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圖片系AI生成，與內容無關）

作者 | 鄒成效

最近接觸到的AB貸案件越來越讓我覺得離譜，下面就從另外一個角度闡述一下，為什么AB貸模式下的“銷售偽劣金融服務”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先說具體案件，以下是將AB貸認定為“合同詐騙罪”的起訴書摘要：

經依法審查查明：

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甲帶領被告人乙、丙、丁、戊等人在本市某地開設貸款中介公司，主營助貸業務。其中，被告人甲為團隊實際負責人，負責場地租賃、人員分工、明確經營模式、工資發放、人員培訓等日常經營管理工作；被告人乙、丙、丁為公司銷售主管，分別帶領各組業務員開展具體的電話營銷、幫助貸款介紹等業務工作；被告人戊作為行政主管，負責前臺管理、客戶登記、賬目登記、貸款申請等工作。

被告人甲通過己（另案處理）在網絡平臺上發布貸款廣告，收集有貸款需求的人員信息，后將信息分配給各銷售主管。銷售主管、業務員根據獲取的電話聯系有貸款需求的客戶A見面洽談。業務員在明知A征信較差無法獲取銀行貸款的情況下，仍以X公司、Y公司、Z公司等公司的名義與A簽署《貸款居間服務合同》，約定在幫助取得貸款的前提下，收取貸款總額5%-30%的服務費。后業務員在銷售主管的安排下，以提供征信良好的親友B作為貸款見證人幫助提高征信獲取貸款為名與A、B談單。期間，銷售主管、業務員又以B無法幫助A提高征信，可以通過“B貸款、A還款”的方式為A申請銀行貸款，向A隱瞞實際以B的名義進行貸款的事實。待銀行放款后，業務員通過B將貸款資金轉入A個人賬戶，并向A收取服務費。

經查，2023年3月至2023年12月，被告人甲、戊參與詐騙7起，詐騙數額為人民幣210000元；被告人乙參與詐騙4起，詐騙數額為人民幣100000元；被告人丙參與詐騙2起，詐騙數額為人民幣70000元；被告人丁參與詐騙1起，詐騙數額為人民幣40000元。

具體為：（略）

本院認為，被告人甲、乙、丙、丁、戊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均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五）項、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均應當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下面總結一下起訴書的指控：

一名征信不良者（A），被從事金融助貸服務的不良人員一通欺騙后，誤以為 助貸公司能以高端的神奇操作幫自己從銀行貸到款，所以心甘情愿 支付高額的金融服務費。結果到最后發現，款雖然確實拿到手了，但助貸公司采用的卻是最樸實無華的方式，只是協助該征信不良者的親友，一名征信良好者（B）貸到款，再將這筆錢轉借給征信不良的A。

事就這么個事。

是否對A有欺騙？有。

A最終拿沒拿到借來的錢？拿到了。

不良中介有沒有提供金融服務？有。

這種金融服務是不是A期待的？不是。

這種金融服務值不值高額的服務費？那當然不值了。

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像不像我們在很多服務領域遭遇到的事情？

把金融服務換成旅游服務試試：一家無良旅行社宣稱提供“新馬泰”高端豪華旅游服務，吸引游客簽訂旅游合同并交付大額費用。結果，最終發現旅行目的地根本不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而是“新閘、馬杭、泰村”，而且旅行安排十分粗糙，住宿條件遠不如宣傳，行程安排混亂，甚至導游經驗不足，導致整個旅游體驗非常差。

再把金融服務換成法律服務試試：一個無良律師宣稱“包贏官司”，吸引當事人簽訂委托合同并支付高額律師費，結果，雖然律師也立案、開庭，但由于其訴訟經驗不足，完全不像自己吹噓的那樣“逢訴必勝”，庭審表現相當糟糕，最終導致當事人敗訴。

