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5日，夜，一個山西老漢熄燈就寢，漸漸進入夢鄉。

盡管已值深冬，屋外寒氣逼人，但老漢內心溫暖。臥榻之上，年逾七旬的他，那張布滿皺紋的臉龐漸漸舒展。這一夜，他做了一個企 盼多年的美夢：

夢里，劉大鵬登科及第的消息傳至山西太原縣赤橋村，親友們競相前來道賀。一位名叫孫九和的老伯也趕來湊熱鬧，向劉家賀喜。

醒來，劉大鵬還清楚地記得，孫九和在這一天前后共“送錢兩次，一次十七元大洋，一次十三元”。

夢境的美妙之處在于，它能為所有不得志的人生，憑空補上一個圓滿的結局。

可是，夢醒之后，劉大鵬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現實：此時已是民國二十一年，而科舉取士，早在清末時期便廢止，距今已過去27年之久。

▲晚清落榜舉人劉大鵬。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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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科舉時代的讀書人，追求大抵如此。然而，一個隱秘又殘酷的現實是，在晚清的官場中，科舉或許并非入仕的主流。歷史學家何炳棣曾指出，“1860年以后，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的地方官竟多于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士子的不懈苦讀，往往敵不過金錢的力量。

科舉雖日漸式微，但它羈縻人心的作用并未減弱。它成功地使帝國的大多數讀書人相信，每個人都存在著進階成為人上人的可能，進而使每個人投身于這一狹小的晉升通道之中，并為此自我約束，安分守己地苦讀，期待成為帝國體制內的一員。借此，科舉制避免讀書人倒向帝國統治的對立面。

在科舉時代，多少士子為了變身“布衣卿相”而前赴后繼，即便終日青燈黃卷，也樂此不疲。對此，劉大鵬亦不能免俗。

劉大鵬是咸豐七年（1857）生人。據他回憶，年幼時“即有萬里封侯之志”，并沿著“學而優則仕”的路徑苦讀前行。9歲那年，他拜同鄉劉麗中先生為師，在其門下研讀四書五經。經過十余年枯燥乏味的學習后，于光緒四年（1878）考中秀才，并先后進入太原縣桐封書院與省城崇修書院繼續學習。

光緒二十年（1894），上一年還在感嘆“中舉一事，若登天然”的劉大鵬，終于得到了命運的眷顧。這一年，他第六次參加山西鄉試，在甲午科中排名七十，成功中舉。

成為舉人那一刻，劉大鵬興奮至極，雖無范進中舉后的瘋癲丑態，但張揚之情難以自抑。自那天起，他每日早早出門，“行遍里中，共拜二三百家”，一連三天走街串巷，遍訪親友，行跡遍及周邊的太谷縣和省城，似唯恐他人不知其鄉試中舉一事。

按照清制，秀才中舉，便有了參加會試的資格。翌年（1895）新春，劉大鵬懷揣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而北京之行，讓小地方出身的他眼界大開，期間的所見所聞，更是讓他堅信——擁抱科舉方為人間正道。

進京趕考途中，舉人們與商隊不期而遇。商販往往主動前來搭訕求助，希望混進舉人的公車隊伍中，搭個便車，而舉人們往往樂遂其愿。待趕考的公車隊伍抵達京郊盧溝橋，劉大鵬方知其中原委，“橋西設稅局，無論品官行商，一律納稅，獨不稅及公車”。借由公車免稅的掩護，商販們成功躲過了沿途官兵的征稅盤剝。

士人特權的能量，令劉大鵬竊喜：“我國家待士之厚，于斯可見一斑也。商人至此莫不回顧徘徊。”這一刻，讀書人位居四民之首，地位遠超坐賈行商的現實，深深地烙印在了劉大鵬的腦海里。

