中。

企查查查詢企業截圖

作為錦恒小貸的初創股東之一，王福厚本應該享有一定的公司決策權和參與公司治理的權利，但事與愿違。“當時國家對小額貸款公司股東持股比例有30%的限制，但所有的代持股東都是邱燕林找來的人，王福厚一個人都不認識。”一位接近王福厚的知情人士稱。這種“合規外衣”下的畸形股權結構，為日后控制權爭奪埋下隱患。

2015年，錦恒小貸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決議，包括股東會注銷決議、清算報告以及債權分配會議等關鍵文件。王福厚對此提出異議，堅稱自己并未參與當時的股東會議，且相關決議中的簽名和手印完全是偽造的。

三份關鍵股東會決議：簽名均系偽造

筆記堅定相關報告截圖

錦恒小貸公司日常運營實際由邱燕林掌控，2015年下半年，邱燕林開始啟動錦恒小貸公司的注銷程序。此時，邱燕林以公司擬清算為由，于2015年9月9日、11月28日和11月29日接連形成三份關鍵股東會決議：1. 同意公司注銷（2015年9月9日），2. 確認清算報告并同意注銷（2015年11月28日），清算報告稱公司9950.5萬元債權由三名實際股東“繼受”，這正是其對銀基公司主張的4350萬元債權來源。3. 將公司名下總額達9950.5萬元的債權“分配”給股東，包括邱燕林個人（2015年11月29日）。其中，僅2015年11月29日的這項決議，就包含了將4350萬元“債權”轉移給邱燕林本人，并通過其小貸公司與銀基公司簽署了《債權債務轉讓協議書》。另外，賈麗霞等8位自然人也簽署了虛假的《債權債務轉讓協議書》，這些協議成為后續起訴銀基公司的核心依據。

2015年11月，錦恒小貸公司又召開了一次股東會議，會議決議中包括注銷公司、清算以及債權分配等內容，而這幾次重要的公司股東會議都沒有通知王福厚參加。在之后的訴訟及多次庭審中，王福厚堅決否認自己參與了這幾次會議更沒有參與決議，他明確表示，會議記錄中的簽名和手印并非他本人所簽。據法院開庭提供的證據可以看出，王福厚2015年9月8日乘飛機到北京，2015年9月11日返回到鄂爾多斯；2015年9月9日簽訂股東決議時候王福厚根本沒有機會參加股東會，其簽字系他人偽造。

在雙方此后多次訴訟過程中，王福厚曾不斷向法院提出請求，王福厚回憶說，早在2016年法院一審時，他就當庭提出鑒定申請，明確指出決議中的簽名和手印是他人偽造。要求對自己在錦恒小貸公司相關決議中的簽名和手印進行筆跡鑒定。然而法院始終未采納他的這一申請，他認為法院裁定忽視了對他作為股東的基本權利保障，未能提供公平的司法程序。

重審判決系關鍵轉折 程序正義才體現公平公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法院應當根據案件的需要，依法采納相關證據。王福厚提出的筆跡鑒定申請，顯然是為了證明自己在多次錦恒小貸公司的決議中并未簽字。如果當時的主審法官能夠采納這一請求，可能會避免后續審判錯誤的發生。法院的拒絕使得王福厚在之前的判決中處于絕對劣勢，錯失了平等舉證的機會，也使得案件的裁判結果無法體現出司法過程中程序正義及公平公正的原則。

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2024年8月，鄂爾多斯市中院作出了重新審理的終審判決：從【(2024)內06民終2179號】判決書可以認定關于錦恒小貸公司股東會于2015年作出的一系列股東會決議均屬無效！

據“2179號”判決書可以看出，2015年9月9日，錦恒小貸公司股東會作出股東會決議，決議事項包括同意注銷錦恒小貸公司，成立清算組等內容。2015年11月28日，錦恒小貸公司作出清算報告，報告載明公司債權9950.5萬元，由實際出資人王福厚、邱燕林、高麗君繼受，其中王福厚繼受4477.73萬元，邱燕林繼受4477.73萬元，高麗君繼受995.04萬元等內容；同日，錦恒小貸公司股東會作出注銷決議，決議載明將錦恒小貸公司注銷以及注銷原因等內容。

基于此，2015年11月29日，錦恒小貸公司股東會作出案涉股東會決議，決議將公司債權9950.5萬元分配給邱燕林、王福厚、高麗君三名股東。已生效的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2018) 內0627民初2043號民事判決、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9)內06民終2228號民事判決以上述2015年9月9日的股東會決議、2015年11月28日的清算報告及注銷決議中王福厚的簽字系偽造、內容違法等為由確認無效。

