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

讓你一聽就懂的10個經濟學原理

文|張維迎

學習經濟學，重要的并不是記住某項具體結論，而是要學會正確思考經濟問題的思維方式。究竟怎樣才能像經濟學家一樣思考問題呢？在我看來，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可以歸納為十個方面：

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

在現實中，人的各種行動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其實現目的的愿望就是行動的動機。因此，行動就是改變現狀，而之所以要改變現狀就是由于對現狀不滿，其中必然有對于某種價值的追求。

經濟學關注人的行動，不僅要關注人究竟采取了怎樣的行動，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關注他們為什么采取這樣的行動。只有這樣，我們對于整個經濟現象才能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只有個體才有能力決策

只有個體，也就是有血有肉、有靈魂、有意識的生命體，才有目的和行動能力。人要行動，就必須思考，需要搜集信息、進行分析判斷，然后做出決策。這些活動只有個體才能完成。

我們常常使用群體、集體、政府、國家等概念，說它們做了某某事，這讓我們以為集體似乎也是能行動的。但這種說法只有在隱喻意義上才是對的。事實上，集體本身不可能行動，只有集體里面的人才能行動。一些經濟學家在分析問題時，習慣于把集體、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析單位，并把它們想象為沒有自身利益訴求、完全大公無私的。如果是這樣，很多問題就很難理解，例如為什么政府會有腐敗，為什么所謂的集體決策經常沒有效率等。而一旦我們摒棄了這種集體主義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來重新審視這些問題，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

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曾說過，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經濟學，那就是“沒有免費的午餐”。這里，要為午餐所付的那個“費”，就是機會成本。

我們知道，人類無論是在動物性上還是社會性上，都有很多的欲望。但不幸的是，相對于人們的欲望，在任何時間點上，用來滿足欲望的資源卻總是稀缺的。比如，我們常說的錢不夠花，就是指擁有的錢不足以支撐花費，因此相對于花費而言，我們擁有的錢就是稀缺的。也許有人會說，大富翁們總該不受稀缺的困擾了吧？其實不然。盡管他們并不缺錢，但他們的時間是有限的，因此也受稀缺性的約束。

因為稀缺性的存在，人們在行動時就必須有選擇，為了得到一樣東西就得放棄另一樣東西。所謂機會成本，就是你為了達成某項目的所要放棄的最大的價值。舉例來說，如果你現在面臨兩個工作機會，一個是年薪10萬元的大學教職，另一個是年薪50萬元的投行交易員，那么在不考慮非貨幣利益的前提下，選擇去大學任教的機會成本就是50萬元。當然，在現實中情況可能會比較復雜，人們在選擇時還必須要考慮很多不能用貨幣衡量的因素，例如親情、友情、自由、尊嚴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機會成本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主觀的判斷。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雖然人們在個人決策時比較容易理解“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在考慮公共福利提供等問題時，卻很容易忘記這一點。很多人總希望政府能夠多建設公共設施，增加公共福利，仿佛這些都無需成本；但事實上，政府為了增加公共福利，就必須通過征稅、發行貨幣以及舉借公債等途徑獲得收入，而無論是哪一種途徑，成本最終還是會轉嫁到老百姓身上，減少個人可獲得的資源和產品。由于相對于私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獲取“免費午餐”的人最終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貴的午餐。

人是在邊際上做選擇

所謂“邊際”，指的是對現有行動進行的微小調整，這些微小調整所帶來的成本和收益分別被稱為“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經濟學所要關注的問題，通常不是極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比較，也就是對“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權衡。

舉例來說，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在購置食品和購置衣物上分配收入。一般來說，我們不會只買衣服不吃飯，也不會只吃飯不買衣服，而會考慮是多買些食物而少買些衣服，還是多買些衣服而少買些食品，這樣的選擇就是邊際選擇。值得一提的是，“邊際”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經濟史上的一個著名難題——水和鉆石的悖論。

19世紀的經濟學家們曾一直困惑于一個問題：為什么對于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水價值很低，而對人類生存可有可無的鉆石則有很高的價值？對于這個問題，古典經濟理論并沒能給出很好的解釋，而從“邊際”的概念入手，這個問題則很容易回答。這是因為，物品的價值是由它帶給人的邊際效用決定的——雖然水很重要，但是由于它很多，因此在邊際上多一滴、少一滴對效用的影響不大；而鉆石雖然無關緊要，但由于它很稀少，因此在邊際上多一顆、少一顆對效用的影響很大。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鉆石的價值要遠遠高于水。

自由交換是互利的

人們在資源占有上可能有豐寡之別，在個人特質上可能有各自差異。這些差異性的存在，給通過交易改進彼此的收益創造了巨大的空間。

舉例來說，我手里有一瓶水，并且我認為這瓶水對我而言值1元錢，而你卻認為這瓶水對你而言值2元錢。那么，如果我用1.5元把水賣給你，我們雙方就都相當于賺了0.5元錢，這場交換活動讓我們雙方都獲益了。當然，交易自由是雙方都獲益的前提，如果我強買強賣，非要用5元錢把水賣給你，那就是在增加我的收益的同時，減少了你的收益。

這里需要澄清一個概念問題。我們常說，市場經濟下是“等價交換”，但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如果一件商品對你我的價值都一樣，那么交換發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只有我們對某件商品的評價存在差異，自由交易才會發生，交易一旦發生，就為雙方都創造了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自愿交換一般都不會是等價的，而是伴隨著價值的創造，也就是財富的創造。

區域貿易、國際貿易，本質上也都是個人之間的交換。同一地區內個人間的自愿交換能促進交易各方福利的增進，地區之間、國家之間的交換就更是如此。那些阻礙貿易自由的政策壁壘，很多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國家利益”的旗號，事實上卻剝奪了公眾改進福利的機會。

