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都報道，洪范法律與經濟研究所近日舉辦線上研討會聚焦庭審沖突，被業內稱為“刨祖墳式”的辯護方式得到關注。會議共識認為，審辯沖突尤其集中于證人出庭難、證據審核認定難等程序性議題，反映出庭審中心主義的司法原則仍未嚴格落實。

“審辯沖突”為什么會愈演愈烈？來自法學界、實務界的此番研討，圍繞當下個案庭審過程中，表現尤為熱烈的審理方與辯護方的激烈交鋒展開，據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韓旭的統計，2010年至2022年，12年中審辯沖突案例為20件，而在2023年至2025年4月，三年未滿的時間段里，已出現16件審辯沖突案例，且“激烈程度和范圍亦在擴大”。

與“審辯沖突”相對應的一個司法專有名詞可能是“控辯對抗”，后者是現代刑事司法制度設計范疇中，控辯雙方為揭示個案真相、實現司法正義，而基于法律賦予的平等地位和權利，在庭審期間通過舉證、質證、辯護展開的制度型交鋒。但現在引發熱議的“審辯沖突”，則是讓本該基于居中地位的審判方，成為與律師沖突的主角，正如北大法學院教授陳永生所言，法院作為中立的裁判機構，應有一系列制度來確保法官的中立價值，從而確保審判的獨立性和中立性。個案實踐中，正是由于律師的辯護權利無法得到應有的公平對待，使得審判的中立性備受質疑。

易言之，有制度保障的“控辯對抗”無法在庭審實質化的秩序運行過程中得到制度性保障，才是“審辯沖突”不時出現的最重要原因。從庭上到庭外，從程序到實體，在此背景下，有律師在法庭之外收集辦案法官、檢察官及相關官員的違紀違法線索乃至公開舉報，業內稱為“刨祖墳式”辯護，被認為是審辯沖突的其中一種突出表現形式。

但事實上，收集辦案法官、檢察官及相關官員的學術不端、違紀違法等線索進行舉報，嚴格說來并非律師行使辯護權的一種法定方式。而更像是律師基于其公民身份，對涉事公職人員的一應違法違規行為行使的舉報、檢舉權利，是公民基于法律授權，協助有關部門查糾部分公職人員不當行為的積極參與，接受舉報進行如實調查，進而公布調查處理結果，是就事論事的應有態度。

2024年1月，江西鷹潭中院副院長劉某就被律師舉報，其在南京大學法學院就讀期間的碩士論文存在大面積抄襲，當年6月，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正式回應舉報，認定被舉報人碩士論文存在抄襲，構成學術不端，這一回應得到外界積極反饋。按照相關規定，學術不端行為與獲得學位有直接關聯的，將面臨依法撤銷學位的處理。對應到具體的司法人事任免，因學術不端行為獲得的學位學歷、職務職級，也需要對應給出說法。但截至目前，被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認定構成學術不端的涉事法官，2025年4月依然有以原司法職務公開活動的信息。

“刨祖墳式”辯護嚴格說來不是辯護，是行使公民正當權利，個案的調查也有了學術認定結果，有關部門對此的反饋就不能一拖再拖。庭審實質化中存在的問題要就事論事地解決，辯護權保障不到位就要采取措施讓它到位，舉報學術不端被查實也同樣該有個處理。

公正司法是所有法律從業者的共同使命，是社會正義的底線。對司法人員不當行為的檢舉不僅不是在“找茬”，反倒是幫助有關部門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是維護用人制度乃至司法機關嚴肅性的有益方式，確保違規行為一定會被處理，更是不讓“劣幣驅逐良幣”、維護其他司法人員合法權利的重要手段。不能把所謂“刨祖墳式”辯護強關聯到某些個案審理，任其人為復雜化，而要盡可能有一說一地應對和調查。庭審實質化當然要繼續推進、不斷深化，但司法人員的學術不端也要有一起查處一起，一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