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西域考古圖譜》）

每次聽崔健的首張專輯《浪子歸》，藏學家、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沈衛榮都會想起他在海外漂泊的十幾年。后來，他回國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再轉入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倏忽30多年過去，世界已大不一樣了。不變的是，他對語文學愈發堅定的追求。

沈衛榮認為，傅斯年創建史語所時，最重要的貢獻之一便是明確了“語文學”在人文學術中的核心地位。如今，隨著人文學科的不斷分化，這一學術傳統也逐漸被忽視和遺忘了。而在他看來，“語文學”不僅僅是讀書和研究的方法，還是一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

語文學為什么重要？新周刊·刀鋒時間在北京采訪了沈衛榮。此為專訪上編。

?作者 | 蕭奉

?編輯 | 譚山山

“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1928年傅斯年在創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時，為之寫下的一句工作宗旨。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好解，意思是說做文史研究之人，要窮盡地上和地下一切文獻和材料，想盡一切辦法找出一點新信息，“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

但為什么說“我們不是讀書的人”？傅斯年招攬到史語所的第一批研究員，如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都是當時一等一的讀書人，中國現代文史研究正是他們開拓和奠基的。回到當時，傅斯年等人所在意的是，中國境內有著極為豐富的、多語種的語言學和歷史學材料，歐洲人紛至沓來或偷或搶，但中國人卻坐視不管，敦煌遺書幾乎都被歐洲人搬走了。

因此，傅斯年說，他們不能再做書齋里的讀書人，要注重田野調查，徹底發掘安陽殷墟這樣的重要遺址和故都，并一步一步往西域和南洋進發，去敦煌、吐魯番、疏勒乃至亞細亞的深處，尋找更多的新材料，用新方法來進行研究，將“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奪回中國。

沈衛榮，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圖/張子凌 繪）

上百年之后，中國學者仍然在這條路上跋涉。2005年，馮其庸先生邀請青年藏學家沈衛榮回國加盟剛剛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籌建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稱“西域史語所”），并擔任所長。

沈衛榮接信后到北京拜會馮其庸先生，馮其庸先生表示：“盡管中國學人念念不忘上個世紀西域文獻和物質文明遭受西方殖民者肆意掠奪的那段‘學術傷心史’，但我們對于西域古代語言和文獻的研究至今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許多領域已成‘絕學’。”而他要創建的國學院，不只是研究四書五經和漢文化，更要把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域，以及與之產生密切聯系的域外各國，一并進行研究，倡導一種包括中國所有民族文化傳統的“大國學”。

馮其庸先生與沈衛榮都是江南無錫人，也同樣醉心于西域。馮其庸先生從1970年代開始，十多次奔赴西域，追尋玄奘的足跡，實地考察《大唐西域記》記載的路線和城池；沈衛榮進入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后，逐漸開展對元代蒙藏關系的研究，進而深入藏學領域。一在西北，一在西南，都是中國域內文化與域外文化交纏之地。與馮其庸先生會面后，沈衛榮結束了16年的海外漂泊生涯。

20年之后，沈衛榮在北京接受我們的專訪。在近4個小時的長談里，他說起這些年主持西域史語所和從事藏學研究的經歷，最念念不忘的是語文學。他開始覺得，自己這輩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成為一名優秀的語文學家。

最早將“語文學”概念引入中國的學者，便是傅斯年。他創建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其英文名稱中“語言”一詞對應的單詞不是linguistics，而是philology。前者主要研究語言的語音和表達形式，如趙元任對吳語方言的調查；后者由philo（喜愛）和logia、logos（言語、學問、推論）的變體組成，字面意思是“學問之愛”“文獻之愛”，曾被譯為語學、言語學、古文字學、文獻學、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古典語言學等，要求學者調用各民族的語言和文字、考古學、歷史學等知識，來解讀一件文獻和材料，挖掘它的含義和背后的歷史世界。

如羅振玉和王國維用當時新出土的甲骨來證實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載的商王世系，陳寅恪利用梵學、印度學、藏學、蒙古學、突厥學等學科的造詣來研究漢文文獻和中國歷史，都是語文學的研究方法。

