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學子】第35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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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傷的源泉

文 楊軍

引言

本文作者為醫生，通過他筆下的故事，讓讀者穿過醫學診斷的重重迷霧，見證一位女性如何用驚人的理性與癌癥共舞，如何在死亡面前重新定義愛與告別。

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于誤診與確診的醫療案例，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醫學的認知邊界，以及人類情感在面對終極失去時的復雜光譜。

當蘇菲亞選擇單人墓地的那一刻，當她的丈夫在后來的婚姻中不斷與亡妻對話時，我們終將明白：有些悲傷無法被治愈，只能被完整地見證；有些愛不會因死亡而終結，反而因失去而獲得新的維度。

作者

楊軍，筆名楊伊德，安徽蕪湖人。安徽醫科大學神經藥理學博士，前安徽省醫學科學研究所正研究員，安徽省生物醫藥重點實驗室副主任。2000年赴美博士后留學，從事神經藥理學和動物行為神經影像學研究，后擔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精神科學系助理教授。2007年進入美國西奈銀杉醫學中心(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接受精神科住院醫生專業訓練。系美國精神神經委員會（ABPN）認證執業精神科醫生，現任美國洛杉磯郡精神衛生部主治醫生，阿罕布拉市心理精神咨詢中心主任。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我在美國當精神科醫生》，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洛城浮生》，安徽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

01

那是一個平靜的下午，前臺給我連續安排了好幾位新病人。我看了看就診單，接下來的是今天最后一位新病人。我不由稍微輕舒了一口氣，忙碌了一整天，該準備收拾東西下班了。我讓前臺工作人員請病人進來。隨著兩聲輕輕的敲門聲，門被輕輕推開，杰西卡將一對中年華裔夫妻領進我的辦公室。

病人名叫蘇菲亞，年紀五十出頭，她的神情有些疲憊，面容稍顯憔悴，但她說話舉止干凈利落。陪同而來的丈夫則顯得憂心忡忡，他的眉宇間藏著深深的不安。還沒等蘇菲亞完全講清楚今天來看醫生的原因，他就在旁邊急著插話，“醫生，我太太最近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她干什么都提不起興致。”

我將目光轉向蘇菲亞，她低聲補充：“我也不知道為什么，過去這兩個月，我就是覺得全身沒有力氣，對什么都失去興趣，每天晚上睡不好，白天坐著也發呆。”

我詳細了解她的病史和背景：蘇菲亞從未有過任何精神疾病治療史，她也沒有酗酒、吸煙等不良嗜好；她的家庭狀況良好，丈夫事業穩定，她自己也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夫妻倆育有一對子女，兩個孩子都在大學就讀，兒子已讀大三，女兒是大學新生。一家人生活寬裕安穩，他們的生活是許多移民家庭羨慕的典范。

蘇菲亞問道：“醫生，我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會一下子變得這樣萎靡不振。我的性格一向隨和、快樂豁達，即使有什么煩心的事情，我也從來不會放在心上。”

“你們夫妻間感情還好嗎？最近有沒有什么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沒有!” 蘇菲亞微皺雙眉。“我實在想不出我們家有什么特別值得煩惱的事情。我們兩個人都在大公司里工作，都是中高層主管。我們有兩個懂事聽話的孩子，孩子們很爭氣，倆人的學習成績都很好，兄妹倆人在學習上都不需要我們做父母的費心。我們擁有一個非常幸福和睦的家庭。”

“我好像真的生病，我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

我轉頭看著蘇菲亞的先生，問道：“你們家里有沒有其它的壓力，比如說對自己父母身體健康的擔憂、或者家里經濟上有問題？”

他遲疑地搖搖頭，“我真想不出我們家目前還有什么特別的煩心事？”

我給蘇菲亞做了進一步精神心理評估，她目前的臨床癥狀符合中度抑郁癥的標準：興趣喪失、情緒低落、睡眠障礙、精力疲憊，注意力下降及社交回避。我沒能發現她有什么明顯的致病誘因。