抵京之后，帝都的見聞，極大地滿足了劉大鵬的虛榮心。

當年會試于貢院舉行。第一次參試的劉大鵬，當場就被大清“國考”的排場折服。相較于各省鄉試，北京會試“局面甚大”。他回憶道，當時“貢院中一切鋪排，色色雄壯，辦差臣工，莫不敬慎將事”。會試期間，頭戴紅頂的高級京官頻繁往來于考場，處理各種要務。劉大鵬深感帝國中央對于科舉的重視，不由得贊嘆：“國家取人，亦可謂之鄭重矣！”

往日在地方上參加鄉試，作為秀才，劉大鵬盡管受人尊重，但也不過是得了個“先生”的敬稱。而北京會試場里，許多官差在接待這些從各地前來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時，都顯得畢恭畢敬，無不稱呼應試者為“老爺”。這聲敬稱一叫出口，即便尚未參試登科，也早已經使劉大鵬心花怒放，感念朝廷待讀書人不薄。

此次會試，劉大鵬在功名上雖無所獲，但整個流程帶給他的觸動，讓他更加堅定了對科舉體系的認同。返鄉后，他愈發苦讀，以備來日再戰。

▲科舉考試號房還原圖。圖源：梁悅琛

在劉氏家族的科舉之路上，好事和壞事總是交織出現。壞消息是他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會試中因狀態不佳，再度落榜；好消息則是其長子劉玠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考中舉人。

光緒末年，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引發了庚子國變。作為報復性懲罰，西方列強在《辛丑條約》中要求山西等涉事省份停止科考。劉玠被迫前往鄰省參加鄉試，并成功中舉。

父子同舉，這是赤橋村難得一見的大喜事。盡管當地素來重商業，輕科舉，但政治嗅覺靈敏的鄉民們不愿錯失這一攀龍附鳳的良機。不多時，“朋友送禮賀登科者紛紛”。翌年（1903）正月，鄉民們又向劉家送來一塊題寫“父子登科”的牌匾。劉大鵬盛情難卻，一向節儉的他，為此不惜設宴二十一席以作款待。事后，劉大鵬又與兒子劉玠一同前往自家祖墳與各大寺廟祭拜還愿。

一門兩舉人，加之鄉民的恭維與奉承，讓劉大鵬“雄心復燃”。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全國會試暫借河南貢院開考，年近五旬的劉大鵬與長子一同奔赴開封參試。期間，劉家老太太病逝，為不影響父子參考，劉家人將死訊壓下，直到試后方才通知父子倆。

不幸的是，劉大鵬又一次落榜了。

事后回想，劉大鵬覺得自己屢屢落榜，早在第一次參加會試時就已初見端倪。當時，各地才俊齊聚京師，“雞立鶴群”的劉大鵬發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見夫人才薈萃，其多如林，倍覺自己愚昧無知，無地可容，撫衷自問，抱愧良深”。他很清楚自己那點才學，在其他應試者面前不堪一提。

此外，晚清以來，西學漸傳，科舉也漸漸與時代緊密聯系，考題更趨向于經世致用。而劉大鵬久居內陸省份，對這一微妙變化的反應慢了半拍。在歷史學者羅志田看來，“像劉大鵬這樣從中國腹地山西出來的讀書人，就可能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口岸士子”。起跑線的不同，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劉大鵬名落孫山。

連續三次落榜，對于一個以科舉為念的讀書人而言，就是一道憶之則痛的傷痕。換作一般的應試者，信心或許早就崩潰。但對劉大鵬來說，這樣的打擊仍不足以消磨其執念。

在科舉制度的預設下，劉大鵬掉入了帝制時代構建的羈縻圈中，但作為當事人，他不明就里，為之癡狂執著，為之燃燒生命。

2

當劉大鵬醉心于科舉功名之時，科舉本身正經歷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光緒二十一年（1895）前后，甲午戰爭的敗報在清王朝內部引起了強烈震蕩，一些開明官吏為求自強，謀求改變帝國現狀。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學政錢駿祥等人上書朝廷，希望“參考時務，兼習算學，凡夫天文地輿、農務兵事，與夫一切有用之學”，對科舉進行調整。