該判決首次明確認定王福厚并未參與2015年的股東會議，鄂爾多斯市中院指出，會議記錄中所有簽名和手印均屬偽造，相關決議應當視為無效。

這一判決的意義重大，法院不僅認定了幾份公司決議“王福厚”的簽名被偽造，還指出這些偽造的簽名和手印直接影響了股東決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法院最終宣判，王福厚有權要求撤銷相關股東決議，并保障其作為股東的合法權益。

偽造簽名疑似背后操控，偽造行為或擔法律責任

經過多年的抗爭，王福厚終于迎來了正義的曙光初現。2024年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重新審理的終審判決，首次明確認定王福厚并未參與2015年的股東會議。法院指出，會議記錄中的所有簽名和手印均屬偽造，相關決議應當視為無效。

這一判決的意義重大。法院不僅認定了王福厚的簽名被偽造，還指出這些偽造的簽名和手印直接影響了股東決議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法院的判決不僅僅是對王福厚個人權利的恢復，更是對公司治理過程中程序正義的重新審視。股東會的決議必須依法進行，任何偽造簽名、未依法通知股東的行為都應視為無效。此舉為未來類似糾紛案件提供了重要的司法指導，也為公司股東提供了更多的法律保障。

此次案件中的關鍵問題在于，多份公司重要文件中關于王福厚的簽名和手印被認定為偽造，且這一系列行為并非偶然。王福厚懷疑，背后可能存在人為操控的意圖，即某些股東或公司高層為了推進不利于王福厚的決議，偽造了其簽名。偽造簽名的動機與后果，不僅損害了王福厚的股東權益，也可能對公司內部的決策程序產生長期負面影響。

偽造簽名的行為涉及嚴重的法律責任，根據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偽造簽名的行為構成民事侵權，嚴重者甚至可能觸犯刑法。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學博士生導師符啟林教授認為，在司法審判過程中，尤其是在涉及簽名真偽等關鍵證據的情況下，法院應當盡量保障當事人的合法訴訟權利，避免因程序不公而導致權利受損。雖然在本案中，相關責任人未被追究刑事責任，但這一行為仍然具有極大的法律風險，也為公司的治理結構帶來了信任危機。

全面推翻判決提起再審被否 維權之路依然漫長

2024內民終（2179號）判決書截圖

對于王福厚來說，這一場長達十年的訴訟之路充滿了艱辛。每一次法院的駁回、每一次筆跡鑒定申請的拒絕，都讓他對公平正義產生了深深的疑問。雖然鄂爾多斯市中院的【(2019)內06民終2228號】民事判決書及（2179號）民事判決書給了他公正公平，也為他恢復了股東身份和相關權利，但若想完全推翻之前因偽造王福厚簽名而獲益的幾次判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21年，王福厚所在的銀基公司與被申訴人邱燕林債權轉讓合同糾紛一案，因不服內蒙古高院(2017)內民終192號民事判決，向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申訴，隨后自治區檢察院提起民事再審檢察建議書向內蒙古高院提出再審檢察建議。

內蒙古高院2022年發出的民事決定書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邱燕林與錦恒小貸公司等8人簽訂的案涉債權轉讓協議無效，原審據此判決銀基公司償還案涉款項并無不當。”錦恒小貸公司于2015年11月29日召開股東會通過的《股東會決議》系邱燕林受讓上述債權的確認。因此該判決不足以推翻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17)內民終 192號民事判決。對內蒙古檢察院發出的民事再審檢察建議不予采納。

值得注意的是，內蒙古高院2022年發出民事決定時，最高法【民申5963號】民事判決書中還證明有效的債權轉讓協議書，現在已被2179號民事判決確定為無效協議，當時鄂爾多斯市中院的2179號民事判決還末作出，還沒有完全認定會議記錄中的所有簽名和手印均屬偽造，沒有根本上推翻錦恒公司相關決議應當視為無效，而現在作為最新且最直接的2179號民事判決已經推翻了原判決，因此王福厚認為維護自己權益之路依然能從司法途徑中獲得。

從本案中可以看出，程序正義在司法審判中的重要性，司法公信力的建立，不僅依賴于案件的實體公正，更需要每一個環節都能做到依法、公正、透明。在類似的股東糾紛案件中，如何保證公民基本權利不受侵害，如何避免法院因程序失當而導致不公判決，值得每一位法官和法律從業者深思。

這起長達十年的糾紛案件，雖然正義的回歸令人欣慰，但在這個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程序瑕疵，仍然值得我們警惕。司法系統的透明、公正與高效，不僅是每個公民應得的保障，也是社會信任的基石。正義雖遲，但遲到的正義終究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