這類中年女性初發或偶發性憂郁癥，在精神科門診并不少見，醫生通常會認為這種病癥與女性更年期后性激素水平減低有關，也稱作更年期后憂郁癥。我給蘇菲亞開了處方，建議她服用一種常規抗抑郁癥藥物。我叮囑她按時服藥，每天做適度運動，并定期來診所隨訪。

當時我并未意識到，這個看似普通的憂郁癥病例，其背后卻隱藏著一場沉重而無法逆轉的風暴。蘇菲亞和她的先生也完全沒有預料到：她的情緒障礙會來得如此兇險！

02

治療開始后，我按臨床治療常規、安排病人每兩周來診室復診一次。但蘇菲亞服藥后，她的憂郁癥狀未見多大的改善。她仍然感到情緒低落、失眠愈加嚴重。蘇菲亞主訴頭腦中開始出現難以形容的“虛空感”。

“我每天都感覺自己像泡在灰色的霧霾里，糊里糊涂，許多事都想不清楚。”

蘇菲亞唉聲嘆氣，“我現在干什么事情都是力不從心，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會這么虛弱！”

我仔細分析她的癥狀表現、左思右想，接著問她，“蘇菲亞，你上次在家庭科醫生那里做血液化驗檢查是什么時候？”

“也就是大半年前吧。家庭科醫生說我各項生化檢查指標都在正常范圍內。”

“我們還是重復一下血常規、肝腎功能和甲狀腺功能檢查吧。我擔心你會不會有甲狀腺功能低下呢？”

幾天后，蘇菲亞的血液檢查結果出來了。化驗指標顯示：蘇菲亞有輕微的貧血，血液中白蛋白含量稍低，但她的甲狀腺功能完全正常。這樣的結果并未讓我覺得有很大不妥，這些檢驗指標與蘇菲亞胃口不好和消化功能減弱是相關的，不代表特別的臨床指征。

我嘗試更換不同的抗抑郁癥藥物，小心地調整劑量，同時每次面診時給她提供支持性心理輔導。蘇菲亞的丈夫李維始終陪伴在妻子的左右。但無論我怎么用心地治療，蘇菲亞的情緒狀態一直低迷，她的治療始終未見起色。

蘇菲亞第三個月來復診時，她告訴我：“醫生，我的胃腸道消化功能退化了。近來我吃什么都沒有胃口，而且覺得特別惡心，有時還會吐，我吐得很厲害，是那種止不住的痙攣狀嘔吐。”

她的話讓我一下子警覺起來。我仔細再看蘇菲亞，她的面龐明顯消瘦了。原來總想著她的胃口不佳，可能導致卡路里攝取不足。但今天蘇菲亞談到的頻繁嘔吐現象，已經不只是單純情緒或憂郁的問題了。

我詳細地詢問蘇菲亞的胃腸道癥狀。她描述說她的嘔吐有時是干嘔，有時是大量噴吐，常在飯后不久發生，同時伴隨胃脹感與體重下降。

蘇菲亞說：“醫生，我的嘔吐癥狀更像是胃腸道消化系統的問題，而非我起初認為的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

見我的神色凝重，李維變得緊張起來。他盯著我的眼睛，非常著急地問道：“醫生，我們需要怎么辦，要不要轉診胃腸道專科？

我思索片刻，覺得蘇菲亞的檢查不能再耽擱。我建議李維帶她前往診所對面醫學中心急診室，蘇菲亞的病情嚴重，她不能走家庭醫生常規預約的慢通道。

“蘇菲亞，你需要立刻做腹部、特別是胃腸道CT掃描檢查。”我語氣不容置疑。

李維看上去有點慌張，他匆忙收拾了倆人的東西，拉著太太直奔醫學中心的急診室。我用門診處方箋寫下建議急診腹部CT檢查，并描述了蘇菲亞胃腸道的主要癥狀。我讓李維將這張處方箋交給急診室醫生。

03

第二天一上午，李維就打電話給我，他的聲音小心低沉：“醫生，CT檢查發現蘇菲亞的胰腺有問題。她胰腺尾部有一塊密度異常的增生組織，急診室醫生懷疑可能是癌癥。”