這一年（1896）夏天，山西的街頭巷尾都在談論著這場體制改革，士子們揣揣不安。在焦慮和疑惑中，劉大鵬寫道：“近有廢學校，裁科考之謠，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搖動，率皆惶惶。凡為士者竟有欲廢讀書而就他業之人。”擔憂之情，溢于言表。

晚清科舉逐漸向實學靠攏，增加了不少經世致用的科目。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呈現出新瓶裝舊釀的結果。光緒二十四年（1898），王錫彤赴京參加朝考，試后吐槽道：“蓋本年雖奉旨改試策論，而主考官與應考者仍是從前一班人，當然以小楷端正者入選，尚復何言？”所謂的改革，仍是換湯不換藥。

庚子國變后，朝廷里的改革派借勢發力，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促成新政改革，并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書院改學堂”的新式教育變革。然而，首鼠兩端的清廷還是留了一手——新式學堂與舊式科舉并重。顯然，清廷高層既需要通過科舉推行儒家忠孝的意識形態，又渴求新式教育提供技術型人才。但，這種“既要又要”的奢望，在風起云涌的清末已經很難達成局面的平衡。

隨著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爆發，人們對清廷執行“局外中立”的抨擊日趨激烈。改革派瞅準時機，趁勢提出：“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憤。”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等一批地方督撫聯名向朝廷呈遞了《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折》，直言科舉“阻礙學堂，妨誤人才”，聲稱“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要求朝廷立即廢除科舉，為新式教育的全面鋪開讓路。

▲袁世凱是廢科舉的積極倡導者。圖源：網絡

禁不住朝廷大員的施壓和外部形勢的逼迫，清王朝終于下定了決心：“自丙午科（1906）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一紙詔令發往各地，延續了1300余年的科舉取士自此落下了帷幕。

從帝國頂層掉落的一粒砂石，于底層水面上掀起的，從來都不是柔和的漣漪。1905年10月中旬，科舉廢止的消息越過太行山，抵達山西腹地，引發了軒然大波。

在此之前，劉大鵬雖屢試不第，但心中對科舉的執念與熱情不減。然而，此刻，支撐信仰的支柱驟然垮塌，劉大鵬頓時手足無措，無所適從。

獲悉此事后，他在日記中抱怨道：“下詔停止科考，士心渙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讀書想，別圖他業，以使子弟為之，世變至此，殊可畏懼。”突如其來的變局，令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慮之中。

兩天過去，劉大鵬在情緒內耗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惟所積之德庶可與天地相終始。”對于朝廷的這個“錯誤”決定，讀了大半輩子書的他始終無法釋懷。

隨著時間推移，科舉廢止已成定局，劉大鵬只能在痛苦中接受這個事實。也許時代的殘忍之處就在于此：當變革來臨時，它從來不會主動跟任何人提前打一聲招呼。

3

科舉時代已畫上句號，但日子還得繼續。

對于往后的生活，劉大鵬心里也沒底：“昨日在縣，同仁皆言科考一廢，吾輩生路已絕，欲圖他業以謀生，則又無業可托，將如之何。”面對渺茫的未來，讀書人皆黯然神傷。

在科舉時代，圍繞著功名，不少落榜或備考的讀書人可以兼職授課以謀生計。但時代的交替，很快就讓這些鉆研四書五經的教書先生失去了謀生的舞臺，失業潮隨之而來。科舉廢止的第二年（1906），劉大鵬親眼目睹了失業者的慘狀。

當年3月的一天，劉大鵬在東陽鎮邂逅好友。對方一見面便開始訴苦，因為朝廷停止了科舉，自己已經無處可以謀生，有時竟“仰屋而嘆無米為炊”。對于朋友的遭遇，劉大鵬不免感嘆：“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朋友在生計上面臨窘境，他覺得心酸，卻又實在無能為力。

