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恒

中年，是一場無聲的沉沒。

你看不到分水嶺在哪，但某天你會忽然發現，朋友圈靜了，職位卡住了，朋友散了，熱血也涼了。

這個年紀的人，不再談理想，只談交社保的公司穩不穩、老板會不會突然消失、孩子的學區房還差多少錢。他們不再輕易辭職，也不再輕易傾訴。他們像藏在城市血管里的暗流，日復一日流動，卻從不翻涌。

他們曾經踩中紅利、買下房子、結婚生子，也曾創業、換賽道、試圖“再來一次”，但時間不會重來，失敗更不再有緩沖。如今的他們，既不是底層，也不是成功者——他們只是，站在退場邊緣的那一群人。

而這篇文章，講的就是他們：兩個經歷截然相反的男人，但同樣人到中年退無可退的人生樣本。

他們不是個例，他們是越來越多人的“預告片”。

01·紅利的盡頭，中年危機的開端

林崢42歲，眼神清亮、言辭克制，是那種典型的“北京IT中產面孔”：穿黑色沖鋒衣，習慣說話前停頓兩秒。他的微信頭像是自己跑馬拉松時的照片，背景是城市高樓和觀眾的掌聲，他的腳剛剛離地，像一個被拍下的起跳動作。

“那時候總覺得人生是在上坡的。”他說。

2006年，林崢從河南一所普通的一本院校畢業，學的是計算機，之后就來到了北京。他承認自己不是最聰明的人，但在北京奮斗的這些年，恰好趕上了中國互聯網產業大擴張——BAT三足鼎立，移動端爆發，微信剛上線，App開發成了風口。

他從一家公司做Java開發起步，干了不到兩年就被朋友拉去做創業項目，負責技術。那是2010年前后，整個城市都在談“創業”，中關村寫字樓從白天忙到深夜，哪怕只是一家10人的公司，也敢寫一句“改變世界”在首頁。

“我們就是典型的追風口一代。”林崢不否認。當年他們團隊做的是一個互聯網服務平臺，蹭到了早期紅利，被風投看中，拿了兩輪融資。雖然沒能做成獨角獸，但公司被并購時，林崢手上那點期權，也夠在北京邊上付個房子的首付。

“你說運氣吧，那真是運氣。但也是，那幾年幾乎全中國都在往北漂，北京就像一臺巨大的發動機，把人吸進來、推上去。”

2013年他結婚，過兩年便有了女兒。房貸每月1萬多，但壓力并不大——他已經是某互聯網公司的中層，帶著十幾個人的技術團隊，年薪50萬+，各方面福利待遇都不差。

他把這稱為“上半場的順風局”。那幾年，他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提神開始工作，晚上十一二點甚至后半夜才回到家。公司氛圍“狼性”，他也習慣了這種高壓節奏。他以為，人生就是不斷換一個更大的舞臺。

直到2021年。

那一年，行業變天：平臺監管升級，互聯網“裁員潮”爆發。林崢所在的部門業務被砍，他帶的團隊被拆分。他自己也成了“優化對象”之一。“HR告訴我不是我不好，是這個項目沒了。”

他拿了一筆賠償，但整個人開始慌了。

“我很清楚自己的問題：年紀不小，沒有特別獨特的技術標簽，也不是前端一線的主力了。你說我帶團隊吧，帶得還可以，但又不是不可替代。”他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有點低。

他也試過找新工作。面了五六家公司，大多止步于“談薪”階段。“互聯網公司更愿意要年輕人，35歲往上就開始挑剔，40歲之后你就是風險本身。”HR跟他講得很明白，“我們要一個能干活的，不是一個來教別人干活的。”

也有入職一些新公司，但是都干不長，勾心斗角，公司要白嫖資源，上級領導不放心不放權，干的憋屈沒法長待。

后來，他嘗試拉了兩個朋友做SaaS創業，方向是To B的客戶關系管理系統。但不到一年就失敗了，產品沒跑起來，團隊資金鏈斷掉。“其實是我太理想化了，還是把自己當作當年的‘林總’。”

2024年他試過開專車。上有老、下有小，身上扛著房貸，必須得有現金流。白天跑車，晚上看簡歷，日子過得像是一場沒有方向的倒計時，雖然有的時候也會出門釣個魚，散散步，但是“人到中年，如果你‘沒事干’，真的會懷疑自己。”

如今的林崢住在自己通州的房子里，孩子已經上小學四年級，妻子是一家銀行的普通員工。他每天固定會查看崗位更新，更新簡歷，跟幾個老同事私下聊一聊有沒有機會。他也學會了省錢，再沒有出國旅游，衣服也少買了。但最大的變化，是他開始害怕未來。