我感到心口一緊。胰腺癌，這是最令醫生忌憚的一種特殊腫瘤。胰腺部位的腫瘤往往隱匿生長，大多數患者在確診時，他們的癌變都被發現步入了晚期。

由于胃腸道梗阻癥狀，她當即被急診科醫生轉入醫學中心住院，蘇菲亞接受了胃腸減壓和營養支持治療。內科醫生安排了胃腸鏡檢查和局部活檢。可是，第一輪活檢報告并未顯示她的胰腺存在惡性細胞。蘇菲亞出了院，醫生讓她繼續門診隨訪，并接受進一步后續的檢查。

幾天后，蘇菲亞帶著比上次更蒼白的面容回到我的診室，情緒依然低落。

她輕聲說：“醫生，我知道自己得了重病了。”

我沉默片刻，緩緩告訴蘇菲亞和她的先生：“有一種情況我們在精神科臨床中也見過。不少患有胰腺癌的病人，在被確診前，首先以嚴重的情緒障礙為起始表現。這種抑郁癥來得突然、查不出明顯誘因，而且這類病癥對抗抑郁癥藥物反應很差。”

我建議蘇菲亞接受PET-CT檢查。那是一種通過放射性示蹤劑追蹤體內異常代謝活躍區域的影像技術，能在早期發現某些實體腫瘤。

李維緊張的不得了，他趕忙與蘇菲亞的腫瘤科醫生協商并獲得一致共識。腫瘤科醫生立即向蘇菲亞的醫療保險公司提出申請，這一申請迅速得到保險公司的批準。PET-CT檢查結果很快發現：在蘇菲亞胰腺尾部，有一個高度代謝異常的病灶。根據定點病灶的部位，胃腸道專科醫生進行了第二次胰腺活檢穿刺術。

數日后，蘇菲亞拿到了她的第二次病理學檢查結果，她的胰腺尾部被確認有癌細胞的存在。這與PET-CT檢查結果完全吻合。更不幸的是，PET-CT也發現她身體里的腫瘤細胞已經浸潤到臨近的肝區和小腸。

那一刻，我意識到，蘇菲亞主訴的這一連串情緒癥狀，并不是精神疾病的“源頭”，而是身體深處重大疾病的一種真實反映。

她的悲傷，并非無源之水。

04

當病理報告正式下來的那一刻，我本以為蘇菲亞會崩潰，或至少會表現出相當的震驚與恐懼。但她的反應讓我意外。我聽李維回述當時蘇菲亞的反應，她只是輕輕地點頭，“我知道了。”

蘇菲亞后來告訴我，在等待PET掃描結果的那幾天里，她已經查閱了大量關于胰腺癌的資料。她甚至用筆記本記錄下胰腺腫瘤的分型、轉移機制、常規治療方案與預后數據。

“我知道胰腺癌的預后通常很差，”她平靜地說，“尤其在我這個年齡段，五年生存率很低。我大概還有一年的時間吧。”

我有些驚訝地看著她，蘇菲亞的冷靜不是漠然，而是一種看穿了死亡、卻依然溫柔對待生活的理性。

望著蘇菲亞，我的心中泛起敬意。作為醫生，我見過太多人在確診癌癥或重大疾病時的憤怒、否認和討價還價。但蘇菲亞沒有這樣做，她以一種近乎哲學的理性方式接受了自己命運的安排。

她的丈夫李維則明顯情緒崩潰了。他不斷問：“怎么會是這樣的結果？我們的生活方式一直很健康。蘇菲亞的父母親和親友們都沒有腫瘤病史，我們從來不抽煙、不酗酒。為什么蘇菲亞會得這種怪病？老天爺對她太不公平了!”