在這些被體制拋棄的讀書人當中，劉大鵬算是相對幸運的。他并沒有立即失業，但情況也不樂觀。

自光緒十八年（1892）起，劉大鵬為謀生計，正式收徒傳道。四年后（1896），太谷縣南席村票號商人武佑卿聽說劉大鵬執教于鄉里，就聘請其為私塾先生。作為回報，劉大鵬每年能得到一百兩的束脩，而且每日的飲食均由東家供給，倒也算是一份不錯的差事。

▲晚清私塾教育。圖源：網絡

每日只管傳道授業，吃喝不需自己操心，劉大鵬還會心生抱怨嗎？答案是會的。

對于私塾先生一職，劉大鵬曾在日記中大吐苦水，“教書一事，累人太甚”，以致片刻不得閑。有一次，劉家老太太偶發疾病，而劉大鵬身處外地不能回家照料，為此他又發起了牢騷：“今因母親大人之病，而去來不能自如，殊令人悶悶。”光緒二十二年（1896）八月十五日，劉大鵬因工作無法回家團聚，便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為中秋佳節……而余乃在外教書，遠離二親膝下，不能以菽水稱歡，此心所大抱歉者也。”字句之間無不抱怨這份辛勞的差事妨礙了他盡孝雙親。

工作的忙碌，也使劉大鵬漸漸疏于對科舉會試的備考。每當提及此事，他便抱怨不已，“舍己之田，耕人之田，已涉自待之薄，志之卑、計之疏莫甚于教書一事”。對于坐館授業，他也曾在日記中袒露心跡，“讀書之士不能奮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來入于教學一途，而以多得幾脩金為事，此亦可謂齷齪之極矣”。可見，在他心底，教書始終是獲取最終功名之前的無奈之舉。

盡管滿腹抱怨，計較于坐館授業中的得失，但他最終還是向生活作出了長期妥協。在鄉村教書先生任上，他還算敬業，默默“藉舌耕為恒業垂二十年”。

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令廢止科舉，時代變革的風沙吹入了劉大鵬的眼中。當時，東家仍堅持讓他留下任教，奈何他不懂新式教育，課業逐漸遇冷，課堂里的虛席日益增多。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垮臺。依賴于舊式教育的劉大鵬，在這一年里徹底失去了西席之位。

民國初年，失業的劉大鵬再一次陷入惆悵，“乃因新學之興，予之恒業即莫能依靠，將有窮困不可支撐之勢，遂另圖生計，度此亂世”。但他的再就業之路并不平坦。期間，他曾出任過縣議長等公職，上任不久便因為與同僚不合而辭職。1913年4月，晉祠蒙養小學聘請他出任教員，僅僅當了半年老師后，他就因催討欠薪無果，辭職而去。

劉大鵬的父親去世后，給兒孫留下一家木店，但生意每況愈下。微薄的利潤難以支持劉大鵬養活一個擁有十六口人的大家族，出路仍需另覓。

▲山西，一個煤炭資源豐富的省份。圖源：攝圖網

山西素來盛產煤炭，這就給了劉大鵬解決生計的又一條出路。1914年，應好友楊九錫之邀，他“集資本，租賃石門窯，以開采煤礦”，經營起一家小煤窯。此后，劉家的財務狀況開始好轉。在他經營煤礦的16年時間里，“雖未大發財源，卻年年稍有盈余，尚未虧累”，而他本人也是眾望所歸，被公推為南四峪煤礦事務所的經理。

經商的同時，劉大鵬仍不忘打理自家的十余畝土地。有人對此大惑不解，批評他“毋乃不類”，有作秀的嫌疑。劉大鵬卻不以為然，坦然回應稱“余家以耕讀為業，不耕則糊口不足，不讀則禮儀不知”。

在經商和務農的忙碌中，生活相對平穩地進行著。變數，發生在了1929年。

當時，因與合作伙伴產生齟齬，劉大鵬的煤炭產業出現了經營危機。軍閥混戰造成的亂局也波及到了山西。因軍隊強征，運煤車不敢到山西拉煤，“故峪中無運煤之車，窯上之煤因此不能暢銷”。自1930年代起，煤炭生意一蹶不振，幾近破產的劉大鵬只好回鄉務農。

