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中國百姓的社會生活經驗系統，發掘、提煉并深入闡釋扎根本土的社會科學基礎概念，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在眾多兼具經驗基礎與理論潛力的本土概念叢中，“過日子”這一概念具有廣泛理論解釋力和深厚文化底蘊。所謂“過日子”，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以觀念、態度、習俗及信仰等形式呈現出來的“活法”。它不僅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更蘊含著普通人對生活的理解、期待和追求。經由對這一概念的深入挖掘，方能揭示百姓的生活邏輯與價值取向。

時間：著眼長遠

“過日子”內在地蘊含著中國人著眼長遠打理人生和籌劃未來的生活智慧。一是在日子更替中著眼長遠。這里蘊含著一種循環與線性的時空辯證法，即春夏秋冬的周期性循環與“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線性發展觀辯證統一。在四季輪回的長程預期中，百姓既要在日常生活的重復勞作中累積物質基礎，又要在生命歷程的線性展開中實現價值躍升。因此，他們不僅要關注眼前瑣事，更要著眼長遠規劃。這種對家庭、事業、健康等各方面的長遠考慮，讓平頭百姓在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挑戰時，能夠更加從容。二是在代際綿延中著眼長遠。傳統儒家“慎終追遠”的倫理觀將個體生命納入家族綿延的時間長河里。于是，“過日子”不單關乎當下生計，更承載著“光宗耀祖”的縱向歷史責任。因此，代際綿延中的長遠眼光，既體現在對子女教育的重視與對家族傳統的傳承上，更體現在對國家未來的責任與擔當上。三是在“閑時辦，急時用”中著眼長遠。人們深信“人有旦夕禍福”，故而“閑時辦，急時用”作為傳統社會應對各種不確定性的樸素生存策略，在“過日子”實踐中轉化為前瞻性的風險管理智慧。時至今日，人們在家庭教育投入、房產購置等方面的新型時間規劃，本質上仍是傳統“積谷防饑”思維模式的現代表達。它不僅是對物質資源的合理規劃，更是對精神文化的深遠布局，使得老百姓在面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時，展現出強大生命力和韌性，讓“過日子”成為一種既務實又富有哲理的生活方式。

空間：以家庭為載體

“過日子”前提性地把人作為家庭生活的存在，將家庭塑造為個體存在的本體論容器。“家”不僅為個體提供物理棲居的場所，更是個人倫理實踐和生命意義生成的空間裝置。在這個空間里，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責任與義務構成生活的核心。無論婚喪嫁娶，抑或生老病死，家庭都是這些人生大事發生的主要場所。因此，在中國人的傳統認知里，“一個人的日子”只是“過自己”，通常跟“熬”字相連。然而，伴隨著現代家庭結構的變遷，無論是獨居青年，還是空巢老人，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著“家”的含義。對于獨居青年，家是一個可以盡情放松、自我表達的空間；對于空巢老人，家則是心靈的港灣、回憶的寄托。在這個意義上，“家”并非一個被動容器，而是一個人通過“過日子”，日復一日持續生產“家”之意象與意義的實踐網絡。進入元宇宙時代，當家庭空間可能以數字孿生形態存在于云端時，“過日子”所依托的空間形態也將面臨全新挑戰，即如何在虛擬與現實交織的空間里，守護“家”之于“過日子”的原初屬性——作為親密關系的情感聯結紐帶、持續動態演化的意義生產場域以及經由代際協商的文化傳承載體。因此，“過日子”與“家”的深層關聯，從根本上表明，“過日子”乃是一種讓每個中國人通過身體規訓、情感建構、經濟再生產及文化傳承等一系列家庭實踐來實現生命價值的存在方式。

