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大同訂婚強奸案”今日入庫最高法案例庫，此案經一審、二審，確認被告強奸罪成立。

這起由訂婚引發的強奸案，在輿論中引發了強烈的關注，在這起非典型強奸案中，“性同意”權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同時，案件中諸如女方依然是處女以及STR未檢出等細節也引發民眾對此案定性的一些質疑。

特別是二審后，官媒集體以通稿形式對案件進行了7問7答的回應，引發了更大范圍的民間討論。其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首先，法官的回應更多的是對案件定性的確認，但對幾個關鍵證據的疑問沒有做出充分的釋疑，甚至回避了STR未檢出這一核心物證未做解釋，進而導致未排除合理懷疑的推斷；其二，對于公安在偵查階段程序上的瑕疵未有回應；其三，本案涉及了地區傳統習俗以及老派傳統思維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其實，此案的終身判決是符合目前中國對于強奸案認定的，通俗講，這類案件定罪的可能性幾乎就是百分之百，之所以引發了巨大的輿論質疑，很大的因素就是法院的釋疑工作過于模糊了，以公開的信息推斷，確實存在無法排除合理懷疑的成分。而此類案件又因為隱私的法定不予公開，民眾無法獲取更多、更準確的案卷信息，爭論實屬必然。

在后續的討論中，《中國婦女報》的一篇雄文又似乎將這一話題引入一個更為廣泛的輿論割裂中。“過去的同意不是同意”、“同意可以撤銷”，此類言論更是刺痛的民眾敏感的神經。

“性同意”究竟該如何表達？這不僅是一個法律問題，更是一個倫理問題。有人曾就此調侃，無論結婚與否，今后男女之間發生性關系是否需要簽一個事前協議？于是也有人反駁，簽了協議也可以撤銷。

“過去的同意不是同意”、“同意可以撤銷”，此種說辭都非標準的法律用語，但現實中，又不自覺的被運用到各類案件中。如何杜絕此種思維方式左右刑案的判斷，除了強化客觀證據的收集、固定，排除合理懷疑，無罪推定的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在非典型強奸案中，客觀證據的適用標準應當更為嚴格，從而避免陷入單一口供定罪的司法陷阱。

當然，我們的司法部門在回應公眾質疑時，少一些說教，多一點誠懇，或許可以避免更多塔西陀陷阱。

至于“過去的同意不是同意”、“同意可以撤銷”，這種極易引發負面效應的說辭，就別說了，這不是在普法，而是在制造對立。

總之，大同訂婚強奸案的影響可能會很深遠，今天這個案例入庫，我想，更多的是一種表態吧。