1935年，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左起）在安陽殷墟發掘現場。（圖/史語所）

近年來，沈衛榮多次在講座、評論中談到陳寅恪的語文學底色。他認為，陳寅恪的名言“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就是語文學的立場和態度，因為“人文學術研究必須堅持語文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才能擺脫神學、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束縛，人文學者和其學術實踐才能有獨立和自由”。

在沈衛榮看來，語文學不僅僅是讀書和做研究的方法，還是一種世界觀和生活方式。“語文學的精髓在于尋求理解，即尋求正確和全面地理解語言、信息和文本所蘊涵的真實而豐富的意義。……一個人只有從不同角度出發去讀書、閱人和知世，學會從其原本的語言和文化語境中，設身處地的去體會和理解他者發出的信息時，才能成為一位既與眾不同、出類拔萃，又能和這世界同進共退、和諧共處的人。”

他把自己最新的文集命名為《他鄉甘露》，似乎隱含了他的求學之路和語文學追求。他從家鄉無錫甘露鎮出發，到歐洲、北美、東洋等異國他鄉求學問知，再帶著他鄉的甘露回到本國教學。這段跨文化的學術經歷，就是一種“語文學”的生活方式。

《他鄉甘露》

沈衛榮 著

鳳凰出版社，2024-2

進入歷史之門

新周刊： 你的家鄉無錫是江南文化重鎮，錢穆、錢鍾書、馮其庸等都是無錫人。1979年進入大學之前，這一文化傳統對你有什么影響？那時看過什么書？

沈衛榮： 基本沒有看過什么書。馮其庸先生小時候還有很多書可以看，但到了我成長的年代，他能看到的書，我們一本都沒得到過。那時的所謂江南文化傳統，也已經看不著了。當時我鄰居家有一本小小的成語詞典，我借來讀，幾乎從頭到尾背下來了，因為沒有其他書可以看。無錫是魚米之鄉，很多小孩都喜歡捕魚捉蟹，但我只喜歡讀書，卻無書可讀。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新周刊：據說你的高考歷史科考了93分。對歷史有天然的興趣？

沈衛榮：也沒有。實際上我就是從來都搞不懂數理化，只會學文科，考試就照著課文去背誦。我最好的科目一直是語文，沒想到高考語文才考了79分，雖然當時已經算是高分了。而歷史據說考了全省第二名，當時我們的中學校長也完全不懂我這個成績可以去哪里讀書，說我考不上中文系的，建議我讀歷史系。我就這樣去了南京大學歷史系。大學上完四年，其實也沒有對任何一個學科真正培養出興趣來。

新周刊：上大學后應該有很多書可以看了，為何一直沒有找到興趣所在？

沈衛榮：我一直覺得，我們大學四年沒有得到很好的培養。一方面，我不甘心讀了歷史系，花了很多時間去上中文系、哲學系的課；另一方面，當時接觸的書基本還是教科書，很多老師上課就是照本宣科，很難讓人培養起真正的興趣，所以也沒有讀到多少真正對自己影響很大的書。

1920年代的金陵大學。南京大學鼓樓校區北園東邊的部分，即金陵大學舊址。（圖/維基百科）

新周刊：所以你真正進入歷史之門，是到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之后。

沈衛榮：可以這么說。大學本科快結束的時候，南京大學開始給學生分配工作，我當時是學生干部，或也可以選擇進入“第三梯隊”（20世紀80年代對省部級后備干部的 稱呼）。但我還想讀書，因為在我們“新三屆”里，我的年紀比較小，不想那么快進入社會，還想多讀幾年書。當時高年級同學有個說法：古漢語好的人去研究古代史，英語好的人適合研究世界史，啥都不好的人就學近現代史。我覺得我這些科目都學得不錯，一時不知道該去研究什么。

后來看到我們系最有名的老師——韓儒林先生招研究生，他是做蒙元史的，要求學生同時掌握古漢語和英語。我覺得這個專業適合我，就決定考蒙元史的研究生。

進入蒙元史領域之后，我才知道蒙元史和其他中國史專業都不太一樣，它是一個比較國際化、全球化的學問，而且當時我們的老師也都是有國際學術背景的。比如韓儒林先生是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弟子，他的學術方法非常國際化，水準很高。很多人對韓先生的學術貢獻缺乏真正的理解，學者胡文輝寫的《現代學林點將錄》也沒有把韓先生收錄進去，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忽視。