財產：柴米油鹽醬醋茶

“過日子”離不開柴米油鹽醬醋茶。一如滋賀秀三所提出的，使中國的家成其為家的本質性的要素還是同居共財這樣的生活樣式。這里的“財”，既包含土地、房產等不動產，也涵蓋了家具、糧食、衣物等日常生活資料。在傳統中國“父子一體”“夫妻同體”的儒家倫理框架中，同居共財實際是通過消解個體私財的合法性使得家庭成為一個倫理實體。《禮記》中“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即為明證。由此，“過日子”成為一種“共財即共命”的儒家倫理實踐，其間彰顯的是家庭成員間相互依賴和共同生活的理念。隨著傳統中國的父家長制向夫婦一體模式轉化，如今，即便是親子同爨的家庭中，親代與已婚子代完全共財者也頗為少見，其財產管理方式與傳統社會也有所不同。然而，無論財產管理方式如何變化，家庭成員間相互依賴和共同生活的理念，始終是維系家庭和諧穩定的基石。家庭成員共同努力增加家庭財富、維護家庭生活穩定這一核心目標并未改變。因此，“過日子”在今天依然離不開家庭成員對于家業的妥善管理與合理規劃，以確保整個家庭的經濟安全及未來生活的穩定。

倫理：人情世故與禮尚往來

“過日子”須在日常生活中關照和打理好以家庭成員為中心的人情世故與禮尚往來。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來表征傳統中國社會以“己”為中心并逐漸外推的人際關系結構。這種由血緣與地緣編織的人際關系網絡，是每一個中國人無可逃遁并賴以安身立命的意義之網。對于尋常百姓而言，人情世故與禮尚往來所蘊含的特殊主義倫理與情境化智慧之于“過日子”的重要性，往往要大于理性中正的處世之道。家人間的相互扶持、鄰里間的互相幫襯，以及家庭對外的禮尚往來，構成“過日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千百年來，人們正是經由對人情世故的打理，交織演繹著傳統中國的儒家要義——“仁”“義”“禮”。其中，“仁”體現為家人間的情感聯結與無私付出，是維系家庭之根本；“義”則體現為對外交往中依情感因素多寡而秉持的“交換法則”，是贏得社會尊重的關鍵；“禮”則貫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家庭之規矩，也是社交之禮節。迨至城市化進程快速推進的今天，現代家庭結構的變遷也隨之帶來全新的倫理責任實踐形態——除夕夜的電子屏幕前，都市白領以視頻拜年來維持孝道，微信紅包正在重構禮物經濟形態，讓“討彩頭”傳統煥發新趣。這些場景正在解構我們對文化傳承的固有想象，顯示出傳統“過日子”倫理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由此，傳統“過日子”倫理正在以“數字肉身”獲得永生。

價值：安頓命運以圓滿人生

“過日子”是一個人在與命運的博弈中管理家庭以安頓命運，進而指向圓滿人生這一價值追求與實踐愿景。它不僅是個體對自身命運的把握與塑造，更是個體在時間長河里雕刻生命以求“安身立命”的藝術，其間充滿著各種變數。一個人日子過得怎么樣，不僅取決于先天的“命”，更在于后天的“運”。“命”的既定性，在于“命”通常被視為先天繼受且無法選擇的部分，比如家庭出身、稟賦特質等；而“運”的可塑性，則在于其后天生命歷程中“日子”的好壞，往往受到個人選擇、努力程度及外部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傳統儒家的安身立命之道，強調以倫理網絡中的社會角色“安身”，憑“修”“德”與“齊”“業”，將個體生命與天地、先祖及子孫連為一體而“立命”。因此，在既定命運框架內，每個人與各種無法預知的事故、疾病和不可抗力或擦肩而過，或迎面抗爭，因際遇不同，結果也就不同。一個努力“過日子”的人，在“命”的既定性前提下，會通過審慎抉擇與努力奮斗爭取改變命運。在今天這個屬于奮斗者的時代，有人從大山深處走進名校殿堂；有人從普通工人成長為行業領軍人物——普通人安頓命運并圓滿人生的價值愿景由此得以具身化。但“日子”總不免吊詭——有人一生行善積德卻境遇凄慘、有人一生嘔心瀝血卻難成正果。“命”與“運”在人世間的無窮組合，衍化出人生百態。于是，生活中也常有“混日子”一說。盡管“混”與“過”之姿態有異，但更為真實的情況往往是，一個自稱“混日子”的人，也許同樣在認真“過日子”。倘若我們將“混日子”視為一種描述個人活法的“謙辭”，那么，一個顯見的事實應該是，在資本邏輯滲透日常的今天，一些人口中的“混日子”，也許是普通人置身現代性困境中的一種生存性智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日子”對每一個普通人而言，都是一個充滿變數的艱難歷程和生存狀態，而圓滿人生則是我們終其一生都在努力趨近的目標。

（作者系株洲行政學院管理學教研部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