蘇菲亞握著先生的手，反過來安慰他：“我們已經有了這么好的生活，孩子健康，家庭美滿。剩下的，順天由命，許多事情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決定的。”

幾周后，蘇菲亞接受了外科手術：她的整個胰腺被切除，部分肝臟組織和小腸腸道也被切除。外科醫生給她做了胃腸道重建吻合手術。她的手術復雜而漫長，持續了6個多小時。

蘇菲亞在重癥監護室接受了五天關鍵性恢復治療，她的恢復起初非常艱難。她幾乎無法進食，只能靠營養輸液維持體力。蘇菲亞一度出現了血壓持續性下降和頻發的心律不齊，情況危急，心內科醫生也被緊急受邀會診。但蘇菲亞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她積極配合治療，微笑著鼓勵探視的親友。

手術后幾周，蘇菲亞再度接受血液檢查。結果是欣喜的，她的腫瘤標志物指數明顯下降，CT影像中沒有發現殘余病灶。醫生們認為，她可能是那個早期的幸運患者。

術后這段時間，蘇菲亞的抑郁情緒有所改善。丈夫李維細心照料她，孩子們輪流從大學回家探望，家人圍繞，溫情可感。

按照腫瘤醫生的治療安排，身體恢復后的蘇菲亞開始接受化療。正如醫生預先告知的那樣，化療引起的副作用如潮水般涌來：嘔吐、食欲不振、脫發、口腔潰爛、極度疲勞。蘇菲亞雖然堅強，有時她也會焦躁、失眠、坐立不安。但她克服了身體的痛苦不適，一聲不吭，始終沒有放棄。

“人生無大事，生死而已！和死相比，這些副作用算不了什么！”

她在回訪時輕描淡寫地說道：“我還想陪先生和孩子們更多的時間。”

李維給妻子買來了精致的假發，為她精心準備軟爛可口的食物，耐心溫柔地一點一點喂她吃下。那是一種無聲的愛，在苦難中顯得更堅實。

這一階段，我為蘇菲亞開了一種起效迅速的抗焦慮藥物，并維持她的抗抑郁癥藥物治療。我繼續對她的情緒進行階段性評估。蘇菲亞表現得堅強和沉著，她身邊的親友非常開心，都認為她已經從死亡邊緣走了回來。

作為她的精神科醫生，我也何嘗不也滿懷這樣的期待，我真誠地希望陽光能再次溫暖照亮蘇菲亞和李維的家。

05

蘇菲亞接受手術半年之后，在一次常規隨訪中，她的化驗報告出現了異常。

她血液中腫瘤指數CA 19-9、CA 125和癌胚抗原CEA均再度出現了顯著升高，她的肝功能指標異常，CT掃描顯示她的肝臟邊緣有可疑影像。這些檢查結果證實了醫生最大的擔憂——蘇菲亞的胰腺癌復發，并已經擴散伴轉移。

這一次，沒有醫生再提“治愈”的可能。腫瘤科醫生直接告訴蘇菲亞：她剩下的時間，大約是三到六個月。

蘇菲亞沒有再接受手術，因為她已經不具備可以手術治療的條件。她改為接受靶向藥物治療和姑息性化療，她身體反應越來越差，骨髓抑制、貧血、免疫功能衰退。她的臉色蒼白得像一張白紙，但她的眼神卻仍舊平和。

蘇菲亞并沒有完全放棄希望，她還是繼續和我定期隨訪。但我知道，在這個特殊的階段，我們不再只是“治療者和被治療者”，而是陪伴和守護希望——哪怕這種希望，只是一種心理意義上的存在。

和任何其它的醫學專業不同，我們精神科的治療原則是：永遠不給病人做臨終關懷，永遠不去告訴病人他們的人生已經沒有任何的希望。我們被要求守護患者心靈里最后的希望火苗，哪怕這點微光已經失去它該有的亮度和溫暖。

我為蘇菲亞準備了幾種鎮定藥物，幫助減輕她的緊張和睡眠困難。蘇菲亞是一位非常理性和勇敢的患者，她說現在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臨終前對家人的拖累”。

李維始終陪伴在側，寸步不離。他的眼神開始變得沉重，話語少了，但每一次推輪椅、喂飯、擦汗，都像是在寫一封無言的情書。

終于有一天，蘇菲亞對我艱難地說出了那句她根本不愿說的話：“醫生，我可能不久之后就不會再見你了，醫生，謝謝你一直在支持我、陪著我。”

我的心情同樣地沉重，但還是給予她微笑的支持。我輕輕地點頭，小聲地叮囑她：“只要你還愿意來，我都會在這里。”

