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歷史的車流抹去1898年的歷史，重新讓我們去審視一個人，那么這個人如果一直沿著他的造詣走下去，他一定會成為如魏晉名士一般灑脫不羈的人，也一定會成為一名手握寶劍行俠仗義之人。

這個人就是譚嗣同，譚嗣同給世人的印象往往是——為了民族大義而毅然就義的英雄。那句“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始，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者，有之，請自嗣同始”以及“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肺腑之言如今依然如在耳畔。

追根溯源，譚嗣同的就義之舉跟他的性格是分不開的。我們拋棄這個世紀名人的標簽，將他放在大眾的視角上去審視。你會發現，譚嗣同的性格與同時代的大眾存在根本區別，當時的中國民眾沉浸在無休無止地封建壓抑下，卻認為理所應當。這種甘愿被奴化的思想像瘟疫一般迅速地在同等地位的群體間傳播，而他們的孩子也在這樣的環境和教化下耳濡目染。譚嗣同卻恰恰相反，他是游離于大眾思想之外的覺醒者和叛逆者。

而當時大多數讀書人信奉科舉，更癡迷于八股取士之制。他們渴求通過這樣的途徑成為封建社會的守墓人和攫取金錢和名利的跳板。譚嗣同卻十分鄙夷八股，倒是對舞刀弄槍頗感興趣。他常常和友人一起比武，特別是舞劍，對劍術的出招和實用性頗有研究；也喜歡騎馬，常常不厭其煩地跟其他善馭之士比賽。他結交的朋友也富有特點，雖有文士，卻都是胸懷抱負，有實干精神和民族情懷的志士仁人，除此之外，他還廣結草莽英雄。

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大刀王五，譚嗣同與之結交，一方面是因為這個人實現了自己夢寐以求的武功，另一方面這個人的行俠仗義與譚嗣同崇尚家國情懷的思想不謀而合。或許，知己的存在不在于其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彼此之間心意的相通。大刀王五身為市井俠客，而譚嗣同心中住著一位大俠，忠肝義膽兩兩相會又怎能不碰觸熾烈的火焰呢？

如果說，在未結識大刀王五的時候，譚嗣同的俠義只停留在心中、思想里，就如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斗爭一般無法落實到真實的行動上去，那么在與大刀王五的相處歲月里，譚嗣同的思想終于取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行動起來。

在光緒帝大力提倡維新變法之際，他那救國救民的豪俠志氣終于迸發出來，這股氣勢就連他自己都會感覺到不可思議，仿佛行動已經超脫了思緒的束縛，自覺地尋覓他所要前進的方向。嘔心瀝血，不求高官厚祿的回報，只愿救民于水火。此時的他，如同諸葛亮白帝城受先帝遺命時一樣：“奉命于敗軍之際，受任于危難之間”。

變法失敗后，維新人士的領導者康有為以及梁啟超先后逃離，而譚嗣同選擇以自我之身去捍衛變法。這是一種“傻”嗎？這是一種無意義的坐以待斃嗎？不是，他是在用這樣的激烈行為實現自我人格理想的生活，將自己內心的俠客召喚出來，使之與自己的外在形體合二為一，成為肉眼可見的俠客本身。如此一來，譚嗣同的就義是否可以這樣定義？為國家民族獻身以成就內心的俠義之風，呼喚靈魂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