可惜我考上研究生的時候，韓先生過世了，我就成了陳得芝先生第一個獨立帶的碩士研究生。

《元史講座》

韓儒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

新周刊： 那你幾乎是從零開始進入蒙元史。這個領域非常大，你是怎么找到元代蒙藏關系和藏學這個方向的？

沈衛榮：蒙元史非常博大精深，我一開始覺得根本進不去。這個領域的前輩學者，像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韓儒林、亦鄰真、蔡美彪、陳得芝等先生，還有國外的伯希和、韓百詩（Louis Hambis，1906—1978）、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這一批批漢學家，都非常厲害，你怎么學？所以第一年我特別惶恐，不知道從哪里著手。在元史研究室，老師們都在說那些《元朝秘史》《元史》，你得一遍一遍地讀，但到底要怎么讀也不清楚，我讀了也進不去腦子。

后來陳得芝先生對我說，你去學藏文吧。韓儒林先生曾經要求陳先生去學藏文，因為藏文文獻里面有大量關于蒙元史的資料，而這個資料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解讀。于是，陳得芝先生把我派到北京，跟王堯先生學藏文。

前往學術的香格里拉

新周刊：你和榮新江老師有一點相似的地方，讀大學的時候都曾經掌管研究所或資料室的圖書，有更多機會讀到一些珍貴的資料和書籍。他是看敦煌卷子，你是讀了圖齊（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西藏畫卷》。

沈衛榮：蒙元史從來都很重視和西方學術的對話。我準備考研究生的時候，正好是改革開放，南京大學圖書館也有錢，可以讓我們訂閱、購買一些西方學術刊物和圖書。當時陳得芝先生和劉迎勝老師負責挑選書目，我去打訂單，所以這一大批書都是我們訂的。其中就有一部大書是圖齊的《西藏畫卷》，當時大概花了4000美元，非常貴。陳老師說，這個書非常重要，你要去看。

新周刊：《西藏畫卷》為 什么重要 ？

沈衛榮：它是藏學開宗立派和集大成之作。圖齊在藏地考察了18000公里，首次發現了藏王墓，給很多寺院留下了珍貴的測量數據和照片，還廣泛收集藏文文獻，對藏傳佛教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從他開始，藏學的各個領域就有了基石。

新周刊：從讀碩士到留校任教，你在元史研究室總共待了7年。這7年里最深刻的記憶是什么？

沈衛榮：那幾年在元史研究室，經常就是我和師兄姚大力老師兩人在一起。因為姚大力家在上海，所以他在南京這邊經常待在學校里，從白天到夜里，我們兩人就在那兒讀書或者討論。劉迎勝也留校了，他和姚大力會經常聊很多學術上的事情。當時蔡美彪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詞典·遼夏金元史卷》，以及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元史卷，他們都有參與其間。所以，他們每天都會討論相關的史事和史料。劉迎勝當時是一天到晚都在學各種語言，姚大力寫文章也特別認真，幫我仔細改過學士論文，這些精神對我的影響是特別深的。

新周刊：你的學士論文寫的是《元朝的木華黎家族》，為什么選擇這個題目？

沈衛榮：當時我看了蕭啟慶先生寫的一篇論文，里面提到元代四大家族，其中有木華黎家族，但沒有展開來寫。我就跟陳得芝老師說，我寫這個可不可以？今天想起來，這篇論文是我真正進到歷史專業的敲門磚。當然，這篇論文還是很幼稚的——雖然也是窮盡了所有的材料和研究。后來姚大力覺得里邊關于木華黎家族世系的考證做得不錯，他幫我把這一部分改出來發表了，這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見《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 年，第8期）。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8期目錄頁 。（圖/南 京大學民族與邊疆研究中心）

新周刊：從元史轉入藏學之后，當年你的感受是什 么？如何開展研究？

沈衛榮：我學藏語的目的性很強，就是要用藏文的資料來做元史研究。為了寫碩士論文《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研究》，我去北京跟王堯先生學了一段時間藏文。而王堯先生研究藏學也是伯希和的那一套“虜學”（相對傳統漢學而言，注重用多語言來研究歷史文本）的做法，學會藏語之后，把所有藏語文的資料都找出來，來充實你的各種研究。當時王堯先生是中國大陸唯一跟國外藏學界有很多聯系的學者，所以他能夠把國際上最新的藏學研究資料帶回來，包括雜志、期刊和論文抽印本，然后讓我們去做翻譯，直接就能學到國外藏學是怎么做研究的。