06

蘇菲亞在生命最后幾個月里，做了一件幾乎沒人敢輕易面對的事——她親自為自己選好了墓地。

那是一次診間談話，她低聲提到：“上周我去了玫瑰崗。”

我一愣。“是那個紀念公園嗎？”

她點頭，眼神溫和，語氣像在談一件生活瑣事。

“我買了一塊墓地。依山傍水，很安靜。”

我本能地問：“你選的是雙人墓嗎？”

她笑著說：“不是，是單人墓地。”

我微微怔住。許多深情的伴侶，在死亡這件事上，都會選擇并肩長眠。但蘇菲亞卻做了相反的選擇。

她緩緩地解釋：“我的先生還年輕，他應該有自己新的生活。也許將來他會再婚，我不希望我某種形式的存在會成為他的負擔。”

“我當然希望他能一直記得我。但我不想捆住他的未來。”

蘇菲亞眼里有光，“我認真地和他談過，我走了以后，如果他將來遇見合適的對象，希望他不要因此錯過將來的幸福。”

李維后來也告訴我，那天蘇菲亞回家后，輕聲向他陳述了這個決定。他開始不解，最終淚流滿面。

“她永遠是我唯一的愛，”他說，“不管是活著還是死后。”

最后那次隨訪時，蘇菲亞和李維倆人握著手，在我面前沉默良久，我看見他們眼中的淚，感受這份愛的無怨無悔。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一個病人如此溫柔地安排自己的離去，既理性、又充滿愛。她沒有留下遺憾，也沒有留下糾纏。她甚至為自己設計了墓碑。墓碑上的文字，她只希望刻一句：

“我曾深愛，也曾被深深地愛著。”

蘇菲亞最終還是離開了，她走得安靜、平穩、沒有掙扎。先生和兒女都陪伴在她的身旁，李維牽著她的手，直到最后一刻。

她被葬在了玫瑰崗。那是一場小而溫暖的葬禮，兩個孩子淚流滿面，親手將鮮花放入泥土。孩子們對母親說：“媽媽，你是我們全家的靈魂。”

07

葬禮之后，李維陷入深重的憂郁。他說：“她不在了，我像丟了舵的船。”

李維成為了我的新病人，他的癥狀是深深的憂愁和悲哀。我定期地為他提供藥物治療和情緒支持。他是一個壓抑的病人，不輕易表達情緒。但有一次，他突然問我：

“醫生，人真的可以再愛第二次嗎？”

半年后，他告訴我，他認識了一位女士，這位女士的相貌和他的亡妻蘇菲亞非常相似。他隱約地認為，這位女士是蘇菲亞冥冥之中安排給他的。聽李維說，對方是位離異女性，還有一個十幾歲的女兒。李維說他沒想過太多，他看到她，就好像看見了蘇菲亞的身影，而現在蘇菲亞的身影變得如此真實。

“我太孤獨了，不想一個人老去。我知道這是蘇菲亞給我安排，否則事情不會這樣地巧合！”李維對身邊的朋友們解釋道。

李維和蘇菲亞的朋友很多，其中幾位非常要好。他們勸李維選擇要謹慎，人與人截然不同，不能相貌相似就會性情相似。李維謝謝朋友們的提醒，說他一定會認真地考慮大家的意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維和新女友迅速同居，并很快登記結婚。兩個孩子起初有些難以接受，但母親生前的教導和囑咐仍在耳邊，他們最終選擇尊重父親的決定。

但在之后的隨訪中，李維坦承：

“我大概是太痛苦了，我適應不了沒有蘇菲亞的日子。我本想選擇一個和蘇菲亞容貌相似的女人。可是，我再次結婚的決定確實太倉促，我根本不了解她。”

李維在新的婚姻里感到越來越多的落差，他常常將新伴侶與亡妻比較。而每一次比較，都是對他內心的再次撕裂。

“她不理解我，不理解我們原來的家，不理解我對已故妻子的懷念。”

新妻子也有自己的性格、習慣和過去的痛。李維承認他始終無法投入真正的感情。他說：“我以為孤獨是最痛的，沒想到——最痛的是，我把愛的影子強加在另一個完全不同人的身上。”