“你會發現一個可怕的事：你當年認為是紅利的東西，其實不是屬于你的能力，而是時代在往上拉你。現在時代放手了，才知道自己不是那么不可替代。”

在朋友圈，他越來越少發言。他說自己朋友圈大概三類人：一種是還在體制內、職業穩定的老同學；一種是投身副業、自媒體、創業的“中年轉型者”；最后一種，是已經從北京“退回”二線城市、在老家買房“重新做人”的人。

林崢慶幸的是，年輕時確實掙到了一點資產，不至于被徹底甩出去。他說：“如果不是那時候買了房、攢了錢，可能我現在就得離開北京了。”

但他也明白，這不是底氣，而是一種退路感。他總說，“我還沒準備好認老。”可這個年紀，不是你說不老，就不會被當成不老的。

林崢說，“一個男人到這個年紀，如果不在體系里，就像一個卸下來的螺絲。”

他現在的想法不多：再找一個有組織、有體系的公司，帶點人，別太累，薪資合適，有社保就可以了。他也清楚，很多崗位可能是年輕人的了。

他仍然每天看簡歷，仍然投遞，仍然堅持健身和早起，偶爾接點私活合作。

“保持樂觀心態吧，有機會就試試，現在還沒想過’退休’”他說。

02·沒有資本的中年，只能慢慢退出

趙立成今年49歲，他從來不說“自己是哪一年生的”，只說“快50了”，語氣里透著一種模糊不清的疲倦。他沒什么特別的口音，但別人一聽他講話的節奏，就知道他不是北京人。“我老家是河北廊坊下面的一個村，小時候種過地，十幾歲就出來了。”

他常年穿一件洗得發白的格子襯衫，袖口磨得起了毛邊。和林崢那種“體面焦慮”的中產不同，趙立成從沒進入過那個“能選擇的圈層”。他的人生，是一場漫長的奔波。

“我十六歲那年，跟村里人出來，在廣州的家具廠做學徒，一天12個小時，包吃住，400塊錢一個月。”那時候他沒想過未來，他說：“當時感覺能賺錢，比念書有用。”

他只讀完初中，就退學了。家里四個孩子，他是老大。從小他父親體弱多病，只能干一些簡單的手工變賣，母親在家務農，家里一畝三分地，剛好夠溫飽。他從小就知道，命不一樣，別人的孩子可以輕松愉快，有玩具，他讀不進書，得去廠里打工賺錢。

剛18歲成年那幾年，他在不同城市的工地、廠區、快遞站之間輾轉，廣東、江蘇、浙江、福建、義烏，干什么的都有：貼膜、拉貨、打包裝、扛水泥、送外賣……最多的時候一天搬了兩百袋水泥，“手抖得拿不穩飯碗”。“現在這幾年老了，肩膀都時不時麻，天一變冷，手腕就像要斷。”

他早早結婚，娶的是老鄉，在義烏認識的。兩人都沒學歷，沒技術，但都有一個共同的認知：“早點生，早點上岸。”22歲那年，孩子出生是個男孩，他開始“真正開始賺錢”。

但那也意味著他徹底放棄了自己。“什么叫自己？我沒想過，成家有孩子以后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活的。”

孩子從小就成績不錯，他就把“全部希望”押在孩子身上。他和老婆在義烏租房，一家三口住十幾平米。為了給孩子上好一點的私立學校、報補習班，他干過夜班、進過黑廠、送過外賣。

“年輕的時候沒錢，有那么一年沒吃過葷腥，孩子學費都得借錢，雖然日子緊巴但孩子是我的心頭肉，從小都盡力給他最好的，尤其是學習上的，從來沒差過”

所有的“忍”與“扛”，都不算白費。孩子考上了南京的一所一本大學，學漢語言。趙立成說孩子考上一本的那一天讓老婆好好做了幾道菜，一起喝了點白酒，“從來沒那么開心過”。

2021年，孩子大學畢業，拿到了北京一家文化傳媒公司的offer。趙立成和老婆坐車去了北京，在望京附近見了兒子和他女朋友。兒子帶他們吃了頓日料。在那天，他在朋友圈發了一張照片——自己和老婆穿著剛買的新衣服，站在兒子和他女朋友身旁笑得靦腆又用力。

2023年，他和老婆商量著拿出積攢了半輩子的積蓄，最后再幫了自己孩子一把，在河北廊坊首付了一套房子，讓自己的兒子結了婚。

那一年，是他自認為“最像一個父親，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年。他感覺自己“完成任務”了。

但真正的問題，是在“完成任務”之后開始的。

“人啊，不能沒事干。”他說。自從孩子獨立后，他整個人就像被抽掉了電的燈泡，日復一日沒頭緒地活著。

他也想再找點事做。他試過回到工廠，但很多崗位年齡限制寫著“45歲以下”，要不就是明說“不要老年人”。他又試過干保安、倉庫管理員，但工資低得離譜，“一天干10小時，一個月三四千塊，還要倒夜班，吃不消了。”

