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盼

在J鄉調研時，我偶遇了兩次干部組織村民修路，一次是村里發起組織的、一次是鄉鎮干部組織的。當時覺得頗有意思。結合自己的調研經驗再反過來閱讀《群眾主體》一書，便有了更多的感觸和思考。這里先分享一下鄉鎮干部L在自己所聯系網格里組織村民修繕道路的故事。

（一）修路故事

L組織村民修路的念頭，起始于他在下村走訪自己所聯系網格時，發現在小組交匯的村組道路上，有一個大的路面凹陷。某天L下村再次路過此處時，看到一位騎三輪車過路的老人在凹陷處令人心驚得顛簸而過，“能不能把這處凹陷處理一下，避免發生意外”的想法就在L的腦子里產生了。剛開始沒想重修，只是想最簡單的拖些碎石子過來填補一下。在與小組長商量時，小組長告訴L，此前有村民自行用這種方法處理過，但凹陷產生于路面下沉，填補石子治標不治本，“三天兩天，車子一壓，水一沖，又是一樣的”。要想處理好這段凹陷，還是得把水泥路面破開，重新填平壓實路基。L預估了一下，20多米長的村組道路，重修的材料費——水泥、挖機等——大概需要8000～10000元，如果能以籌工籌勞的方式組織大家修這條路，似乎也并不那么困難。于是L決定以8000元為目標開始籌錢，籌款差不多時就組織動工。

路的好壞涉及村民的出行安全與方便，在理想狀態下，既然修路與村民的利益息息相關，那組織群眾就應當順利且自然而然。但在實踐中，擺在L面前的卻是網格群里的一片沉靜。讓L熱情遇冷的原因如下，第一，小組間難以形成自發合作。該路段在T小組地盤上，但T小組村民卻較少從此處出行。相對來說，受益更大的是H組、W組、Y組居住周邊的村民，且后面三個組之間也有受惠群眾范圍的差異。T組參與意愿不強，后三個組則因害怕扯出糾紛矛盾而沒有動力牽頭，這也是該路段壞了三五年也沒人組織修繕的關鍵原因。第二，許多村民認為修路應該是政府的義務，要求村里、鎮里找指標、投資金來修路。

這些說法和困難在L的意料之中，他也能理解不同立場下各自觀點的合理性。但L認為，修路對大家有好處，也是他每次下村走訪時所見所聞的村民們的真實需求。因此實質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怎樣形成一種帶動大家參與的公共氛圍。“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就是只能我自己來做這個牽頭人，我來承擔組織過程中的麻煩事、糟心事，但我要求組長要全力配合我、支持我。第二個問題的解決就是在自愿原則基礎上，通過我自己帶頭、小組長帶頭、熱心村民帶頭的方式，形成好的氛圍，扭轉大家的觀念，讓大家意識到讓自己生活環境變得更好是自己的一份責任”。

一周后，L籌集到了6500多元（當時還有1000元左右資金，是村民承諾開工后捐款），并選定了開工時間。雖然動員群眾的時間沒有很長，但成功“扭冷為熱”的背后其實潛藏了很多條件和努力：第一，村民們對修路的切實需求。L在遇冷時也思考了是否要放棄組織修路，但在走訪了組長和周邊村民后發現，大家確實有修路的動力和需求，只是“萬事開頭難”，大家處在觀望狀態，需要有人出來打破僵局。第二，L在長期走訪網格過程中與村民建立的信任關系。如在2023年，L曾為小組協調處理了水壩維修問題，得到了許多村民尤其是組長們的認可。第三，來自小組長、黨員、熱心村民等關鍵少數的支持。與小組長建立順暢的日常互動關系是絕大多數網格干部的必備功課，是輔助網格走訪、宣傳工作的重要抓手。此外，L轉業回鄉鎮后從事了多年的黨員發展與管理工作，從2019年至2024年，他每年都有組織一次黨員志愿活動，這次修路也被大家認為與此前的活動傳統接軌，接納度就更高。第四，及時的信息公開與氛圍營造。微信群為村莊中信息的公開與傳播提供了及時的、便捷的通道，并形成了具有現實影響力的網絡公共空間。從資金籌措到后續的資金使用，L通過微信群接龍、公開收支明細等方式及時傳遞信息。