所以，王堯先生的教法很有效，他用了兩個星期教會你怎么發音、怎么拼寫、怎么查字典，然后就開始教我們去讀文獻。按照他的方法，我學得很快，兩個星期后就可以去找各種藏語文本來看了。當時用得最多的是《漢藏史集》（作者為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于1434年），這本書后來很快就有了陳慶英的漢語翻譯本，所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很多新的藏 語文材料。

1986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陳慶英翻譯的《漢藏史集》。

我在北京學了一年多藏文之后，就回南京寫碩士論文。后來論文分成三篇，分別在《西藏研究》《歷史地理》《元史論叢》這三份期刊發表，一下子就有三篇大文章出來。再后來我又從碩士論文里改寫了一篇文章，投給《歷史研究》，也發表了。

碩士畢業以后，我留校任教。第二年陳得芝先生可以帶博士了，我就成了陳老師的博士生，但是我開始對做元史還是藏學、在國內繼續讀博還是出國有點猶豫了，最終決定出國讀書，完全進入藏學領域。

留德十年，尋找他鄉甘露

新周刊：你在德國波恩大學讀的是中亞語言文化系，指導教授有三位——薩加斯特（K.Sagaster）、克林凱特（H.J.Klimkeit）、陶德文（R.Trauzettel）。相對于陳得芝先生，你的文章中對他們的介紹比較少。他們對你的學術指導，還有你和他們的交往是怎樣的？

沈衛榮：我這個專業主修的是中亞語文學，還要選兩個副修，我選了比較宗教學和漢學。實際上，在波恩大學對我影響最大的學者，是中亞系一位真正做藏學的老師——迪特舒（D.Schuh）教授，我跟他讀了很多藏文文本。

我的論文指導老師薩加斯特是一個蒙古學家，他是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系創始人、蒙古學家海西希（W.Heissig）的弟子。我早在北京跟王堯老師讀書的時候就認識他了，他的藏文很好，所以我就寫信問他，能不能去他那里讀書。他很快就答應了。實際上，他主要是蒙古學家，他對章嘉呼圖克圖、《白史》的研究，都是奠基性的。我1990年到德國的時候，他快60歲了，學術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他開始做一些佛教圖像學的研究。所以，我在學術上跟他學得不多，但他對我在生活上各方面都非常照顧。

學者克勞斯·薩加斯特。

另一個副科指導老師陶德文是漢學教授，我剛到德國時，他就給了我一個特別大的打擊。在波恩大學讀文科博士，如果你是德國人，就一定要通過古代拉丁文考試，中國學生可以不考拉丁文，但一定要考古漢語作為代替。我去找陶教授考古漢語，以為他會給我一個非常難的卷子，結果他拿了一段《孟子》里談“五十步笑百步”的篇章讓我翻譯。我當時很納悶，這也太容易了吧，這個我小孩的時候就會了。他說不可能，你們中國學生很多都看不懂這個，你給我翻兩句看看。我給他翻了幾句，他就說可以了，沒想到你古漢語這么好，以后不用來上課，最后來考試就行。我當時非常生氣：這也太瞧不起中國人了。

另一個教授克林凱特是做比較宗教學的，在絲綢之路、敦煌吐魯番和整個歐亞的宗教文化傳播方面，他是特別有名的學者。一開始我和他接觸的時候，覺得他非常豪爽，學問也很大。但后來發現他這個人比較復雜，對女性和家庭的態度有些問題，家里兒子據說成了新納粹，他自己也抑郁、酗酒，生活過得一塌糊涂。我1998年6月博士畢業的時候，他已經嚴重抑郁了，在醫院住了很久。我最后去他那里做博士畢業考試時，他對我特別友好，當時他還說要去普林斯頓大學高研院待一年。但1999年2月就聽說他跳火車自殺了。

前段時間有個德國教授來訪，我問過他如何看待克林凱特教授，他對克林凱特教授還是持比較正面的態度，但也認為這個人很復雜。德國很有一些這樣的人，在世俗和學術上都很成功，但患有嚴重抑郁癥，某一天突然就自殺了。