他不習慣坐著，一天不動手就慌。他又去嘗試送快遞，騎電動車送貨，“風吹日曬，比二十年前累多了”，他腿不好，干了兩天就放棄了。

他思考過回老家。“我有個親戚在村里搞養殖，說我可以回來幫忙。”但他猶豫。“我不甘心，我這輩子都在外面跑，讓我回去守著，我受不了。”

更現實的問題是：“回去能干嘛？種地？現在種地也是要本錢的，你不懂技術不懂管理，只能種幾畝，能賺幾個錢？”

他也沒積蓄，供孩子、還債、治病、搬家，幾十年過去，錢像水一樣流掉了。他唯一留下的是在廊坊一間三室的房子。兒子平時在北京，他和老婆就住在房子的次臥里，主臥是留給孩子的。

他開始迷上在手機里刷短視頻，關注一些“中年勵志”的內容。也在視頻下面留言：“我和你一樣，快50了，不知道該怎么辦。”

有時候他會在深夜醒來，看著窗外的天一點點變亮。他會想到，自己年輕時一天干十幾個小時，養活一家三口；如今，自己快干不動了。

“以前我以為人這一輩子就是把孩子送出去成家立業，自己就算完成任務了。可現在我才明白，生活這件事，從來沒終點。”

他不羨慕林崢那種“體面”的人，也不覺得自己活得比別人差。但他清楚地知道，像他這樣的人，中年就意味著退出。不是被淘汰，是慢慢被生活從邊緣擠出去，最后你自己也默認了這個結局。

“我年輕的時候沒存住老本，現在就是靠身體扛著，”他說，“有啥活能干就干啥活，再干兩年，再看吧。”

他說“再看吧”這句話的時候，眼神飄得很遠。其實他心里也知道，再看，大概就是看著自己慢慢退出了。

03·沒有朋友的中年，是一個沉默的世界

林崢最近一次和大學朋友見面，是在去年國慶節。他開車從通州到昌平，花了兩個多小時，堵在高速上。等他到時，老同學們已經開喝了。他坐下，倒滿一杯啤酒，一口喝下。沒人提他這兩年去哪了，大家聊得更多的，是孩子在哪兒補課，買了哪款新能源汽車，或者誰家的老人又住院了。

散場的時候，他站在小區門口，點了一根煙。風從空曠的街道吹過，卷起落葉。他突然意識到：這些朋友，其實已經不是“朋友”了，他們只是“階段性的同行者”。

“人到中年之后，朋友越來越少了。”

這種感覺在趙立成身上也一樣。他曾經也有一群“兄弟”，在工地上、廠房里，一起抽煙喝酒、打牌砍價。但那些人早就“散了”，不是失聯，就是老死不相往來。沒人主動找他聊天，他也不主動說話。微信每天靜默，只有快遞、外賣通知的系統彈窗，像是這個世界在提醒他——你還活著，但“沒人在乎你”。

“你說人這輩子，到底圖個啥？”趙立成反問我。他不知道答案，也沒想清楚。他只是覺得“自己快沒用了”，像舊手機，充電很慢，開機也慢，沒人愿意再等它。

孤獨這兩個字，在中年人那里，是沒有形狀的。它不是那種20多歲失戀后的難過，也不是30歲辭職創業失敗的低谷，而是一種長期的、內斂的、無聲的消解。

它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又像水一樣讓人慢慢泡軟了骨頭。你可能穿著西裝，開著車，刷著公司群里的早安表情包，但內心深處已經明白：你和這個世界的連接越來越稀薄，甚至逐漸變得無關緊要。

社交斷裂，是從“再也沒人問你最近怎么樣”開始的。

林崢說，過去還能約幾個朋友打球、喝酒，現在想約個人吃飯都得提前約一周。“這代人有個共識：不能掉價。”林崢笑著說，“即使孤獨，也要顯得‘體面’。”

有時候林崢會回想起自己35歲時的狀態——“那時候雖然累，但起碼有盼頭”；現在再看，錢沒攢下多少，頭發少了一半，朋友也聯系不上幾個。“有時候會突然覺得，這幾十年到底活給誰看了？”

趙立成也有這種感覺。他說自己“連說話的對象都沒有”，現在遇到事情，第一個反應不是“和誰商量”，而是“忍一忍吧”。

以前晚上睡不著，他還會跟老婆聊兩句；但后來老婆回了老家照顧年近九十的父母，留他一個人在家。他刷完手機，一個人坐著發呆。他試過給兒子打電話，兒子忙得不接；或者接了，也只是草草幾句：“爸我在開會，有事晚點說。”

