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已經披露的案情和細節看，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就是一個普通刑事案件，案情清晰、證據鏈完整，定罪強奸，符合法律精神，也符合社會正義。以案論案，這事其實沒有任何可以轉化為社會熱議事件的潛質。

從常理看，當事雙方其實也沒有任何理由將此事上升到難以調和的程度。事情發生后，女方雖然報警，但僅僅是報警而已，事后女方家人的幾次三番的釋放善意，嘗試將事件妥善處理，未提出任何額外的過分條件，說明女方沒有任何動力將此事激化。從第三方的視角看，女方家庭的處理方式，不可謂不理性，也不可謂不低姿態。從男方的角度看，當事人也一再表達對此事擔當、負責、悔過，這也是符合情理和邏輯的處理方式。

但此案的吊詭之處在于兩點：一是明明當時雙方其實對問題的性質有清晰認知，且都有和解意愿，但最終卻走向了死局，可以說是兩敗俱傷；二是明明此案在法律上沒有好爭議的，卻莫名其妙成了社會熱點事件，乃至于大有撕裂社會之勢。

這種多輸的局面，是個悲劇。在這個悲劇里，最大的受害者是當時的男孩和女孩。我們很難可以同情性理解這件事。他們其實就是一對普普通通的以結婚為前提的戀人，他們在正常交往，相互了解對方，也在測試對方的意愿，有信息不對稱的地方。出現沖突，在所難免。哪怕是雙方難以接受對方的行為，或是性格不合，最終關系破裂，也屬正常。如果僅僅是兩個人的事，問題其實并不復雜，青年人有自己的處理方式。

麻煩就在于，從始至終，他們就不是兩個人在談婚論嫁。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是雙方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在操持，他們自己反而是比較被動了。從表面上看，這就是一個極其傳統的介紹婚。兩家人相親，大概條件匹配，年輕人嘗試以戀愛的形式相互了解，兩家人則按照地方習俗推進婚姻程序。戀愛和婚姻締結，其實是兩套并行的軌道。而從事實上看，是父母主導的婚姻締結支配了年輕人的戀愛過程，而非相反。今日，建立在愛情基礎上的婚姻觀（包括平等、相互尊重）事實上已經在年輕人群體中扎根，但他們卻又客觀上需要父母和家庭的支持，如此就不得不服從于地方性的習俗和規范。這種代際關系的錯位，決定了此事處理過程中，真正當事人的想法（甚至包括權益），被忽視了。

事情發生后，雙方父母可謂是表現出了高度的負責任，尤其是男方家人，甚至可以說是到了護短的程度。連當事人都承認做事有錯，但其父母竟然還對此輕描淡寫，全然不顧女方的低姿態。女方家長事實上也沒有顧及女孩的真實感受，出事后的第一反應是第一時間將此事化解，盡量不影響雙方的婚姻締結過程。“可憐天下父母心”，雙方家人已經到了包辦代替的程度，但無疑是好心辦壞事。由于是包辦心態，雙方父母甚至沒有設身處地想想此事發生后，兩個年輕人的具體感受，他們有沒有和好的可能，如果有，也應該是通過戀愛的方式解決，而不是從婚約入手解決。

因此，代際處理方式的差異，本質上就是戀愛和契約的兩種方式。這種事，如果是以戀愛方式處理，當然是要看男孩的表現，如有沒有真誠悔過，有沒有仔細評估雙方的性格是否契合，總會得到解決。但如果是以契約的方式處理，就處處從滿算計，討價還價，在乎博弈策略。甚至于，最不該作為武器的情感、尊重、法律等，也被當作談判砝碼。事情到了這一步，其實注定就不會有好結局。因為，博弈的前提是雙方都高度不信任，生怕對方占便宜，哪怕一方表示出善意，但傳遞到對方，也會被判定為是對方陷于博弈的劣勢。如此，零和博弈的邏輯就展現無遺。

其實，介紹婚中的關系破裂，甚至于到婚禮當天還破裂的案例，并不少見。這也不至于成為你死我活的法律戰爭，更不至于鬧得滿城風雨。在婚姻糾紛中，一旦雙方撕破臉了，雙方家庭到處說對方的不是，是符合傳統做法的。只不過，這是說給熟人聽，說給潛在的下一步的相親對象聽的，這純粹是一種聲譽保衛戰，關系到其在婚姻圈市場里的價值。但男方家人主動在網絡散播信息，甚至造謠，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唯一可能是他們手上的牌已經沒有了，企圖通過引入外力來增加博弈砝碼，影響司法判決。男方家庭就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家庭，這種高難度的博弈策略，他們應該不懂。誰在背后指導，難說。

總歸而言，輿論操縱其實算是成功了。這個案件，成功地從一個普通婚戀糾紛，變成了刑事案件，進一步演變成了社會熱點事件。其原因是，它的確點燃了社會暗流涌動的情緒。婚戀資本主義制造的社會傷疤，尤其是其給底層家庭所帶來的切膚之痛，已經是廣為人知的社會事實。就此案而言，只和彩禮背后的算計邏輯有關，但和彩禮本身沒有直接關系。男方父母拿彩禮說事，的確是成功引入了非直接利益相關者關注此事。可以預期的是，男方無論如何辯解，侵犯女性的事實不可顛倒。因此，只要進行輿論操作，另一股社會情緒同樣會被調動起來。

對于司法機關而言，這起技術上完全沒有挑戰的普通刑事案件，竟然莫名其妙地陷入了進退兩難的處境，實在是無妄之災。可以看出，司法機關在盡最大努力調解社會關系，不希望此案讓當時雙方受極大的傷害，也不愿意激起社會情緒。但事與愿違，在博弈邏輯中一路向前的男方家庭，屢屢放棄和解的機會，一意孤行，制造死局。

這個事件發展到如此極端的境地，其深層社會基礎，以及圍觀層面上的當事人行動邏輯，都是重要原因。但不得不說的是，僅僅是社會情緒的基礎以及當事人“護短”的行動，并不足以制造社會熱點事件。點燃或操作此事件的力量，可能和自媒體時代的流量邏輯有關，也可能和另外的利益相關者有關。

此事，除了當事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全社會也在承受被揭傷疤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