農耕收獲總是有限的，劉家田地所產僅夠一家人數月之食。為解決溫飽問題，年事已高的劉大鵬有時也不得不下地幫忙。雖然農事辛苦，但他也能從中感受到心靈的舒展。

1942年，離抗戰結束還有三年，于劉大鵬之生命卻是最后一年。

這一年8月，山西的雨水較往年更加充沛，這令年邁的劉大鵬欣喜不已。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里，他用已經枯槁的手執起筆，在日記中顫顫巍巍地寫下了“雨勢若此，則可不怕秋旱矣”，語調完全像是一個將全家生計寄托于風調雨順的農家翁。

遲暮之年仍在為農事操心，劉大鵬或許早已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轉型與融合。年幼的小輩們并不知道的是，這個近似農家翁的老者，早年還是個以考取功名為念的科舉擁躉。

4

活在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劉大鵬的痛苦本質上是舊時代大多數讀書人的痛苦。

清末新政鋪開，朝廷推崇西學已成定局，彼時的讀書人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必須在守舊和維新之間二選一。

時代大勢如此，于是越來越多人擁抱后者，“凡講說孔孟者莫不群焉咻之”，不但將儒學士子“目為頑固，指為腐敗”，還將所謂的“不達時務者”一律視為“棄才”。劉大鵬并非不知西學大流行，但他堅持以傳統儒學教育學生，并自詡“人棄而我不棄，此其志也”，擺出了一副與新學教育絕不妥協的姿態。

科舉廢止后，劉大鵬態度依舊：“自幼所學者孔孟之道，迄今謹守之不敢一疏。當此之時，國家變法，設立學堂，停止科考，士皆舍孔孟之學而學洋夷之學，區區之心，殊覺不安，而況隨俗浮沉，靡然從風乎?”顯然，科舉與舊學的種子，早已在他心中根深葉茂。

劉大鵬的不合作姿態，直到民國初年仍在維持。1913年4月，他受聘出任晉祠蒙養小學教員，負責教授國文、修身等科目。然而，他經常罔顧民國政府“不準誦讀經書”的禁令，私底下“以四書五經為本而教科書為末”，在課堂上夾帶舊學私貨。每遇官方派人巡檢，他便與之玩起了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的貓鼠游戲，斗智斗勇，樂此不疲。

對劉大鵬來說，無形之思想是一塊抗爭的陣地，有形之辮子也是一塊陣地。

光緒三十四年（1908），太常秦氏開辦學堂，聘請了三名教員。其中，一位來自五臺縣的年輕教員格外引人注目——因其留學過日本，不但剪掉了發辮，還穿起了洋裝。劉大鵬對其前衛的裝束極為不滿，痛斥道：“殆華人而變為夷者也……有識者見之，莫不謂若輩之失其本來面目，毫無廉恥焉爾。”

民國建立后，棄舊迎新的風潮席卷各地，男人們紛紛剪去象征舊時代的長辮子，變身為新國民。劉大鵬卻對此嗤之以鼻，仍舊保留著一頭長辮子走街串巷。

1912年夏，有好事者趁其不備，一刀將其長辮剪去半截，這令劉大鵬憤怒不已。即使在失辮一年后，他仍余怒未消，每每想起這個剪辮者，就放下讀書人的斯文，破口大罵：“恨賊為亂難當，莫能食其肉而寢其皮，為此生之大憾。”直到1918年，眼看赤橋村的留辮者已所剩無幾，劉大鵬還在對“清家之國粹”被剪除一事痛心疾首，哀嘆道：“發辮何以不幸遭此災殃哉！”

▲民國初年，剪去長辮成為跟舊時代劃清界線的標志。圖源：網絡

此時，劉大鵬的身份認同更像是一個清朝遺老。對于民國社會的新風尚與新氣象，他時常予以口誅筆伐。

隨著時間流逝，劉大鵬感受最多的是無可奈何，時常獨自哀嘆：“辛亥大變以來，倫常全行破壞，風氣亦更奢靡，禮義廉恥望誰講究，孝悌忠信何人實行，世變日亟，岌岌乎其可危。”作為思想上的“遺老”，他不明白，也不能接受世道淪落到這種“不堪”的地步。他無法約束他人，只得轉而保持自我。