修路當天，四個小組大概有10多個村民過來參加了義工，其中有些人過來幫忙抬重物，還有些人是擁有泥瓦技術的工匠。而挖掘機等更專業的工作也是由L、小組長和村民找到附近熟人承接，只需給材料費和油錢。當我詢問一旁的村民“如何避免材料被偷工減料”時，村民回復到：“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是泥瓦匠，質量差距太大都能發現，一點點誤差大家都能接受，這些也都是熟人，要顧及名聲和面子，所以差不多就是私人關系過來幫幫忙的。”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6點，這條25米長、4.5米寬的水泥路就完成了破開路面、壓平地基、重新硬化的重修過程，全部花費9320元。

類似于這樣的故事，在《群眾主體》一書中其實有很多精彩的案例呈現。在大成橋開展的移風易俗、美麗屋場建設、甚至化解信訪矛盾等工作中，“群眾主體”的工作理念貫穿始終，作者在書中也毫無保留地呈現了長期基層治理實踐中，探索出來的工作方法以及對此的系列思考。在這里，結合我自己觀察到的鄉鎮干部L組織大家修路的故事，我想進一步闡述《群眾主體》這本書所要探討的一個關鍵問題：即在基層治理過程中，“把群眾作為方法”何以需要、何以可為與何以難為。

（二）群眾主體

“不帶動群眾，那么鄉村治理與鄉村建設就成了‘落雨天背蓑衣，越背越重’。”這句話形象地說明了“不帶動群眾”可能帶來的消極局面，而且這種“背蓑衣”業已表現在各個地方鄉村建設與鄉村治理中的多個方面。如村莊里沒幾年就破敗了的小游園和老年人建設器材室；如各種瑣碎的事情溢出個人和家庭責任邊界，涌入了政務熱線通道；如積極過載的行政工作與消極應付紙面事務的干部；再如森林滅火中的“干部干，群眾看”的無奈等等。這表明，當群眾工作式微、干部沒辦法真正關心和組織發動群眾時，便會帶來行政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干部消極行政、以及公私責任邊界模糊等意外后果，這極大地損耗了基層治理效能。在此基礎上，“群眾主體”作為一種解法被提了出來。

開展群眾工作、帶動群眾參與的核心機制有二。其一，切實的生產生活需求是群眾參與鄉村治理與公共建設的一般性動力。如果公共建設沒辦法和群眾的利益得失建立聯系，那么大概率出現“干部動，群眾不動”的局面。前文故事中的籌資籌勞便是一種利益聯結方式，建立了“投入成本-滿足需求”之間的關聯，從而擁有了組織發動群眾的可能。其二，取信于民是群眾持續性參與公共建設的必要保障。這提出多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干部廉潔與組織能力。如果村民投入的資源沒能達到預期的建設效果，那么便會大大影響下一次的組織和動員。二是設施建設需要契合群眾的生產生活需求，而不流于表面功夫。正如一位基層干部所言：“（鄉村建設）需要干一件成一件，總是讓一些設施設備曬太陽，久而久之群眾就不相信了。”

但群眾工作其實并不好做。通過前文的故事和分析不難看到，組織和發動群眾雖是一條理想的出路，但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如何充分激發和解放干部，讓干部能夠真正下沉到鄉村治理的實務中；如何應對組織者“責任有余，激勵不足”的失衡狀態；如何重建村民與村莊公共事務的利益關聯；如何把握群眾參與同政府責任的邊界等等，都是“把群眾作為方法”不得不應對的難題。相比之下，項目制、工單管理等建設與治理方式中隱含的“工程邏輯”，能夠通過回避紛繁負責的關系、差異化的需求，來降低“組織者”的時間和心理成本。而代價便是以程序合規的形式效能取代了滿足群眾真實需求的實質效能。如一些高鐵、公路建設后恢復農田水系時，不種田的工程師設計的圖紙往往與從事農業種植的農戶需求不一，但后續出現灌溉問題時，施工主體卻往往以工程已通過驗收規避了恢復水系的實質責任。因此，如何抵擋簡化工作的“工程思維”的誘惑，開展費力但有效的群眾工作，成為考驗治理理念、制度設計與治理方法的重要問題。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把群眾作為方法”顯然不止表現在修路里，也無法簡單地等同于籌資籌勞。更本質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激活群眾建設自身美好生活的主人翁意識，進而發揮群眾智慧、群眾力量在基層治理中的獨特作用。上述討論在《群眾主體》一書中，已經有了許多細節更為豐富的故事呈現與實戰思考，具有從實踐經驗中生長出來的厚重感與生命力。而基層治理中培育社會、組織群眾的社會動員的路徑機制與作用邊界，構成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