類似的“偽劣服務”我們在生活中其實碰到的太多了，我們都將其認定為“合同詐騙罪”了嗎？

總結一下，日常生活中，這種“銷售偽劣服務”的行為，并不是“詐騙罪”或者“合同詐騙罪”，而是一般的服務類消費糾紛。

那為什么到了AB貸金融中介服務這里，“銷售偽劣金融服務”就成了“合同詐騙罪”了呢？

消費者日常的消費行為，分為兩種，一種是對產品的消費，一種是對服務的消費。

商家在提供產品或者服務的過程中，哪怕采用了欺騙性的手段，目的都是為了完成合同約定的銷售或者服務，是想通過 讓消費者支付高價為低價商品或者廉價服務買單，而不是為了拿了錢跑路或者玩失蹤。

這就是“非法獲利”和”非法占有“的本質區別。

例如，網紅小楊哥采用欺騙性手段，將廣東生產的月餅謊稱為成香港生產的”美誠月餅“，讓消費者產生錯誤認識，花高價購買價值較低的商品，盡管總銷售金額達到5000余萬元，也只定性為消費糾紛，而不是詐騙罪或者合同詐騙罪。

這種有“非法獲利”故意，但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行為，由《民法典》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

即使情節嚴重到需要《刑法》來調整，也不是用”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來調整，而是采用量刑輕得多的”銷售偽劣產品罪“來處理。

那這里又有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既然商家為消費者提供產品、服務，那銷售偽劣商品的行為在《刑法》中有“銷售偽劣商品罪”，銷售偽劣服務的行為在《刑法》中有沒有“銷售偽劣服務罪”呢？

答案當然是沒有。

我的朋友小文說：那不就結了，《刑法》中既然沒有 “銷售偽劣服務罪”，那同樣嚴重的行為就用“合同詐騙罪”來處理不就好了？

這種樸素的想法雖然質樸，但是違背了“罪刑法定”、“舉重明輕”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好理解，刑法中沒有規定為犯罪的，不能認定為犯罪。

“舉重明輕”原則是指，在法律規定了對較重行為的處罰，那么對于較輕行為自然也應當適用相應甚至更輕的處罰。

“銷售偽劣服務”的行為和“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比較起來，雖然看起來都是臥龍鳳雛，不相伯仲，但是細細比較的話， “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危害性是略重于 “銷售偽劣服務”的，因為產品的質量是否“偽劣”可以通過技術鑒定的方式進行判斷，而服務卻往往是帶有無形化、個性化、主觀化的特點，相對難以評估其“偽劣”。此外， 偽劣產品的使用有可能傷害到消費者的生命健康，而偽劣服務則基本上只會傷害到消費者的錢包。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的話， “銷售偽劣產品”的行為危害性是略重于 “銷售偽劣服務”的，也就是 “銷售偽劣產品”更嚴重些。

退一步講，就算兩者 “銷售偽劣服務”和“銷售偽劣產品”的嚴重程度一致，也不可能用遠重于 “銷售偽劣產品罪” 的“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處理吧？

討論到這個地步，其實已經很清楚了，無論是依照 “罪刑法定”還是“舉重明輕”原則，都能將 “銷售偽劣服務”行為認定為 “詐騙罪”或“合同詐騙罪”。

最后，我們再總結和歸納一下以上的法律邏輯：

1、AB貸金融服務模式的目的是為了獲取“非法獲利”，而不是“非法占有”；

2、 AB貸金融服務模式中通過欺騙行為收取高額服務費的性質是 “銷售偽劣服務”；

3、 “銷售偽劣產品”和 “銷售偽劣服務”是同等類型的消費領域欺詐行為；

4、 “銷售偽劣產品”一般用 《民法典》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嚴重的適用《刑法》，認定為“ 銷售偽劣產品罪”；

5、 “銷售偽劣服務” 一般用 《民法典》或《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 嚴重的是否能適用《刑法》，要 依照 “罪刑法定”、“舉重明輕”原則適用；

6、《刑法》中既沒有專門的 “銷售偽劣服務罪”，也不能適用高于 “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詐騙罪”或者“合同詐騙罪”；

7、既然沒有合適的罪名，探究立法者的本意，基于上述的兩個原因（服務的 無形化、個性化、主觀化，以及危害性相對較低 ），所以不設立 “銷售偽劣服務罪”；

8、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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