分工是進步的源泉

分工是和交易相聯系的。如果沒有分工，人類的交易就會很少。只有有了精細的分工，人與人之間的交易才能更加頻繁地開展。

在《國富論》的開篇，亞當·斯密用很大的篇幅說明了分工的重要性。斯密指出，分工有三方面的好處：第一，它有助于手的技巧的完善，提高人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判斷力；第二，它節約了在不同工作環節之間轉換勞動的時間；第三，它增加了發明新工具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有了這些好處，人們才得以通過分工合作大幅提升自身的力量，完成僅靠單個人難以完成的事情。

分工是市場規模擴大的結果。如果沒有市場就不會有分工，只能自給自足。市場的擴大促進了分工的細化，分工的細化導致了技術進步與創新，進而促進了經濟發展，而經濟發展反過來又使得市場進一步擴大……如此反復，就是經濟良性發展的整個過程。

為什么我國在改革開放后迎來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場的擴大。一方面，各項改革措施廢除了所謂的“投機倒把”等罪名，為國內貿易掃除了障礙；另一方面，對外開放則開啟了巨大的國際市場，這兩方面都讓市場規模急劇擴大了。隨著市場的擴大，良性循環就啟動了，“中國奇跡”產生的奧秘就在于此。

結果比動機更為重要

人的行動既有動機，也有結果，而結果和動機之間往往存在著不一致。那么，當我們評價人的行動時，應該更看重動機，還是更看重結果呢？在經濟學家看來，應該更看重結果。

在現實中，人們常常以某項行為的出發點來判斷某項行動的好壞；但經濟學家卻認為，即使一項行動的出發點是利己的，只要它的結果是利人的，那么這項行動就符合市場道德，值得肯定。亞當·斯密曾在《國富論》中論述道：“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于屠戶、釀酒師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的自利的打算。”這里，屠夫、釀酒師和烙面師雖然有著利己之心，但客觀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是值得贊許的。

相比之下，那些利人的動機導致的損人后果倒是十分值得重視。例如，政府希望實現充分就業，讓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這個目標當然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政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規定所有企業一旦雇用職員就不能解雇，那么企業雇用員工時就會更加慎重，反而讓更多的人難以找到工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曾說過：“通往地獄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鋪就的。”這一忠告我們應時刻謹記。

自由競爭是件好事情

讓“利己之心”產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競爭。

如果沒有自由競爭，那么“利己之心”就只能導致“利己之行”。中國農村有句老話，叫“匠人要發，房子快塌”，意思是工匠要發財，就必須把房子的質量蓋得差一點。只有房子一蓋起就塌，才能不斷有生意。但這個發財“秘訣”只可能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才有用。如果有競爭，為了爭奪生意，工匠們必須提高建筑質量，讓消費者滿意，那些蓋房質量差的工匠就不會有生意。

當然，自由競爭的前提是自由和平等，弄虛作假、強買強賣都不能算作自由競爭。

盡管自由競爭是好事，但在現實中卻頻頻遭受非難。經濟學大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曾說過：“‘競爭’這個名詞背負惡名，而且還包含某種利己心和對他人的福利漠不關心的意思。”為什么會這樣呢？這是因為它顛覆了傳統社會的模式。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和熟人生活在一起，所有的生意、交往只有在熟人之間才能發生，這看起來很有人情味。而自由競爭讓人們對于鄰居和陌生人差不多一視同仁，這似乎大大沖淡了社會的人情味，因而會招致一些人的厭惡。對此，我們必須看到傳統社會的所謂“人情”，其實是局限在一個狹小的圈子里的，超出這個圈子時，人們往往相互敵視。恰恰是自由競爭改變了這一切，讓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從這點上看，自由競爭本身對于推動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待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比人強

制度是一種游戲規則、一種激勵機制，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選擇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在長期的歷史中，宗教和傳統道德哲學多以改變人性為目的，但在經濟學家看來，作為人類，我們的人性是很難改變的，但我們可以通過改變制度來改變人的行為。

例如，在人民公社時代，人們的勞動積極性很低，種植的農作物經常歉收。而在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人還是那些人，地還是那些地，但糧食產量卻大幅度增加。這是為什么呢？答案就在于制度變了，而不是人性變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種新制度給人們提供了新的激勵，使被人民公社制長期束縛的生產力充分釋放了出來。

有一些人說，經濟學家只重制度，而不重人性。這種說法并不正確。事實上，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響的。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度，往往也伴隨著各類腐敗的盛行；而在制度健全的國度，腐敗就相對較少。這說明，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問題，其實歸根到底是制度的問題。

那么最重要的制度是什么？就是產權制度和個人自由。只有個人財產得到有效保護，人們才有積極性創造財富，才有技術創新；而只有在個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們才會將個人的善變成社會的善。一個制度如果缺少了這兩項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

世界是不確定的，企業家是重要的

人的行動是有目的的，但行動與結果之間的關系受許多非行動者控制的因素的影響，其中許多因素是我們不了解的，其關系的復雜性是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理解的。這就是世界的不確定性。

世界的不確定性創造了我們對企業家精神的需求。企業家就是那些最善于對未來做出判斷并愿意為此冒險的人。如果沒有不確定性，每個人都有決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決策就只是一個計算程序，就沒有企業家的用武之地。但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如何判斷未來，如何收集和加工信息，就成為人們做決策的首要任務。

正是由于那些最善于判斷未來并愿意承擔風險的企業家發現了沒有滿足的市場，創造了各種各樣的新產品和新技術，過去兩百多年的經濟進步才成為可能。這一點對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經濟增長的奧秘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