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東青島李滄區法院兩行人相撞的民事糾紛引發輿論熱議。據當地某普法節目介紹，女子劉某和男子王某在人行道一前一后同向而行，劉某在前打電話行進期間突然轉身，撞上后者倒地骨折，經李滄區法院調解，路人王某因“存在未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而承擔次要責任，賠償對方7萬元。

“行人安全距離”之說在社交平臺炸了鍋。普法節目相對簡略的案情介紹，可能無法全面呈現案情的諸多細節，但并不妨礙外界對得到司法確認的調解結果進一步深入討論：那個參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引申出的“行人安全距離”如果真的存在，那應該是多遠？經過確認的司法調解，其結果同樣對其他社會行為有指引作用，普通路人又該如何走路？

行人一前一后同向行進，前者“在前方無突發狀況時突然轉身往后走”所導致的自身損傷，按照民法典的過錯責任原則，行為人主觀過錯是其承擔民事責任的基本條件，這是法律范疇內最基本的歸責路徑。“無過錯不擔責”，而在這起調解結案的民事糾紛中，作為在后行進人不僅無法預料，也無法被苛求躲避。但在個案釋法過程中，司法人員被認為疑似引申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車輛安全距離”的概念，認定后行進人“存在未與劉某保持安全距離的過錯，是事故發生的次要原因”。

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的“車輛安全距離”，很好理解，但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行人也被要求適用該規則，可能就有些強人所難。況且如不少網友跟帖所言，如果真一以貫之地“照此辦理”，要適用“車輛安全距離”是否也需要以禁止逆行、禁止原地掉頭的標準來嚴格要求前面那個行人？法官依法行使職權，遵照法律規定辦案，但法律并未賦予司法人員創設法律、延伸擴大解釋法律的權限，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車輛安全距離”概念不該也無法直接“移植”到行人身上。而按照法律的確定性原則，“行人安全距離”概念如果真的要適用，也應當為社會成員劃定明確的標準和界限：安全距離到底是多遠？3米、5米，還是不得不提前預判風險、主動繞行？

行人相撞糾紛并不是沒有司法先例，但類似和稀泥的調解方式卻無疑是引發公眾憂慮的主要原因。據媒體報道，在糾紛發生訴至法院后，司法人員對此“多次調解”直至雙方協商一致。調解應當尊重和保障當事雙方“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權利，多次調解過程中，司法人員不應夸大、擴大解讀法律后果以促成和解。而哪怕是再協商一致的民事和解，也不能存在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內容，既然現行法律對“行人安全距離”并無明文規定，就無法憑空增加無過錯方的法律責任。

司法正義不是“按鬧分配”“誰受傷誰有理”，司法調解也不是為了調解而調解，法更不能強人所難。作為普法節目而呈現出來的典型案例，有了司法機關、司法人員的再次背書，其對普通社會公眾的行為具有超出個案的指引作用，不能因為司法說理的不足而讓公眾的樸素正義觀受損。作為熱點個案，本著“誰執法誰普法”原則，當事法院需要對案情的具體情況、司法的相關考量做盡可能詳盡的及時釋法，讓普法的社會效果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