“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變成了多余的人。”趙立成說。

這是一種微妙的身份失衡——當中年人不再是被依賴的父親，不再是團隊里的骨干，不再是朋友圈里的組織者，也不再是誰的“好兄弟”，他就像突然失去了所有存在的理由。

“好像以前那些角色，全都是臨時的。”林崢說，“一退場，你就什么都不是。”

更可怕的是，沒人關心你“成不成”，因為大家自己也在“熬著”。成年人之間沒有“互相取暖”，只有“各自煎熬”。

于是越來越多的中年人學會了沉默，社交降到最低，人情關系越來越“功能化”——吃飯是為了談合作，寒暄是為了保人脈，連幫忙轉發朋友圈都變成了一種“等價交換”。

趙立成和我說：“前幾年在工地上有個兄弟，關系不錯。后來想借兩千塊錢過渡一下，對方只說了一句：哥，我也不寬裕。之后再沒聯系。”

第三空間的消失，也加劇了孤獨。年輕人可以在咖啡館、書店、健身房里找到同溫層；而中年人又能在哪里找尋到同溫層呢，更多的還是一個人的向內求。

人到中年，很多人仍在努力掙錢、在崗位上發光發熱、在家中扮演“頂梁柱”的角色，但他們越來越像一塊塊漂浮的島嶼，被生活推著走，也慢慢失去了方向。

“你問我現在想要什么？”林崢點了一支煙對我說到：“我就想有一個地方，有幾個朋友，能聽你講廢話，哪怕什么正事都不聊。”

這聽上去像是一種奢望，但其實不過是對“人之為人”的渴求。在失去職業標簽、家庭義務、社交身份之后，中年人如果不能再被“需要”，是否還有資格被理解？

而這個問題，沒有人回答他，我也無法回答。也許，人到中年，注定要在沉默里尋找答案。

尾聲：一種不動聲色的堅持

在北京通州，一條通往地鐵的長廊上，林崢每天都能看到幾個熟悉又陌生的背影——早上五點半的清潔工，下午兩點還在送單的騎手，晚上下班回來提著菜的鄰居。沒有人打招呼，沒有人互相寒暄，但所有人都像是這個城市里的一部分齒輪，一步不差地運轉在同一個時鐘里。

他也曾想過換個活法，去二線城市買套房，開一家咖啡館，或者回老家幫親戚種田。但每當想到這些念頭，他就會迅速冷卻下來：“能動，是因為你還有幻想；不動，是因為你還有責任。”

趙立成也說過類似的話：“我走不開，我不敢走。”

這或許就是中年的本質：不是沒有退路，而是退無可退。

他們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每一個選擇背后，站著太多無法辜負的人。他們無法像年輕人那樣輕裝出走，也不再像老年人那樣徹底放手。他們肩膀上的重量，是孩子未來的學費，是父母醫院的押金，是夫妻間沉默而穩定的生活共識，是房貸、社保、每月固定支出的賬單。

“人這一輩子，其實就想有個位置。”林崢說，“不一定要出人頭地，但起碼能安心坐下來。”

但真正殘酷的是，城市的系統化更新，正在悄悄地將這些中年人邊緣化。職場潛規則是“35歲以下優先”，投資人喜歡“年輕有沖勁”的創業者，互聯網平臺在算法上偏愛“能卷會拼”的20+內容創作者。這個社會，正在快速朝著年輕化、數字化、高速更新迭代的方向狂奔，而那些走得慢的人，只能在身后看著自己被甩開。

他們也不是不努力，只是再努力，也很難趕上時代的下一班地鐵。

但這些中年人，仍在堅持。不是出于什么偉大的信念，而是因為“不能倒”。他們在生活的縫隙里尋找喘息，在朋友圈“隱身”，卻在家庭中強裝鎮定。他們明白自己或許再難“躍遷”，但只要能“維穩”，也就夠了。

林崢有一次說：“我現在的想法是，不被時代淘汰，也不拖累別人，能賺一點是一點，一方面給自己撈本，另一方面也是為孩子準備。”

這聽起來很微小，或許也是中年人的共識。

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當城市開始意識到“支撐社會的是這一批沉默的大人”，當我們開始用更寬容的眼光看待那些不再年輕、卻仍然奔跑的人，我們才會真正理解什么是“尊重”。

中年不是失敗，也不是終點，它只是人生最漫長的一段路。沒有聚光燈，沒有喝彩，也沒有人告訴你“你做得很好”，唯一能依靠的，是那一點點尚未熄滅的自尊心——讓人不服輸，不示弱，也不輕易離場。

他們活成了一種沉默的力量：不動聲色，卻在默默托舉著無數家庭與城市的基本面。

而這，也許就是一種了不起的成功。

（根據要求，上述受訪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