后來因為疫情的關系，李維只能和我保持著電話隨訪。他是疫情期間極少數從未錯過任何一次電話隨訪的病人。

疫情過后，李維終于再次走進我的診室。

“醫生，我還是常去玫瑰崗。”他說：“我坐在蘇菲亞的墓前，和她說說心里話。”

他輕描淡寫地說著，眼中閃著淚光。

“每次我覺得難受時，我就去那兒。她好像還在，聽我說話，理解我所有的情緒。”

李維悔恨自己當初匆忙的決定。悔恨并非因為再婚本身，而是以為可以靠另一個人填補自己心靈的空缺。可是，他后悔了，這樣的填補卻給自己造成一個極大的失落。

“蘇菲亞太特別了，”他說，“沒有人可以取代。”

我沒有打斷他。作為精神科醫生，我知道有些悲傷不能被開解，只能陪伴。

李維努力在新的婚姻中修復自己，他試圖學會不要用過去的標準要求別人，不要用蘇菲亞的美好善良去比較他現在的妻子。他漸漸懂得——有些人，不能替代；有些愛，不能復制。

但他依舊選擇繼續。他說：“我不能一直活在過去。我愛她，但我也還要活下去。”

08

至今回想，那是我人生中最沉默的一次會診。

蘇菲亞坐在我面前，什么都沒說，只是靜靜流淚。我也沒有多話，只是在紙上寫下幾句醫囑，把藥方遞過去，然后輕聲說：“我會一直在。”

她點了點頭，說：“謝謝你，醫生。你不是在治療我，而是在陪著我。”

我在精神科工作了許多年，見過太多失眠、焦慮、躁郁、幻覺、創傷、成癮，也見過死亡的臨近、生命的終結。我以為自己已經習慣了這些“人間事”，可蘇菲亞的故事，卻一直留在我心底。

蘇菲亞因抑郁就診、卻因胰腺癌離世，她心平氣和地接受命運對她的安排。她以一種極其平靜和理性的姿態，完成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她用有限的時間，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得妥妥當當。她關心丈夫的未來、擔心孩子們的情緒、體貼醫生的無奈、甚至還留下一句叮嚀：“如果李維以后再婚，我希望我們的孩子們不要太責怪他。”

她沒有留下怨，她的生命就像一束秋天的光，在落葉紛飛的時節仍溫暖著周圍人的心。

而她的丈夫李維——那個后來娶了別的女人、卻常常回到墓前與亡妻“對話”的人，他并不懦弱，并不無情。他只是太愛，害怕愛的缺乏。他沒有從另一位女人身上找到同樣的愛。他對愛的渴望無處尋求，只能把自己的情感埋進土壤，讓思念在妻子墓前玫瑰花叢中發芽。

每當我想起蘇菲亞和李維最后一次在我診所牽手的畫面。那一刻，倆人的眼里不只是淚，更是一種無聲的承諾：無論生死，情意不絕。

在此后的臨床診療時，我更加小心地對待每一個“莫名其妙”的抑郁癥患者。我知道，有些悲傷的源泉，不在大腦，不在心靈，而在身體最隱秘的角落。

有時候，醫生是一個偵探；有時候，是一個橋梁；更多的時候，我們是一點微光。這點微光在黑夜中，不一定能將人帶出悲傷的大海，但至少可以讓那些處在困境中的人知道，他們不是在獨自漂泊。

我不輕易說“會好的”。因為我知道，有些悲傷并不會“好”，它會隨著時間變形、轉移、沉淀、或成為某種生活的一部分。

悲傷并不是病，悲傷，是因為愛……正因曾深愛，失去才會痛。

而這痛，是人之為人的證明。

“悲傷的源泉”不是一個器官的病變，不是一種癌癥的終點，而是一段關系的中斷，一個家庭的失衡，一種真愛的泯滅。

有時，我們無法阻止死亡，但我們可以選擇怎樣面對告別。

而在每一段即將散場的關系中，總有人，學會了溫柔離開；也有人，努力在殘缺中繼續生活。

而我們，作為醫生，所能做的，不過是見證這段旅程，并在最孤獨的時刻，默默站在他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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