然而，時代進步的壓力，終究會讓任何人低頭。

光緒二十八年（1902），山西省為響應清末新政，按照新式教育創辦大學堂（即山西大學前身），一批精通近代科學知識的中、外講師被招募入校執教。這引起了一些老派教員的不滿，他們不愿與新學講師為伍，紛紛辭職而去。得知消息的劉大鵬為之振奮，大贊離職者“可謂有志氣者矣”。可是，當他的次子劉瑄的升學問題出現，他又迫于無奈，只得允許兒子報考這所自己不甚待見的新式大學堂。

▲山西大學堂開學典禮。圖源：網絡

光緒三十二年（1906），榆次縣和太谷縣的一些村莊開始興辦女子學堂。這本是一件普及教育的好事，然而，聽到是男教員給年輕少婦和姑娘授課時，劉大鵬化身為道德憲兵，大加撻伐：“此風一開，則男女有別之道并不講矣。”但到了1921年，劉大鵬便不再堅持這一初衷。這一年3月，政府給他送來了太原縣立女子高等學校校長一職的聘書，他“辭之不獲”，就接下了這一任命，全然忘記了當初對男教員執教于女子學堂的批判。

劉大鵬的妥協，并不止于教育層面。

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曾全面推行陽歷，鼓勵老百姓過陽歷新年，但“百姓皆不以為然，惟官廳慶賀，民皆睨而視之”。劉大鵬對此冷嘲熱諷，“彼等之年，非吾之新年耳”。1928年，民國政府頒布法令，強制推行陽歷，并禁止民間發行能將陰陽歷轉換的日歷。翌年（1929）元旦，劉大鵬終于向政令妥協，與家人一道制作“扁食”，慶祝他往年一直嫌棄的“陽歷之新年”。

整個民國時期，劉大鵬雖然依舊憤世嫉俗，抨擊新社會帶給他的不適，但他堅守的“陣地”已在新時代的沖擊下日漸“淪陷”。到晚年，他發現自己的抵抗陣地所剩無幾。

1942年秋，86歲的劉大鵬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去世前，他身上穿著與時代格格不入的長袍馬甲，頭戴老式瓜皮帽。在這一身舊式穿搭的包裹下，他追隨著一個早已落幕的時代而去。

我們常說，歷史的洪流奔涌向前，跟不上時代步伐的人并不值得同情和留戀。但，這種“進步觀”就是天然正確的嗎？歷史學家沈艾娣在《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一書中指出，劉大鵬代表的是那些在主流話語中失聲的“遭受進步之苦的人”，這些人可能來自被時代拋離的地區與階層，甚至是整個中國的鄉村人口。

史書總愛將“進步”寫成一場凱旋，卻鮮少有人凝視那些被碾碎在車轍下的靈魂。

37歲那一年的冬天，劉大鵬做過一個夢。夢里，一位仙人向他傳授了圣賢之道的真諦，他突然開悟，恍如冷水澆背，一下子驚醒了：

“乃知從前竟在夢中過活，今日方才夢醒耳。”

是的，夢醒了，但他不知道自己將墜入一場更長久的夢境。

參考文獻：

劉大鵬遺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行龍：《走向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高盼望：《鄉村教師生活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英]沈艾娣著，趙妍杰譯：《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1857—1942）》，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

[美]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王先明：《中國近代紳士階層的社會流動》，《歷史研究》，1993年第2期

路賽博、李明：《變革時局下的個人日常生活史——以劉大鵬<退想齋日記>為中心》，《地方文化研究》，2023年第6期

李秀杰、周文鼎：《近代教育變革中鄉村塾師的情感世界——以劉大鵬為考察中心》，《教育評論》，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