波恩大學主樓。（圖/維基百科）

新周刊：回過頭來看，在海外留學和工作這么多年，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么？

沈衛榮：現在很多學生不愿意出去了，也沒有人敢想象，一個人口袋里只有75美元怎么去德國。現在來說，到國外去學藏學，真不如來清華跟我學。我來清華大學以后做“漢藏佛教語文學”系列講座，把世界上所有這方面的好學者都請過來了。但是，我還是認為，年輕人應該出去看看，只有這樣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們——為什么他們是這樣做學問的，為什么他們是這樣的交流方式。

新周刊：在波恩大學念書，跟在元史研究室的時候有什么不同？你曾經說，當時元史研究室的學術氛圍是非常好的，不比世界一流大學最好的學院差。

沈衛榮：就我這個專業來說，國內外做學問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很好的學者，也有水平不怎么樣的學者。但是就整個教學方法和學術氛圍來說，很不一樣。

我在波恩大學進了一個研究生班，叫“跨文化宗教對話和歷史研究”，一年招10個博士生、2個博士后。大家都是跨專業的，有人學伊斯蘭教，有人學佛教，有人學中亞語言。我們每學期會有一個專題研究，每周請一個著名學者來學校講課，然后大家互相之間做報告、交流，這樣一下子就把我的眼界打開了很多。

這種教學方法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在波恩大學，我們上課就是一起讀書、一起討論，沒有老師會天天站在講臺上從頭講到尾地授課、做講座。我們基本上就上兩種課：一個是閱讀課，另一個是seminar（專題討論課）。我在清華嘗試了很長時間，希望把seminar開起來，但非常難，大家還是要聽你講課。我覺得很痛苦：一個星期要講3小時，一學期有14周、16周，我哪有那么多東西可以講？

德國的文科教育是跨學科的，雖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專業和方向，但如果學院要請一個人來講課，幾乎所有文科教授都會來，報告結束后大家會一起討論。在我們的大學，如果我想組織一個學者講座，有多少教授或同事會來？

波恩大學數字人文中心嘗試在研究和教學中使用3D技術和虛擬現實（VR）等新型數字工具。圖為古典考古學研討會上，幾名與會者使用VR眼鏡。（圖/uni-bonn.de）

新周刊：季羨林先生寫過一本《留德十年》，化用了曹雪芹的一句詩來形容他的留學生涯：“毫無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作者并不癡，人解其中味。”你留學德國十年，會不會有同樣的感受？

沈衛榮：我出國前，在國內也算是有點成績的青年學者了。但是出國以后，我啥也不是，啥也沒有。出國時我口袋里只有75美元，臨走前一天才拿到簽證；到了德國以后也完全是兩眼一抹黑，其后有非常多的艱難曲折。很多人會覺得出國后問題就解決了，實際上，出國后一切問題才剛剛開始。

赴德不久之后，我去了加州，因為我太太去那里讀書了。當時很多人就勸我別搞學術了，沒用，在美國隨便讀一個計算機編程，以后一年下來很容易能拿到七八萬美元。但我死活不愿意，我那時快30歲了，如果換一個專業，那我這些年不都沒意義了嗎？所以，我還是想堅持下去，但這個堅持也讓我付出了很多代價。

2024年2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請我去做一個關于佛教的講座。他們的教授介紹我的履歷后說，很羨慕我去了那么多國家和地方。后來我跟他說，今天的我看起來很好，但當年真的是一把辛酸淚，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工作和住所，如此漂泊了16年。

新周刊：所以你對崔健的《浪子歸》很有感覺。

沈衛榮：我1979年上大學，很早就開始聽崔健了。《浪子歸》是他的第一張專輯，1986年發行的。2018年，我寫文章回顧國外藏學發展的時候，突然想起這首歌，聽著很是感慨。我是20世紀80年代進入藏學的，到2018年的時候，世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整個西方都不一樣了，藏學不一樣了，我也不一樣了。三四十年來，我一直特別喜歡崔健的歌，他的歌里有不少對現實的批判，但很有正能量，最后總會給人一種信念和希望。

《浪子歸》專輯。

（本文采訪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張子凌女士提供學術支持，內容經沈衛榮教授審定。）

作者丨蕭奉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本文精簡版首發于《新周刊》總681期《不做二手讀者》

原標題：沈衛榮：讀書和生活，都需要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